醉眼读书

书房不大。东墙整面书橱，西窗下一张老藤椅，皮面磨了三十年，泛着暗沉的光。

退居二线后，这里成了我的“衙门”。每天早起，泡一杯酽茶，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往藤椅里一靠，便是半日。老伴笑我：“年轻时没见你这么用功，老了倒补课。”我笑而不答，只翻一页书，闻见油墨和纸浆混着的、旧书特有的淡淡气味。

这气味很熟悉。十二岁那年初夏，我也是这样，靠着枕头，一页一页翻书。那时患了风湿，两腿僵疼，不能下地。

那两年读的书，如今大半记不清。《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心里堵得慌；《三国演义》里那些计谋，看到后来谁算计谁都糊涂；《西游记》倒是热闹，可唐僧赶走孙悟空那回，气得我把书摔在被子上。只有《水浒传》不同。武松打虎，指节捏得泛白；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心里替他叫好。那时不懂什么世道，只觉兄弟有难，就该豁出命去。

书是我的药。另一味，是酒。

那时没钱去城里大医院。父亲推着独轮车，吱呀吱呀，带我到乡间寻医。土路颠簸，父亲弓着背，车襻深勒进肩头。最终，中药泡进白酒，十天半月后，每天三顿，一顿一小盅。二十斤装的白色塑料桶，喝完一桶，再去打一桶。

酒烈，呛得我流泪。父亲蹲在门槛上，背对着我，说：“喝吧，喝了腿就不疼了。”

我不知道那些年喝了多少桶。只记得有一天，试着下地，扶着床沿站住了。又一天，能挪两步。再后来，能走到门外晒太阳，看草堆下老母鸡专注地寻食。

我竟好了。

这段经历，四十多年来很少对人提起。酒于别人是应酬，是助兴，于我，是起死回生的引子。那时我不知道，这酒往后还要喝几十年，越喝越不是当初的味道。

病愈后，回到学校。课本成了我阅读的全部。

那些年，人是往前赶着活的。考学，工作，成家，孩子出世。日子像一列慢车，咣当咣当往前开，窗外的风景来不及细看，已经闪过去了。偶尔也买书，也翻书，但心里总搁着事，读几页就放下。三十多年工龄，在各类报刊发表的心得，拢共不到十篇。

倒是酒没断过。

工作以后，酒从治病的药，变成了另一味药。人情冷暖，世故应酬，那些不好说、不能说、不得不说的话，都沉在杯底，一口闷下去。

记得那年年终，陪一大客户。包厢里空调开得足，红木圆桌转盘上摆着高档酒。领导递个眼色，我端起杯，说：“我干了，您随意。”对面的人笑着，杯沿始终没碰唇。那天喝了多少不记得，只记得散席后扶着洗手台，看自己涨红的脸，想起十二岁那盅呛出泪的药酒。也是这个姿势——低头，咽下去。只是那时父亲在门外，如今镜子里只有自己。

有过喝大的时候。第二天醒来看手机，通话记录里有几个拨给领导的电话，想不起说了什么，只能硬着头皮去办公室。领导没提电话的事，只是笑着说了句：“小李啊，酒这东西，是给人助兴的。”我点头，红着脸。

也有过醉后失言。酒劲上来，把平日忍着的话倒出来，伤了亲近人的心。次日酒醒，人家不提，我也不提。可那裂痕还在，像瓷器上的冲线，不触不碰，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某次酒醒，躺在书房地板上。书柜就在头顶，那些书脊沉默地排着，像一排等着开解的签。我没敢伸手。

更听过背后的议论。“他要是不喝酒，何至于现在这个级别。”传到耳朵里，我笑笑。笑别人？笑自己——竟让人拿喝酒当了我不成器的理由。

那些喝大的夜晚，多是陪领导、陪客户。酒醒后照旧写材料、跑现场。没人说我耽误过正事，只说我耽误了自己。这不是借口，这是那时候的活法。

如今退下来了，那些酒局也散了，像潮水退去，留在沙滩上的，只有三五知己，和这满橱的书。

书在橱里等了三十年，酒在瓶里困了大半辈子。潮水退去时，沙滩上只剩月色。

前年退居二线，第一件事，是站在书橱前发了很久的呆。

玻璃橱门映出我的脸，两鬓已白，眼神却静了。年轻时读书像赶路，中年时读书像欠债，如今读书，才像回家。

我开始一本一本翻那些买了没拆封的书。有些塑料封皮还裹着，撕开时“刺啦”一声，像开一瓶陈年的酒。有些书页泛了黄，边角卷起，是当年读了一半折在那里的，一折就是多年。

我也上网买新书，更多是去旧书市场淘。扬州虹桥坊附近有家旧书店，老板认识我。我一去，他们就从柜台底下摸出特意留的版本。我淘过一套2007年印的《扬州古巷风情（上、下）》。扬州古巷深处，那些渐行渐远的老行当、老玩意、老吃刮、老风情，被王喜根先生构筑成一座纸上永不沉没的非遗“百宝箱”。作为扬州人，我写下《运河城市的纸上烟火：王喜根〈扬州古巷风情〉的非遗史诗》，发表于《扬州运河文艺评论》。不久，王喜根先生自南京赴扬，送我一本刚发行、亲自签名的二十八万字新作《邵伯古镇风情》。翻开书页，一股深沉的情感扑面而来——那不是古镇风物的记忆，是一位游子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漂泊半生后，他用笔墨完成了一次文化返乡。于是，我写下《饱蘸深情书故里——王喜根〈邵伯古镇风情〉读后》，发表于新华报业《江南时报》。如今，古稀之年的王喜根先生视我为文友。

我每天坚持读书，做笔记，写心得。老伴说，你这比上班还忙。我笑着说，上班是还债，现在是领利息。

2025年，这一年写的文章比前半生加起来还多。发在哪里、得过什么评价、获过哪些奖，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王喜根先生从南京赶来，递给我那本签名的《邵伯古镇风情》时，窗外正是扬州秋天。

有意思的是，这年吧写的那些文章里，写故乡的，许多写到父亲推着独轮车的背影；写友情的，大多写到酒；写读史的，总绕不开那部《长短经》。

《长短经》是唐朝赵蕤写的。他不是高官，不是名臣，一辈子隐居山野，教书为业。却写了一部讲谋略、讲识人、讲用权的书。据说李白曾跟他学纵横术，师徒二人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这书我年轻时读过，没读进去。那时以为谋略就是耍心眼，识人就是看人下菜碟，不屑。如今，已花甲之年，再读，才读出字缝里的慈悲。

《知人》篇里说，想看清一个人的底里，有八种方法。最后一条是：“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八个字，搁了千年，还扎心。

平日里人穿铠甲、戴面具。酒一下肚，铠甲软了，面具松了。有人沉默，有人话多，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摔杯骂座——都不是酒的问题。

我放下书，在窗前坐了许久。

想起父亲。他这一生几乎滴酒不沾。每晚给我倒完那一盅药酒，他坐回门槛，抽一锅旱烟。那酒是给我的，那份沉默也是。偶尔我让他也喝一口，他摆手，说：“这是给你治病的。”他这一辈子，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子女，自己从“不舍得”享用半分。他“醉之以酒”会是什么态？我永远不知道。但他把“态”活成了一生的行状。

读《长短经》那阵子，我正琢磨酒与人性这个题目。书读得多了，笔下便有了分晓。

细察史籍文墨，酒中所显之态，约莫四类：

谋略之醉，醉在酒杯里，醒在棋局中。宋太祖一杯酒，收了宿将兵权；项羽鸿门一宴，放了刘邦生路。杯中有弓刀，盏底藏玄机，醉是假，谋是真。这路醉态，不是真醉，是不敢真醉。

豪侠之醉，是以酒为誓，以身殉义。荆轲饮于燕市，酒酣而歌，歌罢西去易水，不复还；武松过景阳冈，十八碗酒后赤手毙虎。这路醉态，是酒壮人胆，胆壮人魂，醉是真醉，义更是真义。

文雅之醉，醉在山水，醒在诗书。陶渊明抚无弦琴，醉眼问童子：“此中但有酒，何劳弦上声？”李白邀明月对饮，喝到酣处，天地都是他的酒友。这路醉态，是把自己喝小了，把天地喝大了。

世俗之醉，是我们多数人的醉。婚丧嫁娶，升迁饯行，无酒不成席。醉意里有悲欢，也有应付；有真性情，也有假客套。这路醉态最杂，三教九流，尽在其中。

写完这四类，我搁了笔。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书房的台灯亮着，照着电脑屏上的文字。我忽然问自己：你属于哪一类？

想了很久，竟答不上来。

我将《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篇心得发给中国作家网，幸得编辑老师青睐。

我的酒，十二岁是药，三十岁是工具，四十岁是借口，五十岁是负担，六十岁——六十岁，它是什么？

它不是谋略，我从未用它算计过谁。不是豪侠，我平生不近拳脚。不是文雅，我酒后写不出诗。只是世俗。和万千普通人一样，为生计喝过，为人情喝过，为解乏喝过，也为高兴喝过。醉态不美，酒醒后的早晨，也尝过懊悔的滋味。

可奇怪的是，如今写这些文章，竟多篇离不开酒。我才明白：我写酒，其实是写人。写父亲弓着背推独轮车的背影，写那些酒桌上后来失散的朋友，写那个十二岁靠酒活下来的少年。酒是一条线，把我这五十多年穿了起来。

《长短经》教会我的，不是如何“以酒观人”。它教会我的是，观人之前，先要察己。我写过那么多醉态，最后要写的，是我自己的醉态。

那些年，我不是不知道酒多伤身。可还是喝了。为什么？

那个十二岁的少年，他靠酒活下来，此后一生，对酒怀着一份说不清的亲近。

我喝的不是酒，是我欠自己的一条命。

这个念头一起，许多事都释然了。

我不再自责那些年的醉，也不再在意旁人的评说。级别高低，文章多寡，都是身外事。只有书与酒，一静一动，一文一武，陪了我数十年，还要继续陪下去。

如今读书，不再求甚解。年轻时读书像攻城，非要拿下不可；现在读书像访友，翻几页，聊几句，合上书，各自安歇。有时读着读着，想起父亲，想起旧友，想起某个酒后的夜晚。书是引子，引出心里的陈年旧事，慢慢想，慢慢品，像温一壶老酒。

如今喝酒，也不再需人陪。晚饭时独酌一小盅，不是药，不是应酬，是想起了就喝。老伴有时陪我坐一会儿，有时不。我买的酒多是本地产的，不贵，但醇。倒进白瓷杯，看它在灯下微微泛青，像故乡春天池塘水的颜色。

我常想起《长短经》里那八个字。年轻时读，是知识；中年时读，是道理；如今读，是镜子。镜中照见的，不是醉态，是这六十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自己。

壶中有日月，杯中见乾坤。这话说得大，可落到寻常人身上，不过是日间读书，晚间饮酒，心安理得过日子。书里那些千年前的谋略、成败、生死，离我很远；杯里这点微醺的暖意，却很近。

“醉之以酒，以观其态。”

父亲这辈子从没读过《长短经》。可他用一辈子，让我读懂了那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