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

巷子像一条僵死的蛇，冷硬地趴在旧城区的心脏。我提着一只半旧的纸灯笼，里头没点蜡烛，只囚着几只偷来的萤火虫。光，青白色的，一明一暗——像垂死之人的呼吸。醉汉趔趄着路过，嗤笑：“假把式！这年头，谁还稀罕这点虚飘飘的光？”竹骨硌得手心生疼，可我不敢松——这世上总有人怕黑，怕到情愿把一粒萤火，当成太阳来拜。

邻街的老鞋匠常说，三十年前的巷子是活的。馄饨担子的白气、孩子的追逐、夫妻的拌嘴，像滚沸的水，把夜色煮得喧腾。如今只剩外卖电动车撕裂寂静，轮胎碾过积水，泥点溅上墙头“精英府邸，典藏人生”的广告牌。人们总说，写东西要“接地气”，得像剖伤口晒脓血才叫真实。老鞋匠的独子去年从楼上跳下，尸体被晾衣杆拦腰截住——这事我写过，被批“刻意卖惨”。可若只写萤火虫的光美得像梦，又被骂“假大空”。

我在流水线上拧过螺丝，拇指的茧厚到握不住笔。工头夸我“踏实”，因为我总替人顶夜班。他们不知，我在废工单背面写：“螺丝旋转的弧度，是困兽咬不住的自由。”组长瞥见咧嘴一乐：“文化人就是矫情！流水线哪有弧度？全是直角！”后来我逃到写字楼擦地，深夜常听见隔间里压抑的哽咽。被裁员的设计师用最后电量改永远无法落地的方案，我递纸巾，他摆手：“别写进你的文章——你们这种人，最爱把别人的苦难当佐料。”

我愣在原地。原来“接地气”也是一种特权，得让受苦人自己叫卖伤口，旁人代劳，便是偷窃。而萤火虫的光虽弱，却属于每一个在暗夜里凝视它的人。它不贩卖痛苦，只安静地燃烧自己的腹腔，那光，“不服从谁，只服从内在的力”。

批评家爱说“管窥蠡测”。见你写萤火虫，便断定你不敢写煤炉的呛烟；见你提纸灯笼，便讥讽你逃避电灯的统治。他们不知，萤火虫本是腐草所化，光生于晦暗，死于冷露——它自己，就是底层生命最完整的隐喻。老鞋匠的铺子塌了半年，墙角的鞋楦像童话里冻僵的萤火虫：它们曾用微光陪一个穷孩子读完夏天，直到他考中学那日集体死去。孩子只从蛛网上，接到最后一点绿光，像接住一句破碎的遗言。

不是不会写苦难。欠薪的借条、攥皱的存折、跪地擦鞋的淤青……这些刺嵌在肉里，一动就冒血珠。但何必展览？菜场里为三毛钱争到面红耳赤的妇人，需要的不是旁人指着她说“看，这就是生活”，而是有人悄悄多塞她一把葱。所以我写萤火虫。写它们弱得照不亮三尺路，却偏要在坟场起舞；写它们活不过一夏，却敢用腹腔摩擦星光。这哪里是“假大空”？这是在角斗场里哼唱的夜曲：没有伞的孩子，得把眼泪熬成磷火。

深夜流水线上，女工们传阅一本盗版《星空图鉴》。有人指着仙女座呢喃：“俺闺女以后要去这儿当宇航员。”众人便笑，笑声像生锈的齿轮。这幻想虚妄吗？可正是这点虚妄，让她们熬过下一次晕倒前的窒息。文学若连这卑微的梦都要剥夺，与夺走饥民手中最后一捧观音土何异？

天快亮时，萤火虫死了。我松开手，纸灯笼被风卷进垃圾车。醉汉又路过，嘟囔着：“早说假的撑不久！”可他不知，昨夜有个孩子蹲在巷口哭，是这点微光，陪他到母亲下班的身影出现。

我写下这些字：愿世间容得下纸灯笼的“谎”，也敬重每一盏不肯熄灭的、卑微的光。因为文学的灵魂从不在于是否“接地气”，而在于是否接住了那些即将坠落的心——就像童话里那只最小的萤火虫，即便冻僵在蛛网上，仍用最后一点绿光，为踏雪远行的孩子，标出一寸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