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中国年

梦里中国年

李度

看到学习强国“寻‘味’中国年”主题征文，是小寒这天。从这天开始，阿克苏的冬天切换到最冷模式，再过几天，就越过“严冬”的巅峰了。下坡的道儿上，古老的春节像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已经照例等在那儿了。

提到年，“噼啪”的鞭炮声又在耳畔炸响，社区义工满大街挂着红灯笼，“年货节”“春节大促销”的广告不断从手机里蹦出来。买啥呢？老婆也不知道，愁死了！女儿已发来信息，26日中午，落地阿克苏机场，让去接。悄然间，年味儿浓烈起来。

“待展儿回来，给她爷爷奶奶烧个纸，那边过年也花钱!”

窗前，母亲借塑料布透过的柔弱的光在低着头纳鞋底儿。她一边在头上搞油一边低吟，“腊八、祭灶，年下来到……”母亲又嘟哝，“去年忙，忘了祭灶，生活水平就不如从前，今年再不敢给忘了！”父亲在生产队当保管，白天不在家。家里就我、哥哥和母亲仨人。母亲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和哥哥在屋里转悠着玩，她好像是对自己说，也好像是在对我们哥俩儿说。

渐渐的，外面有了零星的鞭炮声。这儿嘣一声，那儿啪一响，远一下近一下，有的高有的低。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说，是老孙家放的吧，他家以前是地主，底子厚。

先锋公社位于天山北麓，从十二月中旬，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就没再升上来。冰天雪地的山坳，冰天雪地的七队，悄无声息间，年味一点一点的近了。年味首先是用耳朵听到的。冬季是农闲时节，农妇们相互窜门，学纳鞋底儿、学打毛袜子，聚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唠嗑儿。

“他婶子，你说，今年过年给孩子置件什么衣服呢？”马公森老婆那双小眼睛扫到我们哥俩儿身上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今年兴迪卡，那布又厚又结实又便宜，比棉平布好得多呢！”

“过年到，过年到，

小妮儿要花衣，

小小儿要鞭炮！”

过年，谁不想有件新衣服？可那时家里穷，闻言，我和哥哥停了手里的“活儿”，可怜巴巴地看向母亲。

母亲眨眨眼，说，“球蛋、二小，今年给你们做！”

马公森老婆手里的活也不停，脸上堆起酸溜溜的笑，“还是李婶家有钱……”

“哪有钱吆，他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就挣那俩儿工分，喝糊糊都够呛！”母亲说，“过年了么，咋办！不都是为了孩子。”

远处飘来若有似无的肉香味儿。

“马队长家杀猪了！”傍晚，父亲顶着一头霜、边掀门帘子边跺脚。

那时候，村里养得起猪的人不多，过年杀猪是件具有轰动性的稀罕事儿。场面往往是这样的：几个壮汉一涌而上，抓耳朵的抓耳朵、提猪腿的提猪腿，大伙儿合力把肥猪摁在一块门板上。猪也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拼命挣扎，咧着嘴发出刺耳的嚎叫声。这叫声像免费广告，瞬间传遍生产队的每个角落。小孩子们怯生生地站在远处，围成一个圈，稍大点的爱逞能，往前一靠，便有大人吼，“离远点！”生怕猪逃脱了冲撞到谁。不远处，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灶膛里柴禾正旺。屠夫赖瞎子镇定自若，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还夹一根，那是主家殷勤的结果。赖瞎子在那块大青石上把杀猪刀最后又磨了一遍，用手在刀口上试试，挤着瞎眼吐口气，再把烟卷重新插进嘴里，发出指令：“开始！”

猪知道这是在阳间的最后时刻了。它也明白“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理儿，于是挣扎得更厉害，嚎得也更响亮。

赖瞎子也不管，一只手用力把猪下巴合上，另一只手握紧长刀，刀尖对准脖子，瞅准时机，从猪脖子一颤一颤的那块软肉的部位猛地扎进去。嚎叫声瞬间弱了下来，但还没止。刀子好像不够长，赖瞎子的手顺势伸进那个大口子，往里用力。这时，一股腥红的液体顺着瞎子袖口喷涌而出。这家女主人端个放了食盐的面盆，怯生生的伸过去，血喷到盆子里，溅到女人身上。猪渐渐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待刀口流出血沫子，众人方才松开手。

“这猪真大，得下一百来公斤肉！”

大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剩不了多少！”马富山大手一指。全七队等着割肉的老老少少已经挤了一院子。孩子们则眼巴巴地呑咽着泛滥的口水。

稍一歇息，一个汉子从猪后腿关节处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铁条顺着猪皮往里胡乱捅一番，俯下身子对着口子猛吹气；另一个人则不停地在猪身上捶打。转眼间，大肥猪被吹得滚圆滚圆，四条腿也向空中炸开。众人再合力把气球似的肥猪抬到大锅旁的案板上，人们一边往猪身上浇开水一边用刮子刮毛。不多时，猪毛就被刮得一干二净，整条猪洁白得像块玉。赖瞎子手起刀落，猪肚皮转眼被破开，女主人走过来，先割一大块肥肉，这是准备做“杀猪饭”犒劳帮忙的“勇士”了。

那时候，杀猪场面是刺激的，气氛是热闹的。

农村一开始杀猪，“年”就要到了。

有那么几年，我家也抓小猪。给小猪投食时，站在圈旁看着它吃。大人们用眼睛打量着：它长大了多少，肯吃不肯吃，爱不爱睡觉，上不上膘。小孩子则争论不休：过年我要吃猪耳朵，耳朵脆脆的，最好吃了；我要吃大腿肉，那里的肉最实在；谁说谁说，猪头肉才好吃呢！孩子们争得面红耳赤。大人则笑吟吟的，好好，待过年了，都让你们吃好。

大年三十吃团圆饭，已成定式。平时无论相隔多远，坐汽车也好，坐火车也好，坐飞机也罢，有的人买不上票，骑摩托几千公里也要赶回家，赶到父母身边，就为了团聚那一刻。我们那时候没这个讲究，至少我家没有。其实，应该是全队都没有。年三十这天，家家黑灯瞎火、个别的放挂小炮，划破昏睡的夜空。这时，我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人，母亲检讨似的说，咱家明早放！父亲则随和地笑笑，笑得很暖，很抱歉。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之所以不搞团圆，一是户籍管理严，本就团圆着呢。二是生活条件差，好东西要放在最重要的一天。再就是家里事儿多，忙到三十，还得干一年“收尾”的活。

在我家，最开心要属大年初一。

这天，一切得按“规矩”来。天刚蒙蒙亮，就听到母亲对父亲耳语，“你起来去喂喂牲口吧，别弄出声，一年的事。”父亲下定决心，果断地把手从温暖的被窝里抻出来，抻到寒冷的空气中，呲呲哈哈地把笨重的棉衣套在身上。不久，外面传来家畜沉闷的声响。糊着报纸的窗户上泛起了一点亮光，黄黄的，一点点的亮起来，天亮了。母亲开始起床。尿盆里的尿结成了冰。母亲烧了火，屋里烟雾缭绕，温度升起来了，待尿液与铁盆分离，才能端出去倒掉。

“一个小乖乖，

早上出去晚上来。”

打一物！我和哥哥还没等说完，就齐声道：“尿盆！”这个谜语，母亲不知说了多少遍。

大年初一早晨，全家共用一盆洗脸水。

母亲做会饭，跑过来对着我们的耳朵柔声说：“球蛋，快起床吧，二小，快起来吧，就一盆水洗脸，晚了水就不好了！”

这是一年里母亲说话最温暖的时刻，我们很受用。

过一会儿，感觉有些事没交待完，母亲又跑到卧室，对着耳朵一个一个挨着很有耐心的又说：“穿鞋子的时候轻点，别把鞋带蹬断了，初一不兴。”

初一早晨，我家吃水饺。待饺子下锅，灶房里早已雾气腾腾，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爬在埋头往灶膛里塞葵花秆的父亲肩头，父亲说，“快去放鞭炮吧，就挂在门口那棵树上！”我冲到门口，见一挂不太长的鞭炮像一串红辣椒挂在用柳条编织的院门旁边的那棵小树叉上，瞅瞅手里的火柴，对哥哥说，你去吧。

我哥说你去。

我们返回灶房，母亲要下饺子了。

“孩子胆儿小，他爹，你去放吧！”

父亲不吸烟，但此时笨拙地点一支，滑稽地用嘴角叼着吸，不紧不慢的往外走。他走向风中那挂羸弱的鞭炮，走向危险的地方。

火花一闪，我们大喊：“爹，快跑！”

父亲也不急。火花闪现的同时，鞭炮就炸响了，火星四溅。我们都躲在门帘子后面、捂着双耳、探出两只眼睛。鞭炮炸裂声确实很大，震得整个院子都在嗡嗡回响。父亲还没进屋，响声就结束了。看着孩子们意犹未尽的脸，父亲还是歉意的笑笑：“明年，明年咱家买一挂大的，五百响！”父亲进门的时候，浓烈的火药味也带进了屋，那是好好闻的味儿，闻着这味儿，总算填补了短暂响声留下的遗憾。

过年第一顿饺子，怎么吃也是有讲究的。

包这顿饺子，要往里面包几个“钢镚儿”（五分钱硬币）。饺子在锅里滚三滚，就熟了。母亲执勺，大家围着小饭桌坐定，每人一碗。看谁能吃上“钢镚儿”，就说明新年里谁“有才运”。每个人都期盼着、小心的咬、细细的品，生怕把硬币呑到了肚子里。待嘴里一硬，脸上瞬间就炸开了花。

“有啦！”

“我看看，看看！”一桌子的头都攒过去，似乎要看清上面每一处纹路。持有那枚硬币，不亚于现在捡到一笔巨额财富。

大年初一是孩子们全年唯一一个可以“明目张胆”疯玩的一天。

这一天，我和哥哥可以肆无忌惮的疯玩而不受责备。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到门前的那个大下坡上滑雪，可以到魏芳家打嘎嘎，可以到捞坝的冰面上“打老牛”，也可以踩着“冰刀”沿着铺满硬雪的路面划出好远。总之，这一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二小，缸里水没有了没看到吗，化点冰去！”

“球蛋，给牛上个草，眼里一点活也没有！”

“又在玩了，寒假作业做完了吗？”

过了这一天，就不自由了。只要看到你玩，母亲脸上立刻就挂满了霜。父亲话少，但也不支持玩，好像玩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

吃了早饭，开始走亲戚。我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进疆的支边青年，哪儿有亲戚！没亲戚咋办？就瞎跑着玩儿呗！

“给你准备点麻叶子、还有江米条，去江婷家看看吧？”母亲对哥哥说，哥哥怯生生的，母亲又说，“过年得给干妈拜年呢，这是规矩，球蛋！”

父亲坐在炕头上，笑笑的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大年初一中午，家里的饭是粉条、猪肉和白菜炖的大锅菜，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家里不搞聚餐仪式，母亲把饭做得够量，可以随便吃。那时候，我已有了弟弟，不过还小，弟弟早晨起得晚，待洗了脸，大家都吃完午饭出去玩了。弟弟揭开锅盖，独自盛了一碗菜。忽然，他大喊：“妈妈，妈妈！”

母亲过去一看，弟弟勺子里挖着一只死老鼠，手抖在半空中。那个年，弟弟一连几天都没吃饭，也没出去玩。

美好的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晚上，零星的鞭炮又远远近近的响起来。还有“钻天哨”，顺着天穹一直往上窜，一条火舌把夜空一分为二，很是壮观。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父亲说，那是孙地主家放的。孙地主的儿子叫孙万民，是我同学，正是他家的方向。

正月里，母亲还是不停的纳鞋底儿，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做一年里穿的鞋。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吟唱：

“过年过到初一二，又有饺子又有肉。过年过到初三四，丸子白菜管个够。过年过到初五六，好吃好喝还算有。过年过到初七八，发馊豆腐老豆芽……”

过了初一，生活恢复如常。

大人们照常忙碌，我和哥哥照常被早早的赶出被窝，拉着个爬犁到处捡牛粪。捡满一筐，才有底气回家吃饭。

我家过年，最梦幻的要数正月十五。

那时候，还不知道正月十五又叫“元宵节”，只知道这天是要挂灯的。语文课上，孙万民爸爸说，在古代，这天还要观灯猜谜语呢。据说元宵节这天，一个穷书生为戏弄一个攀高踩低的坏财主，出一谜语：

“头尖身细白如银，论称还没半毫分。

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裳不认人。”

打一物，让胖财主猜。笨财主抓头挠腮、丑态百出，哼哼半天也没猜出来，逗得围观众人捧腹大笑。

那时的先锋公社只有一个供销社，没有集市，也没有电。元宵节这天，天还没黑透，母亲就点起了“灯”。母亲点的灯不是煤油灯、也不舍得点蜡。母亲和了面，揪成一个个小面团，中间摁出深窝窝，再插上自制棉签，里面倒满清油。点着分放在门后面、墙根旁、粮食屯子里、灶台边、炕沿上、猪圈里，还有冷房子里。

这时，外面已黑透，家里却灯火通明。母亲说，哪里的灯不熄，说明那里的神灵在保佑咱，要小心爱护。灯火绵延，照得如同白昼，闪闪烁烁，如梦似幻，我和哥哥蹦蹦跳跳的在各个房间里来回窜动，一会儿看看这台，一会儿瞧瞧那盏。母亲则到这儿磕个头，到那儿作个揖，嘴里念念有词，哪里的神都得罪不起。我听见母亲对着门口那盏灯磕头时说：天山大老爷，请您保佑我们一家平安，不生病，庄稼收获满满……

夜深了，灯渐渐暗下来，放在粮食屯子的那盏一直亮着，我们像发现了奇迹，兴奋地奔向母亲，母亲眼睛睁得大大的。过一会，我们又去看，还是亮着。

母亲眼里闪着明亮的光。

正月十五一过，再也听不到一丁点儿的鞭炮声，孙地主家也哑巴了。年味儿消散了，不久，一场大雪把有关年的一切痕迹掩埋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孩子们开始盼望下一个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