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剑魄

题引

百年孤灯照剑痕，千年圣魄贯古今。流亡者雨夜唤孔门之魂，以仁为心，以剑为魄，一腔血脉撑民族脊梁，万丈光华耀复兴长路，愿仁勇千秋永续，令山河万古生辉。

百年前东京那夜的雨，漫过心底百年风尘，流亡者为故国招魂的呐喊，穿透百年风雨，至今激荡我心。甲辰年（1904）的雨夜，神田区陋室油灯摇曳如豆，窗外明治维新的余烬尚温，日本举国尚武的气焰正炽；窗内，三十二岁的梁启超在通缉令的阴影下奋笔疾书。雨水敲纸，这位戊戌变法的孤臣，以《中国之武士道》为被讥“老大帝国”的故国寻失落魂魄，而我惊见，他所列七十位武士道人物之首，竟是后世塑为文弱书生的孔子。其笔锋落处，撕裂的不只是“中庸懦弱”的千年标签，更是疗愈民族“文盛武衰”软骨病的一剂猛药，这振聋发聩的落笔，叩击着滚烫心扉，久久不散。

世人皆知孔子是至圣先师，却鲜少记起他是身长九尺六寸的山东大汉，魁伟如松柏，即便置于今日，亦自带凛然气场。其父叔梁纥，是鲁国赫赫有名的武士，曾以一己之力托起悬门，救下整支联军。《列子》载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可独自扛起千斤城门横木，这份膂力，绝非后世“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象所能概括。先秦“武艺”之中，善跑亦是一技，《淮南子》称其“足蹑狡兔”，奔逐间可追原野飞窜之兔，若生逢现代，奥运百米赛道上或可留其传奇。最是惊艳者，当属射术，《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乡射礼上，他引弓搭箭，周遭观者围如坚壁，箭无虚发，技惊四座。他精通六艺中的射与御，曾谦言“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谦辞背后，藏着春秋车战里，驭驷马奔突崎岖战阵的专业技艺，这般御术关乎战阵生死、家国胜负，岂同寻常赶车之技可比。

而孔子之“武”，远不止筋骨之力与技艺之精，夹谷之会，方是其剑魄最辉煌的绽放。周敬王二十年夏，齐鲁会盟于夹谷，此地毗邻莱芜云台山，主峰平旷、云雾常绕，古名龟山、聚圣寨，建国后方定名云台山，那场千古会盟，便在云台山下夹谷峪启幕。彼时齐景公欲振霸业，见孔子以司寇之职为鲁首席外交官，齐臣皆忖仲尼知礼而寡勇，遂谋借献莱夷乐舞之机，伏甲士于侧，伺机劫持鲁定公以挟鲁国。夫子早谙“文事必有武备”之道，会前力主设防，先遣乐颀、申句须二将隐兵于侧，复令弟子子路率勇士屯于归寨山巅，居高瞰变、以备不测。

会盟之日，齐人鼓噪举乐、甲士将出，孔子快步趋前，厉声叱止：“两君修睦交好，何以用夷狄之乐乱礼！”遂命左右执为首作乱者，齐军震慑，莫敢妄动。齐景公计谋败露，只得弃谋如约盟誓。盟罢，夫子折冲樽俎、巧施斡旋，凭一身外交智慧步步为营，终令齐国归还昔日强索的汶阳、郓城、龟阴三田。盟事既定，齐鲁二君共登云台山顶，设台谢过、指划疆界，后世留存的“谢过台”，便是此盟之证。此役之后，“孔丘知礼而无勇”的偏见烟消云散，鲁国既挫败齐国阴谋、收复失地，更立春秋邦交之典范，孔子的政治远见与外交谋略，亦为其在鲁从政筑牢根基。他以行动印证：真正的勇武，不在匹夫血勇，而在道义威仪；不在穷兵黩武，而在有备无患，这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正是中华武德的至高之境。

梁启超太懂他的时代。甲午惨败，马关蒙羞，八国联军的刺刀挑开的不只是紫禁城的帷幕，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伤口。日本人嘲“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这话如毒针，扎进他的心脏，亦让国人辗转难安。他著《中国之武士道》，从非欲孔子执剑杀人，而是要唤醒刻在民族骨血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魂。这魂，是子路“结缨而死”的尊严，是申包胥哭秦庭七昼夜的执守，更是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赤诚。武，从来非单纯暴力，是“义”字当头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决绝；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贞。

孔子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九字如黄钟大吕，道尽中华武德精髓。仁是勇之源，勇是仁之行，无仁义之勇，不过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莽夫，孔子“不与也”。他推崇的，是“见义不为，无勇也”——武之终极意义，在于捍卫正义。其得意弟子子路，初时是头戴雄鸡冠、好勇斗狠的少年，孔子以“仁”驯其勇，将一腔热血导入“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正轨，终在卫国内乱中“结缨而死”，从容就义，以生命诠释儒行真谛。冉有为季氏统军，大败齐师，当权者问其兵法何来，答曰“学之于孔子”。孔门三千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既习礼乐，亦练射御，孔子所传，本就是文武兼通、知行合一的完整人格。

这正是梁启超的苦心。流亡日本，他眼见东邻以武士道立国强兵，故国却蒙“不武之民族”之讥，愤而著书，只为昭告世界：中华自有武士道，其源头便是孔子。这不是日本式“死的觉悟”，而是“为生民立命”的担当；不是“为主君尽忠”的狭隘，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孔子之武，是“止戈为武”的智慧，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中概括的十八项武德信仰，条条皆可于《论语》寻得精神源头，重国家名誉、争国家权利、杀身报国、尽职殉职，这些被东邻奉为武士道的精神，本就是儒家“舍生取义”的本色。

可悲的是，这般健硕的文武传统，竟在历史长河中渐被尘埋。先秦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贵族子弟必修六艺，文韬武略，不分轩轾；转折始于秦汉，秦始皇收缴民间兵器、焚书坑儒，开文武分途之先河。汉景、武帝之后，“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体系渐成，尚武精神遭明抑暗锄；科举取士重文轻武，“儒”渐与“柔”画上等号。至宋明，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消磨了民族血性。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疾呼，恰是文武对立的悲凉写照。晚清面对坚船利炮，士大夫空谈仁义，不识现代军事，终致百年国耻，梁启超痛心疾首：“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

这般割裂，造就国民性的畸变。有人以仁为借口，行绥靖之实；有人以武为标榜，逞匹夫之勇。真正的文武之道，在“一张一弛”的曲解中失其本真，此典出自《礼记》，本言圣人治国当宽严相济，后人却望文生义，将“文”“武”拆解为文治武功，圣人之旨荡然无存。殊不知，此处文武，本指周文王与周武王，开国圣王尚且需张弛有度，何况凡夫？这般失衡，怎不令人扼腕。当文沦为空论道义，武堕为野蛮暴力，民族剑魄便失了平衡，或软骨缠身，或狂躁难抑。

今日重提孔子文武魂，绝非偶然。贸易战的针锋相对，科技封锁的层层加码，地缘政治的风云诡谲，这份“大敌当前”的紧迫感，让梁启超的呐喊再度刺痛神经。“少讲儒仁，多讲孔武”的呼声，是焦虑的直白流露，可真正的孔武，究竟为何？是华为海思“备胎转正”的十年隐忍，是凌晨三点实验室里不灭的灯火，是“除了胜利，无路可走”的决绝；这武，是科技自立自强的硬实力，是“我战则克”的底气与自信；是福建舰电磁弹射试验成功的震撼，是南昌舰孤身对峙美军航母战斗群的无畏，更是“不开第一枪”的沉稳定力；这武，是止戈为武的和平意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演绎；是外交舞台上“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铿锵，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坚定，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这般武，从来都是仁心驾驭的剑魄，是义理指引的力量。

而最危险者，莫过于将孔武曲解为脱缰之暴力，是“虽远必诛”的空喊，是“抵制一切”的盲目封闭。孔子若在世，必斥之：“勇而无义，乱之首也！”真正的强大，是“不怒自威”的从容，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清醒。美西方有遏制之徒，亦有合作之友；日本有右翼分子，亦有友华之士，若将世界简单划分为非友即敌，只会陷入战略被动。任正非言“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亦言“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化”，这便是孔武与儒仁最通透的辩证统一。

梁启超当年疾呼，因国人萎靡怯懦，需以武补仁之不足；今日我们所需，恰与之相反——在众人急于亮剑之时，更要守住仁的底线。没有仁的武，是祸国殃民的暴力；没有武的仁，是软弱无力的空谈。仁心剑魄，和光同尘，文武兼备，方为大成。

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列国，虽如丧家之犬，却从未绝望，因他守着文明的火种，这火种，有文的温热，亦有钢的硬度。战国之时，孟子见梁惠王，王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对曰“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亦讲浩然之气，讲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儒学血脉里不曾断绝的剑魄。南宋末年，文天祥过零丁洋，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孔子杀身成仁的千古绝唱。明末清初，王夫之隐居石船山，著书立说誓不剃发，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坚贞。清末，谭嗣同变法失败拒流亡，“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梁启超笔下武士道精神的最佳践行。从古至今，这条文武兼备的精神血脉，从未断绝，亦从未冷却。

这魂魄，藏在屠呦呦“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淡泊执着里，藏在袁隆平“禾下乘凉梦”的质朴坚韧里，藏在南仁东为天眼燃尽生命的情怀担当里——他们是当代文士，亦是真武士，以科学为剑，以理想为盾；这魂魄，刻在戍边英雄陈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铮铮誓言里，刻在王伟“我已无法返航”的悲壮决绝里，刻在黄旭华三十年隐姓埋名的沉默坚守里——他们是现代勇者，亦是赤仁者，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

百年前，梁启超在东京陋室写下的文字，如一道闪电劈开千年迷雾。他曾言“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这份耻与愤，是对“不武之民族”标签的切齿痛恨，是对故国尚武精神渐灭的锥心之痛。他梳理从孔子到冉有、子路，从曹沫到豫让，从先秦侠客到明清遗民的脉络，勾勒出一条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武德之路，脉络清晰。他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这般判断，何其清醒。他毕生所求，不过是唤醒刻在基因里的第一天性，让民族尚武精神，在“非刻刻振厉无以图存”的岁月里，磨砺为至高至纯的理想。

这呐喊穿越时空，化作手中芯片，化作舰上电磁炮，化作外交官的义正词严，化作每个普通人奋斗的汗水，早已不是一人之疾呼，而是一个民族的共鸣。它分明在诉说：我们要的，从不是脱缰的武力，而是仁心驾驭的剑魄；不是忘却历史的纵容，而是铭记耻辱的奋发；不是封闭自守的狭隘，而是开放自信的大度。

暮色四合，合上书卷，窗外万家灯火如星辰璀璨，映照着这历经磨难终得挺立的民族。孔子的文武魂，梁启超的百年呐喊，早已不是两人的传奇，而是十四亿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仁，故我们勇；我们勇，故我们仁。这魂魄，是中华文明最坚硬的脊梁，是支撑我们走过百年风雨与屈辱、迈向复兴辉煌的精神支柱。

魂兮归来，华夏当兴！这归来的，从不是冷兵器的凛冽寒光，而是文明浸润的磅礴力量；不是狭隘封闭的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不是好战嗜杀的狂躁，而是止戈为武的通透智慧。梁启超若泉下有知，定当欣慰，他当年为疗救民族不武之症开出的猛药，终被后人读懂真谛——以仁义为体，以武勇为用，以文化为根，以创新为翼，这是孔子文武魂在二十一世纪的真正觉醒，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沉、最持久、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那盏风雨中的孤灯，终燃作今日万家灯火，将仁心剑魄，熔铸成民族复兴的永恒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