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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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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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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毛主席画像

黎明像一柄被岁月磨亮的青铜钥匙,轻轻旋开夜的巨锁。薄雾轻移,天安门广场像一幅巨画在眼前徐徐展开,等待晨曦把第一行金箔般的亮光镶在卷首。我踩着微凉的花岗岩步道,心跳却比脚步更早抵达——广场尚未完全苏醒,而我的血脉已先一步沸腾。风从天安门城楼的檐角滑下,掠过旗面,五星红旗像一簇被点燃的火焰,猎猎作响。那一刻,我并非踏进广场,而是脚步一轻,与这幅渐次苏醒的巨幅长卷迎面扑个满怀;长卷尽端,毛主席画像高悬城楼,像一轮破晓的朝曦,跃出历史的地平线,将万丈光热徐徐斟进我的眼底,也斟进身后亿万双同样滚烫的眼睛。我抬脚,便上了外金水桥——让心跳先慢半拍,好让六百年的风从指缝间漏过去。

要真正走近那轮“朝曦”,需先穿过广场的晨光,踏上玉色栏板掩映的外金水桥。刚到桥心,脚步便像被这座横跨六百年光阴的桥轻轻系住。指尖抚过汉白玉栏杆,凉润的触感里似还存着永乐十八年(1420)的灰浆温度:这桥与城楼同年落成,初时城楼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之意。清顺治八年(1651)城楼改称天安门,寄寓“安邦治国”之愿。整座城楼连城台总高约27米,其中城台高10米、木构城楼高17米,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暗合“九五”之尊的规制[注:据北京市文物局2013年大修测绘]——我把手掌贴在城砖上,像贴在一张滚烫的年表,指尖反而被凉意轻轻烫了一下。城台中间门洞曾驶过帝后凤辇,长安左门外曾张挂传胪金榜,状元便是在此刻赢得“独占鳌头”的荣光;两侧门洞专供宗室王公与三品以上官员通行,唯有金水河的水自玉泉山而来,既载过明清的月色,又映着共和国的晨光,此刻正把城楼上“朝曦”的光晕揽进波纹,像给岁月长卷钤上一枚鎏金印鉴。

水纹一褶,像替我翻开下一页;而我把视线从书页里拔出,重新对准那枚悬在空中的“朝曦”——这一次,不再只是仰望,而是想亲手量一量它的刻度。涟漪里晃着城楼的剪影,也晃着“朝曦”的轮廓。忽然觉得,自己像极了这河面上的一滴水珠,既沾着岁月沉淀的凉意,又裹着“朝曦”洒落的温热——六百载皇朝史在脚下堆叠成厚重的册页,而我只是新添的、轻轻的一笔,却有幸被这道光轻轻拂过。就在这时,那“一笔”忽然被注入滚烫的温度:抬头越过桥栏与飞檐,毛主席画像在晨光里愈发清晰,周遭的车流声、人群声瞬间退成遥远的背景,唯有心头热流翻涌,眼眶忽然一热,却又被自己悄悄忍住。恍惚间仿佛听见历史的风掠过耳畔,而无论我站在桥的哪一端,“朝曦”的光辉总能穿透时光与人群,稳稳落在我心上,温和得像晨光漫过河面,坚定得像山河立在地平。

这“朝曦”并非抽象的光,而是能触到轮廓、感受到分量的存在。从前远观时,总觉得它与城楼浑然一体,直到此刻凝神仰望,才真正感知它的体量:常人嘴唇不过5厘米,画像上的唇线却有约90厘米长,是寻常人的十八倍。连同支撑钢架与夹胶玻璃外罩总重约1.5吨,其余尺寸皆按比例倍增——高可齐城楼屋檐,宽能与城台门洞并肩,真正站在它面前,才懂何为“气势恢宏”。我下意识地退后半步,仿佛不后退,就容不下那份扑面而来的辽阔。阳光为它镀上暖金,也被那层高透的防紫外玻璃轻轻滤过——五十年来,一层一层,像为领袖加披的无形战袍。可数字终究是冰冷的,唯有站在外金水桥前,看画像在蓝天下舒展,才能懂何为“肃然起敬”:它不是简单的画布,而是亿万目光的汇聚、无数心绪的寄托,每一笔色彩里,都藏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

然而,敬意若只停留在震撼,便辜负了那幅画布背后悄悄流动的长河。真正走近它,要先走进每年夏天那一场静默的仪式。这份深情的背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坚持。每年6月,工作人员便开始搭建脚手架;7月,画师们进入专属工作室创作;国庆前夜,吊车缓缓升空,旧像悄然退位,新像庄重就位——这项仪式已默默延续五十余载。夜里,脚手架像一座沉默的编钟,风撞上去,发出的却是轻不可闻的“咚”一声,像替历史补了一个低音。鲜少有人知道,画像并非自始就常年悬挂:1966年国庆前夕,经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批准,画像自当年10月1日起常年悬挂;此前多为节日临时悬挂,1949年2月首版以纸质拼贴为主,7月版改用帆布,开国大典起换为油画布,1952年第六版起支撑结构逐步采用更坚固的木质与金属框架,每逢五一、十一这样的重大节日才“露面”,风势一紧就得匆匆收入库房,像一位庄重的使者,只为庆典添上最神圣的华彩。

自画像常年悬挂后,材质与保护措施也随之升级:以五合板为底,上绷亚麻油画布,外部加装防紫外线夹胶安全玻璃外罩;直到1976年那个雨水与泪水交织的九月,画像仍只在“五一”或“十一”短暂亮相,个别年份仅作维护;自1981年起,基本形成每年更换一幅新像的惯例——不为别的,只为让每一寸色彩都保持鲜亮,让每一次仰望都如初见般肃穆。而这份“每年一绘、非机械复刻”的坚持,与其说是执念,不如说是对领袖最诚挚的仪式感:在山河初定、人心向暖的年代,唯有画笔能承载最深的尊崇,画师们以心为砚、以情为墨,将对领袖的敬仰、对家国的热爱,一笔一画融进画布纹理。这是人类纪念伟人的古老仪式,是照片像素无法替代的温度,是肖像画独有的、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这份对话的起点,要回到1949年的秋天。那时新中国的曙光刚冲破云层,为筹备开国大典,一位年轻画家接到紧急任务——在天安门城楼上绘制新的毛主席像。他带着妻子,在脚手架上搭起临时创作台,以毛泽东在延安拍摄的八角帽正面照为原型创作巨幅油画。画像初稿完成时,聂荣臻元帅驻足良久提议“风纪扣还是扣上更合适”,深夜总理检查时又建议去掉下方不够清晰的“毛主席万岁”字样,夫妻俩连夜修改至天快亮才完工。疲惫的两人没有回家休息,而是匆忙赶往学校,与师生们一同奔赴广场,见证那个改天换地的时刻,见证那句“人民万岁”响彻云霄。

个人的一夜,成了国家的一页;这一页,又被时间装订成厚重的史册。1949—1967年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先后出现多个版本,每一幅都印刻着时代的痕迹:1949年2月12日,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首版画像应运而生,主席身着棉军大衣、头戴厚呢帽,神情质朴,据当时工作人员回忆,会后即撤;同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暨全面抗战爆发,第二版画像绘就,幅面较首版加宽,节后亦卸下妥善收存;10月1日开国大典,第三版画像庄严亮相,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服,风纪扣紧锁,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画面;1950年5月1日,第四版画像登场,主席免冠侧脸、目光望向远方,有领导认为目光角度偏高,恐与群众视线疏离,遂提前撤换;同年国庆前,第五版画像改为脱帽正面平视,沿用至1952年五一;1952年国庆,第六版画像以毛主席标准像为蓝本,构图稳重、色彩饱满,一挂便是十一年,沿用至1963年国庆前;1963年国庆,第七版画像重新调配色彩——那是三年困难后首次全民心情回暖的国庆,画布宽度亦略有增加,更显鲜亮有神,沿用至1967年9月。版本停格,时间却继续奔流。

我仰得有些酸了,才发觉阳光已把影子压成薄片。就在这时,广场上的鸽群忽地振翅,像替我把话头递向高空。我忍不住替时代向他“汇报”:当脱贫攻坚的捷报传遍神州,想让他看见千村万落的新颜,知道他当年期盼的“为人民服务”已在这片土地开花结果;当神舟飞船划破苍穹,想让他见证航天梦的实现,看见中国的脊梁已挺立于宇宙之间;当奥运圣火在鸟巢点燃,想让他凝望盛世华章,知晓百年屈辱早已远去,如今的中国正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当阅兵的钢铁洪流驶过广场,想让他看到三军将士的坚定,放心这锦绣河山,有人用生命守护、用热血捍卫。话到此处,我侧首凝视,外金水桥的波纹把画像拓印成一面晃动的金色剪影,仿佛他也在水里回望我,仿佛听见他轻声应答:“山河无恙,这盛世,如您所愿。” 汇报完毕,长舒一口气时,风又轻轻吹过外金水桥,带着广场的花香与人群的低语。再抬眼望城楼,毛主席画像在阳光下依旧清晰,眉眼间的温和与坚毅,如同从未离开。画像两侧,“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相互映衬,彰显着国家的信念与胸怀。每一幅画像都是时代的注脚,记录着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每一次更换都是传统的延续,让这份尊崇与缅怀在岁月里代代相传。它高悬于此,不是冰冷的雕像,而是鲜活的记忆、精神的传承——我们缅怀那位在1949年10月1日高喊“人民万岁”的领袖,更学习他一心为民、矢志不渝的精神;我们仰望这幅画像,更仰望它所代表的初心与信仰。

有人曾问:“为何新中国换了多任领导人,天安门城楼上却始终挂着毛主席像?”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21日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早已给出答案——“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并指出“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句话掷地有声,确立了它作为国家象征的永恒地位。

人群依旧熙攘,晨光愈发灿烂。我站在外金水桥畔,久久不愿离去,我把指尖顺着砖缝游走,像触到一条暗火潜行的刻度,正如此刻的心头。这幅画像早已超越艺术范畴,它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是映照家国变迁的镜,是跳动着亿万人民赤诚的心脏。愿它永远高悬于此,愿那位深爱着这片土地的领袖,能看见祖国日益强大的模样,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听见每个中国人心中那句未曾说出口却永远铭记的话——我们想您了,我们会带着您的期盼、带着“人民万岁”的初心,继续前行。

松开栏杆汇入人潮前,我再回望一眼——画像在阳光里微微闪耀,眉梢那一粒金,像给每个过客悄悄点了个头。

——让韵脚先在心里默念一遍,再让它追上我的呼吸。我把声音压得更低,低到只有他和风能听见:

《七律·仰望毛主席画像》(新韵)

天安门上画高悬,

领袖音容在眼前。

笔绘春秋留伟绩,

情融翰墨绘江山。

昔时定鼎功勋著,

此际龙腾志更坚。

岁月奔流千古颂,

初心如炬照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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