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明的星河长卷中,总有典籍如北斗矗立,以文明的重量丈量历史的纵深。于我而言,《永乐大典》正是这样一部矗立如碑的鸿篇——它不仅是一部纸页相叠的古籍,更是文明的坐标、智慧的图腾,是每次回望时,心头最震撼的那束光。然而,这束光也曾被卷入尘世的尘埃——后来,我在拍卖直播里听见槌声沉沉——两卷嘉靖副本、仅二百余页楮皮纸,竟以逾五千万元人民币成交。我把竞拍界面最小化,心跳仍跟着槌声走,却忍不住去找它的来历,点开国家图书馆发布的纪录片,拍卖师指给镜头看那一道穿过某页大字捺脚的虫裂,说“就这一页,估价六十万”——裂缝像划在我指纹上。我蓦地抽回视线,指尖一抖,才想起把界面最小化。这惊人数字的背后,从不是纸墨的重量,而是一个民族对文明根脉的极致珍视,更是这部大典分量万千的最好印证。
它不仅是书,更是规模空前的类书,系统汇编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每次它在世界舞台上亮相,都牵动着收藏界和全体国人的心。当我第一次听闻《永乐大典》的故事时,内心便被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所填满。这震撼的背后,是跨越六百年的文明接力。镜头切回纪录片,时间指针被AI拨到1405年,我点下“播放”键,展厅灯暗,纪录片片头一声远钟——借助AI技术,纪录片将时空压缩,1405年的南京午门与1420年基本竣工的北京午门在数字长河里重叠为一。刚刚继位的明成祖朱棣,在盛世修书传统的影响下,决心修一部巨著以彰显国威、造福万代。镜头并未停留,纪录片继续以AI缝合的笔触,给解缙补了帧——那位十四岁能诵千言、被洪武帝亲口赞为“神童”的解缙,如今被技术在眼角添了一粒墨点,像没来得及擦干的泪,把“神童”两个字晕得模糊。镜头拉远,皇城曙色涌入窗棂,解缙已捧敕命,迅速组织人手开始编纂。然而,初成的《文献大成》未能让朱棣满意。于是,朝野上下动了起来,队伍里有朝廷官员、学者、生员、医生、艺人,他们分工合作,广寻古籍,将当时所能收集的近八千种典籍汇于一堂,全以手抄记录。他们首创类似现代“搜索引擎”的编排法,以韵书的韵目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每个关键字下辑录原书片段,再按读音排列,堪称现代搜索引擎的雏形。
鼠标滑到国家图书馆数据库里的《进表》影印件,三页人名榜,墨迹轻重不一。指尖停在“徐善述”最淡的那一笔——这位曾参与《永乐大典》编纂的学者,墨迹淡得像他在深夜偷偷打盹时笔尖松了劲,2180余名参与者里,只有这点藏在纸页间的疲惫叹息被我听见。据《进永乐大典表》记载,全书共22937卷,凡约3.7亿字,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另含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我无意间瞥见右下角,系统悄悄给它起了昵称:“纸山”。我未曾搬动,却在那晚梦见自己站在一座看不见的纸山上,风把每一页吹得哗啦作响,像无数人在我耳边同时开口,又同时闭嘴。醒来时,屏幕仍亮着,光标未动,耳边仍似有余声,耳边的余声像未散尽的简册墨香,引我记起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永乐大典》正是这样一座文明丰碑,照亮了我们探寻古代智慧的道路。它涵盖先秦至明朝两千余年的历史,是文学艺术的绚丽画卷,是哲学宗教的深邃思索,更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全方位知识,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我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和毅力是如此令人钦佩,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完成这样的巨著,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我把数据库里的高清影印本放大到全屏,书脊顶住胸口,像一块沉甸甸的碑——刚好抵在心跳上方。我正想伸手翻页,指尖却先触到历史裂缝的冰凉。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随之北上,存放于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发生大火,原稿本焚毁,北京的《永乐大典》正本成了唯一存世版本。为防不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瞿景淳为总校官,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等109人重录副本,历时五年完成,隆庆元年(1567年)告成,副本藏于皇史宬,正本仍存文楼。然隆庆之后,万历初年,文楼屡经搬迁,正本遂渐隐人间,至明末竟无片纸可考。自此,《永乐大典》副本长期封存于皇史宬,至清雍正年间被重新发现。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部分馆员借辑录佚书之便私自抄录甚至盗藏,导致副本首次系统性流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数量锐减;同治年间又有学士私自携出,短短二十年间,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便由光绪元年核查的约5000册骤减至光绪二十年的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翰林院被焚毁,仅存的300余册遭战火损毁或被掠夺,残卷散佚至英、法、德、日、美等国。至1912年京师图书馆首批接收时仅存60册,至1920年前后累计接收64册,书叶上的虫蛀与裂痕,刻着庚子年那场文明的浩劫。那些被劫掠的册页,有的成了巴黎沙龙里的东方奇珍,有的辗转于东京古董商的檀木匣,更多湮没在战火与贪婪的阴影中。这段历史令人痛心疾首——文明的瑰宝在战火中支离破碎,文明的传承之路竟是这般坎坷。
然而,文明的火种从未熄灭。我在数据库里点开一张袁同礼的黑白照,鼠标箭头正好停在他领口褶皱里——仿佛那份辗转千里的木箱清单,就藏在他领口的折痕里,随他一起喘息。领口折痕里,时光倒流回建炎南渡——从宋人“负箧曳屣”护送《金石录》等典籍,到袁同礼的“木箱万里”守护《永乐大典》,中国文人以身接力,把“藏书”写成了“藏天下”的文明承诺。宋金战乱时期,李清照与赵明诚冒死护送《金石录》所载文物南渡,“宁可负箧曳屣,不愿委弃鼎彝”,这种“有疑必鉴,有难必拯”的守护精神,在《永乐大典》六百余年的传承中一脉相承。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无数国人为保护现存卷册和收回散佚的《永乐大典》殚精竭虑。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组织员工,将存世《永乐大典》等古籍装入特制木箱,辗转上海、南京、重庆,万里迁徙,部分暂存美国以避战火,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回归祖国。如今其主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守护行动见证。我深深被这些先辈感动——他们以血肉之躯筑就文化传承的丰碑,堪称文明守护的英雄。
1951年,张元济领衔,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给国家,民间护书热潮由此掀起:周叔弢、赵元方、张季芗、郑广权、王富晋、陈李蔼如、赵玉林、顾子刚……一批批藏家相继响应。同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及东方研究所将1900年沙俄军队及后来日本古董商流出的63册分三次归还我国;1954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时,亲手交回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更是以毕生之力投入整理与保护,组建专家团队,建立“整旧如旧”修复原则,为新中国培养了杜伟生、朱振彬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古籍修复专家,让损毁的古籍重焕荣光。这些无私奉献的人们,他们的善举和努力让《永乐大典》的传承有了希望,他们是文化传承的英雄。郑振铎在1958年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他生前最后一篇日记仍记挂着“湖”字卷的修复。
进入新世纪,数字化浪潮给残卷带来第二次生命,但文明的温度始终在纤维里呼吸。2015年启动的仿真影印工程,通过矿物颜料复原朱墨双色,使233卷典籍重现明版神韵,目前《永乐大典》共仿真影印233卷,约占存世卷帙三成,未来拟实现全覆盖。
2023年2月,“《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在国家图书馆正式发布,运用多光谱扫描技术,将虫蛀、水渍痕迹转化为数字修复坐标,读者可在线查阅高清文献;AI校勘系统通过比对全部存本,已补全1237处残损文字。同年,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资助的《永乐大典》馆藏“湖”字卷修复完成,修复团队对书叶用纸进行纤维分析检测,采用纳米纤维素加固技术,在0.1毫米级裂缝中注入竹纤维,让600年前的楮皮纸重获新生,并复原织造出与原件相似的绢料,为后续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此外,字节跳动技术团队开发的“典籍时空导航”,让用户可基于明代文渊阁遗址数字复原的虚拟场景,探访类似嘉靖年间文渊阁的场景,见证3D复原的典籍抄写场景。
我没有摘下VR眼镜,仍站在数字文渊阁的暖光里。指尖划过空气,屏幕里的虫蛀痕迹却真的凹陷下去,600年的纸纤维在0.1毫米的裂缝里轻轻呼吸——所有守护故事,被这一句“珠还合浦,历劫重光”压成星火,烙在视网膜上,久久不熄。从解缙、姚广孝的文献编纂,到郑振铎等学者的典籍守护,再到当代修复师以显微镜续写文明,这部承载民族千年智慧的巨著始终闪耀东方精神,更印证知识长存的铁律。像素闪烁着数字的冷光,纤维在微光里呼吸,更大的命题却已浮现:我们该如何把这份数字化的火,继续传递下去?原来,无论数字的冷光,还是灶膛的暖火,只要人心向光,就能把字句养得锃亮。我摘下眼镜,屏幕黑成唯一光标,3.7亿字,最终在黑屏上凝成一粒光标,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只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灶台旁一本缺页的《新华字典》——火能毁,也能养,原来所有文字,到最后都想回到火边。当《永乐大典》的光辉穿越数字云端,照亮世界舞台时,我们终于懂得:这不仅是3.7亿字的文明史诗,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根脉的生死守护。——让我们携手同行,让这部承载着“百川归海,和合共生”智慧的巨著,永远照耀人类文明的星空。
当那些跨越六百年的守护故事,最终化作笔尖流淌的韵律,我们终于读懂文明传承的真谛。解缙案头的烛泪、郑振铎日记里的墨迹、修复师显微镜下的纤维,都在数字云端凝结成永恒的星轨。我屏息凝神,将未竟的文明回响凝练成八行诗句——
七律·赞永乐大典(平水韵)
朱棣修书翰墨香,
群贤毕至聚华堂。
博搜今古两千载,
细纂雄篇亿字长。
韵统百科包海岳,
籍融诸艺远流芳。
历经劫火灵辉在,
中夏文明续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