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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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家，快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迎面都会看到那块醒目的标牌：“文学大师孙犁故居”。其实，这儿离“故居”还远。孙犁先生是安平孙遥城村人，距此尚有五、六十里的路程。先生文名卓著，多年来社会上“孙犁热”经久不衰，家乡人民引为自豪，远远在交通要道上作了提示。
我与先生并非同县，只是一个方向，相隔不过二十余里。地域上，属于水脉相连、口音相似的近邻。由于仰慕先生已久，早就怀了瞻仰故居的心愿，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到底下了决心。
接触孙犁先生的书，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约小学还没毕业，一次从同学手里借到那本《白洋淀纪事》，顿时就被吸引住了。当时还不懂得关注作者，只觉得书中的语言和人物那么亲切感人，用文字描写的画面就像亲眼见到一样，简直百读不厌。多年以后，有幸进入高校，学了中文，自然将孙犁作为关注的重点，有意识进行了系统阅读。同时，对先生的有关资料也时时留意，并力所能及作了些研究。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后竟不自量力，亦将自己充为孙犁众多追随者中的一员。
那天，我们从安平县城出发，定好故居位置，上了西行的那条公路。这时，心里想的，是在这条道上，不知孙犁先生走过多少次。其中，刚刚读过一篇文章，就是孙犁讲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次还乡。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本来心情郁郁，在县城又因为住宿受了气，越发感到世间冷暖，生存不易。他在另一篇散文中曾把自己比作受伤的动物，挣扎着逃回林子里，倒下来，慢慢去舔那伤口。他把家乡看作那片林子，迷途知返，一路发着“这是故乡的路，童年憧憬的路，我往返过无数次的路”的感叹。然而，政治形势像撒下的天罗地网，他这样的“难民”到哪儿都逃脱不了社会的冷遇。当时，迎着西下的落日，步行在归乡的这十八里土路上，他肯定想到了过去，想起了全民抗战风起云涌的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放弃了白洋淀边同口镇的教职，经常沿着这条大道，往返于家乡和县城之间。当时，吕正操将军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城里，孙犁不断领受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最初，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写过抗战文艺普及读物。他曾满怀激情地回忆：“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的确，从那时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满腹才华和一腔热情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洪流。在他的笔下，写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如诗如画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史的名篇。他那清纯自然、行云流水般的写作风格，更是成就了人们公认的“荷花淀”派。然而，这样一个热情讴歌人民战争的卓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却饱受磨难。现实逼着他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过，这期间也使他认识了许多。后来不顾衰迈之躯，将这些写了出来，推出一大批与以往风格不同的新作，从而达到又一个创作高峰，被人称作“新孙犁”时期。那天一路想着，我仿佛看到了新、旧两个孙犁行走在这条路上，他们虽然属于两个时代，但都是那样真切感人。
车行至子文镇，到了下公路地方。在导航的指引下，向北行驶数里，来到孙遥城。街上静悄悄的，轻易看不到人影。然而现代科技无孔不入，竟一直把我们导到了故居跟前。
这就是向往已久、不知在心里勾划过多少次的孙犁的家么?就见临街朝南一座大门，门楣上书写“孙犁故居”。是莫言的署名。进门是个跨院，后来听人说是孙家帮工住的地方。左首，则是东向的二门。穿过门洞，算是进了内院。挨门空地，有一株落了叶的萄葡架。向里，是正房和东西厢房。身后，还有南屋。整个布局，是个宽松的四合院。看这内、外院的局势，想必当年算得上小康之家了。先生曾经说过，父亲在安国县替人经营油粮店，后来吃上劳力股分。大约，这是他家改变经济状况的主要原因。继续向里，见西厢房是“孙犁生平创作展”，有不少珍贵照片。因为这部分内容以前多有接触，没作过多停留；转到东厢房，见门头上书“耕堂”二字，倒是很好品味了一番。像孙犁这样的人家，上辈虽有经商经历，毕竟是替人打工，经理所得亦回来购置田地，信奉的应该仍是耕读传家的古训。先生以此作为自己常用的斋号，想必是表达他以笔为犁耕耘终生的志向。室内，有孙犁使用过的桌椅用具以及作品、手稿诸物，再现了先生生前生活、写作的场景。
北面正房，则是主人的起居室了。台阶两侧，东面有棵石榴，西面是棵国槐。时至深秋，树叶尚未凋零。石榴树上，更有石榴数枚惹人眼目。进入屋内，按以东为上的习俗，东间应该是孙犁父母的住室。墙上挂着孙母的照片及孙犁与孩子们的生活照；西屋应是孙犁夫妇的房间，墙上则有二人的合影及全家福。两间屋陈设简单，突出的物件是当年的迎门橱和上面的穿衣镜。身置这个所在，突然间，什么记忆瞬间复活了。那是最喜欢的孙犁的一篇小说：一个离家八年的抗日战士利用战斗间隙回乡探家。一路上的心情变化，及至踏进家门与妻子相见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年读这篇小说时就想到，作者也有同样的经历，有过亲身体会的人，才更能写出那样感人的一幕。如今到了作者家中，联想起小说中写到女人正在那里悄悄关闭外面的稍门、水生在那扑满灰尘的迎门橱上的大镜子里照看自己、以及“外面起了风，风吹着院里那棵小槐树”等细节，全都真实地再现了，因此更坚定了原来的想法。这不是妄自猜度。作家曾郑重声明，他遵从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要真实，这包括生活的真实和作家思想感情的真实。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善真实的结合。”“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在这里，孙犁先生告诉我们的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心得。
看管故居的是个孙姓老人。在与他攀谈时方才知道，此处已不是故居原址。老屋孙犁先生早年捐献给村里，街道改造时已经拆毁。此处是孙犁先生故去两年后，于2004年按照原貌平移重修的。为了看看原址，在我们的请求下，老人将我们领到街道北头，指点说，路西倒数第二户的位置就是他家。听如此一说，登时唤起回忆。仿佛先生在什么地方写过，他家住在村庄的北边，出门转个弯就是野外了。时事变迁，看来此处没有大变。老人又热情地指给我们，斜对过就是他叔叔家。循声望去，想起先生七十年代那次还乡，就住在堂侄家里。当时叔叔已经八十多岁，孙犁跟村里大多数人已不认识，每天除了给侄子的两只山羊砍些青草，就是到村外捡些柴棒，俨然一介落魄的老翁。当时他虽然已经“解放”，但处境仍然艰难。加上诸事不顺，这才自请还乡，以寻求心灵的安慰。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他写点儿东西“亮亮相”，当时就被他拒绝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决不写违心的文字，更甭提邀功请赏了。不媚俗，不跟风，始终保持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骨气，这就是孙犁。我想，这像在当年的抗日小说里不惜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一样，作家拒绝虚假的文字，同样坚守的是文学的真实，而且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后来他在自己文选的“序言”中不无欣慰地写道：这些作品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都以原有的姿容，完整的队列，顺利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孙犁先生这种可贵的精神，足以称为后人的楷模。
不写东西，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痛定思痛，有一段时间，他想得最多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文人的命运都很悲惨，他们甚至如飞蛾投火，前赴后继。是这些人不聪明，还是命运使然?思来想去，得出答案是，这是由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文学要为正义斗争，为人生斗争，最忌讳说诳话。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现实，还要有自己的理想。而要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那些作家的不幸，就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才倒霉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社会毕竟还少不了文学。所以，当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时，孙犁先生又拿起笔，开始了新的写作周期。他从怀念亲人、战友开始，写出了一系列饱含深情、朴实隽永的散文。同时，用几乎写实的笔法，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芸斋小说”。与早年的作品相比，这些小说态度更为冷静，文笔更为老到，意境更为深远。作者以过来人的眼光，审视这个斑驳的社会，使他笔下的人物有了更丰富的内涵。综观这一时期的作品，我感到作家早年的作品多写人情，而这时的他更多写的是人生。这是岁月积淀的结果，与早年“荷花淀”式的作品相比，它们呈现了各具千秋的艺术魅力。
那天，与孙姓老人徜徉在街头的时候，老人自豪地说，看我们改造后的街道，没有一个断头路。的确，这个不大的村庄，街道四通八达，全是水泥路面，这是农村振兴的成果。可我脑子里萦绕的却是另一个图景，那是孙犁晚年写的一组“乡里旧闻”的点滴记忆。在这一组作品中，作家满怀深情，写出了家乡众多性格命运各异的人物，可谓士、农、工、商，青皮光棍，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活画出一个小社会的“众生相”。这里多是作家童年的记忆。其中的人物也许在先生早年的作品里露过脸，但作为一生的行状，则是在这一组作品中呈现的。孙犁先生有很重的家乡情结，曾在《书衣文录》中深情地写道：“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这种感情，伴随了他一生。如今家乡变了，设若魂归故里，先生还识得曾经的乡路吗?
告别看管故居的老人，那天我们仍出村庄的西街，回程准备走北面的滹沱河大堤。滹沱河，在先生的作品中屡次出现。特别是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故事就发生在它的两岸。原来，这条河就在他们村子的左近，顷刻就了。河堤上修了柏油马路，在没有洪水的时候，供人通行。从堤上可以看到，河滩很宽，显示出滹沱河到了这一段的阔大。当年，少年孙犁就是从下游过河外出求学的。先是随父亲到六十里外的安国县城读高小，后又赴一百二十里外的保定读中学。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参加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在解放天津的炮火中进城。这期间，他无怨无悔、专心致志从事着自己那份文学事业，像这条大河一样，带着一路的经历，一路的创作，不断走向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