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七”技校

1971年夏，从社办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心中茫然。这个结局早已注定，一旦成为现实，仍不免失意。

快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正在场里干活儿，忽然听到大喇叭喊我的名字，让去大队部一趟。当年有什么通知，都用这种方式。一次怕听不见，通常要喊好几遍，总有听见的时候。人们都习惯了。一块儿干活的涛爷跟我说：“快去吧，给你找事儿呢。”他那意思分明是，给你找了好活儿。我心中疑惑：什么好事会轮到自己？眼下唯一有别于他人的，是上了几天高中，还是被人看不上眼的“社办”的，而且毕业生村里也不止我一个。心里嘀咕，还是赶紧去了。

大队领导正在办公室等着。坐定之后，迎头问：“你姥姥家到底是什么成分？”本来正在忐忑，又像当头一棒，心都快蹦出来了。我姥姥家成分高，已不是秘密，那个年代，这就是现成的短处。来不及多想，赶紧照实说了。对方没往下再问。说道，县里有个农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准备派你去。我撑着劲，心里大起大落。只是不明白，开头问那一句是什么意思。看来并非一无所知，问过又表现得当有当无，并不影响决定，到底为什么呢。

这加重了我的复杂心情。当时，大、中专推荐招生已经开始，人们都盼望有个晋身的机会，让参加这样的学习，岂不是与农村越绑越紧？由不得就想多了。即使如此，对大队的决定却不敢推辞。再说，自己这样的家庭，岂容挑肥拣瘦？

本公社一个要好的同学听说了。他也被派去学习，科目是“机电”，兴冲冲跑来说：“咱这就是缘分。”从他嘴里才知道，县里新成立了“‘五七’综合技校”，地点在原来的县一中，这回招了好几个班。他的情绪影响了我。既然这么多人参加，还瞎想什么。况且又在县一中，那可是向往了多年的地方。开学那天，我俩一块儿报的到。把行李安置好后，他又来找我，说是一块儿去看望另外一个同学。那位同学是个女生，“医训班”的，大概早来了几天。说来和我还是一个大队的，只是以前常住姥姥家。信息这么灵通，看来他们关系不一般。果然一见面，我喊出女同学的名字时，他在一旁煞有介事爆料道：“你还不知道吧，人家的乳名叫‘镯’。”女同学便似嗔还喜地回敬他：“滚一边儿去！”

在一个新环境里，还有这么多熟人，真是缘分。

当时技校占的是原一中西院，一水儿的坡顶瓦房。中间一条南北路大路，两侧屋舍井然排列，有砖墁甬道相互贯通，整个校园给人以温馨、严谨的感觉。这印象一直保持了多年。后来回去见在原址上改建成楼房，心里还非常惋惜。我们“农技班”男生宿舍占了东部靠北的一间大屋，里边安了一遭通铺。报到那天晚上，尽管不熟，大家都非常亲热。趁着人齐，郑长根同学提议各报一遍家门。这样一来，连名字也都叫出来了。长根兄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就要高考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跟这样的同学一块儿学习，令人鼓舞。可惜他后来提前离校，回大队当了支书，成了一件遗憾的事。

当时，我们的技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1971年12月25日。

学员称谓

县一中改成技校，几年没招生的地方突然热闹起来。一批常年在生产队劳动的人，乍一进城又充满新鲜感，开头那几天，课余上街的人挺多。学校认为需要强调一下纪律。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了这件事：“大家看吧，在大街上三三两两，吃着东西招摇过市的，全是我们的学员。”儒雅的校领导即使批评起人来，也那么风趣和富有涵养，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又不能不让人留意到他使用的那个称谓——“学员”。原来，我们这些人不叫“学生”，而叫“学员”。这就是技校和曾经的学校的区别吧。“文革”开始后，新鲜事层出不穷。“教育要改革”，“‘五七’技校”就是改革的一个成果。怪不得呢，大、中专招生也叫招收“工、农、兵学员”。听说那些人还带着“上、管、改”的任务，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觉得那只是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后来自己上了大学才知道，竟是真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当年就是以学员的身份，进了那所大学的领导班子。不过，技校没有这个“待遇”。那么学员如何有别于学生？大概在取消“师道尊严”上有所体现吧。

宿舍的“靡靡之音”

许多时候，我做着同样的梦：着急没有课本。都要上课了，书包里空空如也，一时不知所以。后来终于悟到，这是当年留下的印记，潜意识里又复活了。技校学习，和社办高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是缺少课本。读高中时还能向老一代去借，技校是新生事物，连借的去处也没有。尽管任课老师认真负责，重要章节，铁笔蜡纸，印成篇子发给大家，毕竟受到局限。剩下的，全靠课堂笔记。同学们记笔记的质量不一样，好赖就凭自己了。那时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蛮高的，晚上教室的灯总亮着。不过，不去教室也没有可去的地方，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更别提阅览室了。后来听说，当年学校是有图书馆的，在运动中连同教学仪器被“损毁一空”了。其实，不“损毁”当年也不会出借，大量图书还没有开禁呢。我爱好文学，不光学校借不到书，连文化馆那样的单位也借不到。即使去书店，也就是那位浩然作家的两部小说还陈列着。至于杂志，更是空白期，几年之后上海才出了一本《朝霞》文学期刊，也是一花独放。即使有阅览室，也无可阅览。在这样的环境里，总不能老看那些篇子、笔记，大家就回宿舍聊天。有一天，不知谁发现黄庆同会唱歌，全屋的人都撺掇着他活跃“空气”。哪知经这一唱，人们像发现了“新大陆”，听上瘾了。他唱的是那首《看见你们格外亲》：

“小河的水清悠悠，

庄稼盖满了沟，

解放军进山来，

帮助咱们闹秋收。

拉起了家常话，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

那个年代，这首歌听着那么软，那么滑，就像和风吹过心头的感觉一样，也许是听惯了“拿起笔，做刀枪”那种歌的缘故。黄庆同嗓子又好，比原唱一点儿不差。后来，不知谁给那首歌赋予了个专属的名字，叫“恣调儿”。有段时间，睡觉前总有人要求：

“快，唱一段‘恣调儿’”

黄庆同入学前是大队民兵连骨干，他们那个连又是县武装部的“点儿”，政治学习抓得紧，人也觉悟高，有时推辞：“这首歌后来不唱了，别让人家说咱这是黄色歌曲。”

“不碍，这是在宿舍，小声唱。”

“正批判靡靡之音呢。”

“就唱一遍！”

结果，还是唱了。到底是不是靡靡之音，谁知道，反正运动以后是不唱了，就像那么多书籍、电影、戏剧一样，全禁了。

小测验

我们那个“农技班”可能是技校办得时间最长的一期。与我们前后入学的几个专业，像机电、医训、师训等，都是半年六个月。据说后来还有两三月的，我们却学习了对头一年还多。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农事活动满一年才算一个周期。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教学指导思想。教我们专业的老师对“知识”和“技术”有自己的认识。他曾在课堂上说，知识是基础，技术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既然这样，费时就长了。这位老师讲“作物栽培”，先从细胞讲起，这是生物课上的顺序，是有依据的。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我感觉非常有必要。因为当年被大大压缩了的中学教育，大都不学生物，这等于给大家补了一课。当然由于各人情况不同，对这样的课程安排也有不同认识。我就听一个同学说：“听着课发困，还不如在地里干点活儿好受呢。”的确，干惯了农活，乍接受这看似与实际无关的东西，是有点儿困难。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老师们想方设法进行引导。开课不久，就组织参观原来一中的“生物标本室”。看着那些尘封数年的动、植物标本，的确让人眼前一亮。自然界如此丰富多彩，而它们又多与所学专业有关，的确让人感兴趣。后来听说有些标本是往届学生从野外采集回来压制而成的，越发令人感慨。没有那个经历，能享受到这份遗产，也是一种幸运了。老师不但在学习上加强引导，也想法儿给大家加点儿压力。那天像跟大家商量一样：“讲了这么多，要不我们搞一次小测验。” 话刚落地，下边异口同声：“别测了！”学生怕考试，哪儿都一样。本来，从批判“分数挂帅”以后，这些年就没听说过这回事，我们“社中”毕业都没考试。那些离校多年的人反应更强烈，嗓门尤高。老师苦口婆心：“不是考试，是小测验。不光看同学们学得怎样，主要检查老师教得怎么样。”“小测验”也是考试，既然放出这样的风来，大家跟着就紧张了。

好在“小测验”难度不大，多是常识问题。记得有一道题是“单子叶植物与双子叶植物的区别”，这不看笔记也能答上来。可是，测验结果并非都那么理想。它最直接的效果是，学习上再不敢马虎了。

放假回到原来的学校，那里的老师听说后一脸惊讶：“你们那里还敢考试？”

是的，有考试。在别的地方，那是个没有考试的年代。

老师案头的那盏台灯

技校的一年多，我感受最深的是开阔了眼界。我们这一代人，在心最野的时候，断了出路。回到生产队，天地就那么大，再要扩展，只能靠想象了。进了县城，觉得已是个“大世界”。这还不说技校开门办学，四处实习、观摩，光那个城圈儿，那颗心暂时已够安放了。

当年，技校墙外就是围堤。人家说，那是原来的城墙。“城墙”外边，护城河水面像个湖。“湖”里的芦苇、蒲草长得郁郁葱葱，与湖水互相映衬。“湖”的对面，据说原来是一中的操场。后来没了学生，已变成耕地。我们来了，就作了农业试验田。那是个高出的台地，上面好像种了不知什么品种的玉米。通往台地的小路两侧，地势低洼，泛着白碱，也属于学校。那一年种的水稻，我们跟着老师一块儿插的秧。有了实习任务，不去路远的乡下，就来这里。劳动之余，回望县城，对面就像被湖水环抱着一样。那里有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县城应该有的一切。背靠着这样的所在，再辛苦的劳作，也变得富有了情调。

课余时间，大家也常外出走走，就是当年的所谓“上街”。甚至鼓着勇气，叩开了一些单位的大门。那时我常去文化馆，依着自己的爱好，向那里的老师请教。建立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离校之后。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人的发展，并不限于一时一业，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如当年一个印象那么深刻。就是到了晚间，走过老师办公室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被那盏从窗玻璃透出来的台灯所吸引。那是一盏安着日光灯管的台灯。不说当年这种台灯还不多见（就我的阅历所限），单是隔窗的那种透明、纯净的光，以致营造出的温馨的氛围，就够令人神往的了。联想起自家那盏小煤油灯，感叹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少事情做不了呀。

从技校回到家，一想起县城，就想起那盏灯。那一片明亮的灯光，好像能照亮我努力的方向。

县“‘五七’技校”兴办于文革期间，共存续了8年。这期间，多少人从中受益，没有确切的数字。尽管当年受限于“速成”，在那个没有别的学习机会的年代，这段经历也是十分难忘的。自己入学前瞻前顾后，后来的事实说明，那都是幻想。实现当年所谓的理想，只能等到改革开放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