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解放军报社李东升主任的《祭母文》，文还没有读完，我已经满眼泪花。

“……我们的苦日子过完了，母亲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母亲却远走了，这就是我苦命的母亲。母亲健在时，我远游了，我回来时，母亲却远走了，这就是你不孝的儿子。母亲生我时，剪断的是我血肉的脐带，这是我生命的悲壮，母亲升天时，剪断的是我情感的脐带，这是我生命的悲哀……”每每读到此，总禁不住心灵的悸动。

公元2018年农历二月，万物复苏，春和景明，母亲却离我们远去了。那晚，倾盆大雨，北风呼啸，上天以在春天少有的狂躁，无情地肆虐着这刚刚从严冬的蹂躏中苏醒过来的大地。也许是母亲的离世，苍天亦感应，真正做到山河同悲的状况。

路上行人都不胜冷风冷雨的敲打，个个缩头耷脑，默然前行。母亲享年八十有四，经历过战乱的岁月，熬过那些饥饿的年代，晚年也体验到了丰衣足食的美好。

母亲培养我读书，虽无大富大贵，但已使我明礼义，知善德，为后代营造诗书家风。母亲的离去，使我这个在外终年漂泊的儿子，成了真正的孤旅，无论走到哪里，也从此再无母亲的呵护，家乡也从此变成了故乡。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严重的程度，使邻近的乡镇医生们都束手无策，迫不得已，父母只好把我送到了相隔六十华里远的县人民医院。

当年，从乡下到县城，还没有公路，当然也没有班车，我们上县城，只有一趟沿古老的内荆河航行的小轮船。六十华里，要经过很多乡镇，每个乡镇的码头都要停靠，我们天刚亮时从柳关彭口码头上船，到太阳快下山时才在县城的码头靠岸。

也许是我命大，为我主治的医生，是刚从省大医院当“右派”打下来的医学专家，他高超的医术，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母亲陪我做过手术后，就要回家了，因为她被生产队批准的假期，仅仅是能让我做完手术后出来的几天时间。因为我的家乡，是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岁月，生产队是决不允许有人请假旷工的，何况我们还不是贫下中农成份。母亲的这几天假，都是说尽了好话才批的。

我送母亲到医院大门口，我和母亲都哭了，我从没有离开过那个贫穷且闭塞的老家，也从没有离开过家人，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每天还要让医生清洗伤口，换药吃药，我内心里感到害怕。而母亲的哭泣，则是天下所有母亲都有的，无法割舍的舔犊之情被剥夺。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啊，这世间确实是有多少无辜的个体，无端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品，无端就会悄无声息地，且不留一丝痕迹地被抹去，没有反抗，没有申诉，没有逃遁，个体的孱弱与渺小，无奈与被迫，也许是这地球上人类社会最最被无视的。

整整两月的住院费和医药费，彻底耗尽了家中作为富农分子的所有家底，而船码头旁边的一位同病女孩，因无钱医治而最终离世，近五十年时间过去，我还能回忆起那女孩与我同乘轮船上县城的情景。

公元1969年初夏，因原洪湖县燕窝公社段长江堤溃口，渐渐变黄的早稻全被水淹，早已断粮了的村民一下子陷入了恐慌。当时，县政府和公社、大队各级领导随即做出了反应，给每户村民开出了通行证，让我们离乡去乞讨，不便出门的老人小孩，间隔会领到由大队部下发的各种小米，有高粱、麦麸皮、黍子米。我对各种小米粥都能吃，唯独就是吃不下那用各种青菜煮的稀饭，因为青菜煮烂后，就会有一股很浓的馊了的气味，吃进嘴里就让人忍不住想呕吐。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饭碗，看到黄绿色的菜饭，猛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馊味，我扒了一口就赶紧吐掉了，于是哭着责备母亲让我吃这些难吃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将饭碗摔在地上，冲出了屋子，母亲走过来，捧起地上的菜饭，默默地回到厨房里去了。

下午，母亲在煮饭时，特地在锅里固定一个地方加一把细米进去，水煮干后，这把米就成了一个黄绿色的米饭团，虽然还是有很浓的馊味，但米饭粒总比菜叶好下喉。后来我成年了，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在外漂泊无依的光景，我就会想到摔饭碗的事，内心深处的痛楚，宛如千刀万剐般难以自已。成年后才明白生活的不易，才明白底层人生存的艰难，才知晓是母亲用她柔弱的身躯，为我扛着人生所有的磨难，是母亲的慈善，使我的童年时光，尽可能地过得平安与自如。

那时候的生产队是大集体，一年忙到头是没有什么收成的，粮食产量低，而有限的粮食却要支援国家，当时叫交公粮。那时田地里活路没有一点机械作业，全部是人肩扛手提，十分繁重，夜晚做加工是常态（即现在的所谓加班）。

一天下午，母亲要我陪她一起去做加工，因为在半夜十二点钟回，走在漆黑的田地里容易迷路，也怕碰上蛇虫之类的意外，有两个人说说话，或要我唱几句红小兵歌曲，也许暗黑的空间就不会让人有莫名恐惧心理了。

母亲在生产队的禾场上，和其他婶婶姑嫂们一起打谷赶场，直到日落西山时，队长才宣布大家不要回家，因为上级催公粮催得紧，晚餐，生产队有公伙食，就是每人发三个荞面饼，母亲吩咐我去领饼，便于她在稻草堆上歇一会儿，而我正好肚中饥饿。

在生产队的公屋内，我领到了三个荞面饼，拿在手上。微温的饼子还散发着十分诱人的香气，这对于一个十岁左右，且饥饿无比的少年，确实是一种要命般的诱惑，我猛然吞下几口唾液后，就毅然决然地把饼子送进了嘴里，我边走边吃，等走到母亲身边时，三个荞面饼早就没了，母亲轻声问我说：饼子呢？我停顿了一下，答道，我吃了。母亲没有再说话，慢慢站起来，向干活的禾场走去，我站在那里，听到母亲连连说：吃了好，吃了好。看着母亲渐渐走远，我知道这事我有不对的地方，但又不知道是错在哪里。母亲和我一同出门，都没有吃晚饭，这三个饼子是生产队发给她的晚餐，却被我独吃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与不谙世事，才知道母亲为了子女忍饥挨饿，几乎成了天下母亲的宿命，所以我明白了，这世上人类生命的延续，其实就是母爱的延续。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我陪在左右已两月，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她总是那么安详与平静，仿佛是她与儿孙们的又一次远别，就像是在她这艰难的一生中，无数次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不得不要有的别离。

作为一个生活在读书世家的女人，在那个读书有罪、“焚书坑儒”的时代，母亲生存的艰难与悲怆，是可想而知的，贫穷和劳累，远比因读书而所受的屈辱与无休止的批斗要好受得多。

记得有一次，大队部有文艺宣传队来表演，那年头，各公社，各大队经常有文艺宣传队来搞表演活动，表演一些三句半、顺口溜，或唱红歌、斗地主的短剧，因为田地里活路重，加上平时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但凡有大小队干部宣布有文艺表演队来时，大家都踊跃去观看，不是因为表演的节目有多好，而是大家可借机歇息半天时间，让疲倦的身体有一口喘息的机会，而年少的我，却是认认真真地要去看节目，去看抓地主老财的戏曲，扮演地主老财的人，都扮相滑稽，有些动作也能逗笑我们那些稚气未脱的小孩，我在家哭着闹着非要母亲带我去大队部，母亲本想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把家里的烂衣服缝缝补补，以备冬天御寒之需，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母亲无奈，牵着我直奔大队部，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文艺演出场地时，大队部院子门口用绳子和杂物围住了，入口还有几个年轻人手臂上箍着红袖圈，拿着红缨枪，在管理着进出的人，他们说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圣地，不能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们混进来，怕他们不满搞破坏，我和母亲当然是被挡在了院外，里面锣鼓喧天的声响，更是使我不近情理地对母亲吵闹，母亲看着我大哭的样子，抱着我，也流下了长长的泪水，直到多年以后，我每每想到此，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眼眶湿润而难以自已。后来，社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管理松懈了一点，但已把管理纳入了程序化。

一天，大队政法主任带着一个本队年轻人，当时叫民兵，他们手里拿着一个三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的木板牌来到家门口，左瞄右看，最后确定在我家大门上方，将那块木板钉上去，年轻人搭好梯子，政法主任爬上去，几下子就把木板钉好了，他下来的时候对我们家里人说，因为父亲是可争取的右派，所以把木板钉得高许多，以免路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户被管制的对象。原来那木板上写着右派分子XXX，并写有每月几日必须要去大队部接贫下中农再教育。队里有几户地主成分的，那个木板牌就挂在醒目的地方，来来往往的路人，只要一侧目，就知道这一户人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看着这个小小的木板，母亲偷偷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也不知是哪年哪月，还是那个政法主任，他独自扛着梯子，在我家门楣上取下了那个标示着我的家庭地位的木板牌，政法主任没有说话，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如今，历史已几度轮回，过去的一切似乎都随一页风云散去，只是每次历史的翻篇过程，都沾染了太多太多底层人的血和泪。

在陪伴母亲的日子里，在母亲静寂的房间，我用手机收到了一首降央卓玛的歌，《那一天》，其沉郁舒缓的旋律，与降央宛如魔鬼一般的女中音，把佛的空旷与平静、大度与境界、善良与人性，抒发得淋漓尽致。

那是在日子逐渐好起来的时候，母亲开始信佛，她要把这辈子所受的苦难，全都化在阿弥陀佛中，一晃吃斋念佛已数十年，也许今天她面对死亡的平静，似乎冥冥中有佛的感化，也许母亲真的不为来世，只是求得了今生与佛的指尖接触，从而领悟了人世间的生死轮回、人世间的艰难困苦与安逸从容。我看到母亲在降央低沉的歌声中，深深的吐出了一口长气，那一刻，她可能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歌曲的佛意中，也许，这就是这世上无数信徒所毕生追求的成仙成佛的境界吧，也或许这就是人生死如秋叶飘落之静美的无声境界。

我是无神论者，但在母亲的房间，我也猛然醒悟到，我亦在佛意中，在佛的氛围中，我眼前的母亲，就是佛啊！有母亲，我什么都有了，母亲给了我生命，并哺育了我，供我读书，教我做人，我还求什么来世。

是母亲的平静，将我超度，我没有理由不虔诚，母亲，我庆幸有你。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是做母子，我要再一次享受到母亲的呵护与爱抚。也让我能反哺一次母亲这三生三世的母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