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野生杨梅

       妻子把一盘洗净的杨梅(乡人谓之酸杨蜜)放在我的面前，盘子里的杨梅果粒硕大、颜色深黑，饱满得快要渗出汁液。我拈起一枚，也拈起了儿时有关家乡和杨梅的记忆。
       我的家乡在段家庄村，它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坐在一把古老厚重的椅子上，双目直视着前方。村左、村右是两座不高不矮的小山，犹若椅子两边的扶手，老人的双手自然地搭在扶手上，显得庄重而威严。村后则是连绵的龙海山，成了椅子坚强厚实的靠背，老人的头颅和脊背，就靠在龙海山上，安稳而又舒适。村前是悠悠流淌的南盘江水，阻断了通向远方的路，却阻不断乡人看向远方的目光，没有桥，就用船渡，从此岸到彼岸，从彼岸到此岸，经久不息。当然也偶有打鱼的渔船，载着鸬鹚(乡人别有称呼，谓鱼老鸹，形象而又生动)，渔家驱赶入水，再出水面时，脖颈鼓鼓囊囊，渔人喜而取鱼，或者撒网入江渔之。
       家乡的小山上，家乡的龙海山上，多的是野生的杨梅树。高大的白松树、青松树、水冬瓜树织就的缝隙间，野生的杨梅树见缝插针，把它们的根扎进泥土，不怕贫瘠，无惧风雨，一丛丛，一蓬蓬，葳蕤生长。哪怕只有一丝丝阳光，也能让它们精神焕发。春天，遒屈黝黑的老枝上抽出嫩绿的新枝，新枝上再缀上十数片椭圆的新叶，新叶不大，约有成年人大拇指的指肚大小，形状也与指肚差不多。叶片上的纹路，犹若大拇指指肚上的指纹，有的成圈，圆满，有的歪斜，通风，有的断开，漏财。随着新叶由翠绿过渡到苍绿，新枝上就会缀上一串串毛绒绒的小家伙，犹若一条条绿色狭长的毛毛虫抱在枝条上。摸上去，有点粘手，但是没有扎人、瘆人的感觉，那是杨梅树的花。不久，那些新枝上就会挂上一个个绿生生的小球儿，有的成串，若葡萄，有的成团，紧抱在枝头上，有的只有一两颗，则显得形单影只。沐浴着有限的阳光和雨露，聆听着丛林间的风声，它们在渐渐地长大。
       夏秋季节，山间的草丛里，撑起了一把把“小雨伞”，松鼠们品尝着又香又甜的松仁果，鸟儿们啄食着红彤彤的鸡嗉子果时，杨梅们也胀红了脸，把自己的骄傲弱化了许多，或隐在枝叶间，犹抱琵琶半遮面，或低下高贵的头颅，不再酡颜朝天。它们不大，约有成年人的小拇指脂肚大，身上布满了一个个凸起，散发着晶莹剔透的诱惑。绿色的杨梅酸涩苦硬，熟透的杨梅则是甜润多汁。不过有的杨梅会伪装，它们把自己高举在枝头，亭亭玉立，颇有鹤立鸡群、不可一世的样子。向着阳光的一面鲜红欲滴，背着阳光的一面则是黑绿深邃，不知情者摘一颗咬之，那种苦涩酸硬的感觉便会在一瞬间，俘虏你的味觉，直吐舌头呸呸呸，连连摆手拜拜拜，便是你那时唯一能做的事了。这种杨梅，乡人们从来是不会正眼相瞧地，轻蔑地把它们叫作“火把红”。和人世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的竖子们颇有一比。
        小时候，我常跟着母亲、哥哥、姐姐们去山上拾菌子，常常会遇到熟透的杨梅，顺便吃一些，也会顺便摘一些带回家。它们成了我们童年时最常享用的水果。从树上摘一颗，扔进嘴里，有时吃掉果肉，吐出果核，有时连果核一起吞进肚里，也无须担心肚子里会长出杨梅树来。有时也会专门去摘杨梅，带到街上去卖，一碗一角钱到五毛钱不等。
       有一次，记不清是大姐还是母亲去拾菌子，菌子没拾到，却摘回来一大提箩又红又大的杨梅，馋涎欲滴的我找来一只碗，挑了一满碗独自躲到一边大快朵颐。等我“肚”满意足地坐到餐桌旁时，饭菜已摆上桌，竟然还有一盘香喷喷的炖鸡肉，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送进嘴里，却发现怎么也嚼不动，倒把牙齿折腾得酥酥麻麻。原来因为贪吃，牙齿都酥得罢工了。我懊恼地看着家人们吃着鸡肉、喝着鸡汤，恨不得把那些该死的杨梅，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粉身碎骨。要知道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要如此改善一次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怀着满怀恨意恶狠狠地喝了两碗鸡汤才肯罢休。有一次，二姐跟妻子聊天，二姐说起我小时候不吃姜，她们炒小炒时故意把姜剁成米粒状切成姜丝的趣事，我在尬笑的同时，忍不住想起因杨梅而废鸡肉的旧事，仿佛那也是家人们为我设计的陷阱一样。
       如今，在我工作的地方，四围也是长满树木的小山，小山上也有山珍，松子、山核桃、鸡嗉子、鸡枞、干巴菌、见手青……当然也还有野生的杨梅。某天，妻子去拾菌子，顺便带回了一把杨梅，别致丰满，口水在嘴里打转转的我忍不住拿起一颗来，丢进嘴里，刚一咬开，却酸得吐了出来。它的原生的、天然的酸已彻底征服了我的食欲。我知道我的口味，我的唇舌，我的牙齿，我的肠胃，我的身体已经不能胜任它的威力了。时间在不知不觉间，偷走了我的青春和青春的无所畏惧。
       算了，我还是吃一颗改良后的又红又大又甜又软的家养杨梅吧！我从记忆里脱出身来，把拈起的大个子杨梅放进嘴里，没有酸，没有涩，没有苦，只有甜，没有坚硬，只有软糯。我举起白旗，向记忆里的野生杨梅告别、妥协，向四围的小山上的野生杨梅认输、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