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馆之宝

在华夏大地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同一座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艺术殿堂，静静矗立。它以143万余件藏品，宛如一部部立体史书，诉说着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与辉煌成就。其中，十大镇馆之宝更是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文化星空中最为耀眼的星辰。

站在国博北门的台阶上，望着晨光里舒展的白墙红檐，忽然想起那句“还得是中国”。国博虽免费开放，我提前三天在手机上完成预约，屏幕里跳动的电子门票是这场文化之约的凭证，心中满是激动——这处占地近二十万平方米的建筑，藏着时光的碎片，而我即将用一双脚，去丈量那些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人群里有人说“一天根本看不完”，可我心里清楚，有些相遇，不必求全，只需一眼，便足以在记忆里生根。

走进国博，仿若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之旅。为不错过这场文化盛宴，我特意做好了步行参观的准备，从地下一层按年代顺序开启探索——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西周，再到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方能领略这座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所蕴含的无尽魅力，感受“还得是中国”的文化自信。

最先撞进眼帘的，是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玻璃展柜前早已围满了人，它果然是展馆里人气最旺的存在。1957年从北京定陵出土的凤冠，是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珍品，四百多年后依旧鲜艳得灼眼。它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底径23.7厘米，4414颗珍珠像揉碎的月光，115颗红宝石似凝固的火焰，总重2320克。“凤凰于飞，翙翙其羽。”指尖不自觉地贴在玻璃上，冰凉的触感却挡不住心头的震颤——直到听见旁边老人说“这上面的翠羽，是活拔的”，才猛然惊醒。原来那抹灵动的蓝，来自翠鸟颈后羽毛，活禽拔羽，取尽即亡。美与残忍在此刻拧成死结，喉咙忽然发紧，再看凤冠时，流光溢彩里竟浮出细碎的血色。凝视凤冠，“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般的奢华与无奈涌上心头，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审美与代价有了深刻的认识。

转身撞见四羊方尊，商代的青铜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的它，四只卷角羊稳稳驮着方口，每边边长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羊角蜷曲的弧度里，藏着古人对吉祥的全部注解。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象征吉祥、善良、知礼、孝顺；尊为酒器，如此复杂的方尊，常置于祭祀祭坛之上。听讲解员说它曾被出价三十八万大洋，心里猛地一缩——民国时两千袁大头就能换王府井的四合院，那这方尊该值多少座城池？可当目光落在它颈部断裂后又修复的纹路时，忽然懂了：它的珍贵从不在价码，而在历经劫掠仍能站在这里。就像此刻站在它面前的我，指尖划过展柜的弧度，仿佛触到了一个民族跌跌撞撞却从未弯折的脊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四羊方尊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承载着古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

地下一层的灯光渐暗，金缕玉衣在幽光里泛出玉的凉。汉代的匠人把4248片玉打磨得温润，再用约1.1公斤金丝缀成铠甲，全长1.88米，以为这样就能留住不朽。这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在两汉时期最为兴盛。“玉，石之美者，有五德。”盯着那些细密的金丝，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说“玉能养人”，原来古人对生命的执念，竟精致成这般模样。它是首批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之一，讲解员说“只有皇帝能穿”，可我看着玉片间磨损的痕迹，倒觉得它更像件温柔的衣裳——穿它的人或许怕黑，才让玉片在地下墓室里，替自己守了两千年的光。这件金缕玉衣，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丧葬文化与古人对永生的追求。

转角处的红山玉龙，是猝不及防的惊喜。1971年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土的它，蜷成一道碧绿的弧，距今已有六千年。它高26厘米，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其出现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实物支撑，为驳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质疑提供了关键物证。讲解员说它“给了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人一记耳光”，我却盯着它圆睁的眼笑出了声——这哪里是耳光，分明是个调皮的证明，像孩童举着糖果说“你看，我早就有了”。指尖在玻璃上摹画它的轮廓，忽然明白为什么叫“龙的传人”：这六千年前的岫岩玉里，藏着我们血脉里的骄傲，连呼吸都带着远古的回响。自红山文化龙形玉器被发现，我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这尊玉龙，线条简洁流畅，造型独特，仿佛蕴含着远古神秘力量，承载着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与信仰。

东汉的击鼓说唱俑前，我站了很久。1957年四川出土的它，盘腿而坐，左臂抱鼓，右臂高抬，嘴角咧到耳根的模样，让周遭的空气都染上了笑意。听人说“这是最早的说唱”，忽然想起夜市里弹吉他的少年，原来两千年前的快乐，和今天如此相似。陶土的脸上还留着匠人手指的温度，仿佛下一秒就会张嘴唱出声，把生活的苦都化作嬉闹的调调。摸了摸自己笑酸的脸颊，才懂最珍贵的文物，从不是冰冷的古物，而是能把暖意传到今天的心跳。它就像一位穿越时空的欢乐使者，为我们带来古代民间娱乐文化的鲜活气息。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前，我盯着那滴绿釉出了神。1959年陕西出土的它，驼峰上的胡人汉人挤作一团，组成了当时的“跨国男团”，中间那人衣服上的釉色，不小心滴在下面人的帽檐上，一挂就是一千多年。唐三彩作为随葬品，不仅色彩绚丽、造型逼真，更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反映了唐代经济文化以及胡汉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唐代开放包容文化政策的生动写照。讲解员说“这是丝绸之路的见证”，可我心里想的是，原来古人也会有这样的小意外，就像我喝咖啡时洒在书页上的渍痕。时光带走了多少故事，偏偏留下这滴釉色，让千年后的我们，能窥见那时工匠低头时的慌张与无奈。

人面鱼纹彩陶盆躺在幽蓝的灯光里，1955年西安出土的它，明明是新石器时代的儿童棺盖，距今约六千年，却美得让人心颤。它可不是古人洗手洗脸的器物，人鱼合体的图案线条稚拙，像孩子随手的涂鸦，可讲解员说“这是给亡童的守护”，鼻子忽然一酸。想象六千年前的母亲，把夭折的孩子放进盆里，轻轻盖上这陶盆时，会不会对着鱼纹许愿，让鱼儿载着小小的灵魂，游向没有病痛的地方？陶土的边缘被摩挲得光滑，那是时光也温柔的证明。它仿佛是远古文明的密码锁，等待后人解读，从中探寻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也是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

陶鹰鼎前，我差点笑出声。1957年出土时被当作喂鸡的瓦盆，清理后才露出鹰首的锐利——原来最勇猛的灵魂，也会藏在最朴素的模样里。它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雕塑珍品，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实则是古人用于祭祀的礼器，兼具储物功能。2001年它随“中国文物精华展”赴瑞士展出，为申奥助力，民间有说法称其曾被考虑作为吉祥物元素，难怪看着它总觉得亲切。指尖在展柜上比划它展翅的样子，忽然懂了：远古的先民将礼器塑成雄鹰模样，是想让每一顿饭里，都有冲向天空的勇气。这只陶鹰鼎造型逼真，雄鹰展翅欲飞之态呼之欲出，体现了远古时期高超的雕塑技艺与独特审美。

后母戊鼎前，脚步是沉重的。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它，因对铭文释读不同，曾称“司母戊鼎”，现国博展品标注为“后母戊鼎”，832.84公斤的青铜身躯，在灯光下像座沉默的山。它是我国第一批禁止出境文物，作为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之王”，是商后期青铜器的代表。讲解员说它是“青铜之王”，可我只看到那些饕餮纹里，藏着多少工匠的汗水。闭上眼，仿佛能听见商代的熔炉在轰鸣，有人举着坩埚奔跑，有人用模具固定陶范，才让这庞然大物在三千年后，仍能震得人心脏发紧。它充分彰显了当时中国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遥遥领先，承载着古人对祖先的崇敬与对国家的忠诚，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大盂鼎前，我试着辨认那些古老的字。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以其291字的长篇铭文成为西周早期重要礼器，同样是国家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鼎上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最早的文献。直观再现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为研究周代礼制提供了重要资料，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一窥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就像古人说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大盂鼎，我们能更好地追溯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

夕阳为白墙镀上金边时，我终于坐在了国博的台阶上。腿像灌了铅，可心里却轻盈得很——那些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细节，原来都在悄悄告诉我：为什么“还得是中国”。人群里有人对着其他展区文物拍照，有人指着佛手造像惊叹，还有人凝视着高大的皇帝画像感慨细节的精妙，而我想起那滴挂了千年的绿釉，那顶沾着翠鸟血的凤冠，忽然明白：国博最珍贵的，从不是文物本身，而是站在它们面前的我们，能在时光里，读懂自己的来处。

夕阳西斜，台阶上的人影渐渐拉长。心想着手机里的电子门票凭证，掌心还留着红瓦投射的暖意。原来有些相遇，真的不必求全，只需这一天的时光，便足以让那句“还得是中国”，在心里生了根。国博十大镇馆之宝，宛如十把钥匙，打开历史大门，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穿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是民族的骄傲。

让我们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文化的热爱，继续探寻中华文化的无尽奥秘，让这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