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花开满的村庄

一个叫边庄的村子，坐落在黄河故道的臂弯里，像一艘漂浮在时光里的船，乘载着我远逝了的童年，也承载着历史风雨的厚重。我常常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亦或夕阳如血的黄昏，来到这里，坐在我返老还童的地方，与曾经活过并且永远活着的先人对话。

一．

滔滔黄河，生生不息，从村西向北环绕而过。村中的三口老井，深嵌在东西大街走向的西、中、东部，水质清冽甘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哺育着这个不足七百人口的村庄。

鸡栖枣枝，犬守家门；万物有灵，日月行空，一个朴朴素素的四方院，进进出出三代人，在光影交错、四季轮回的翻页中，从没有见过祖父的踪影。我恍恍惚惚，每天早晨，祖母像从梦中来，她来好像就是干活的。一条路把她矮小的身躯，牵到村北，没了路，就剩下沉默的农具，在她粗糙的手心里升温，复活。阳光投下浓烈的影子，一下一下，是多少年来都出不完的力；一滴一滴，是四季风都吹不散的汗。

中秋节，父亲从教书的县城，披一身暮色赶回家，自行车一扎，就钻进祖母威严的堂屋，这是作为长子的他从未曾改变的习惯。挂在枝梢上的圆月，凝聚着我们的期盼。祖母把父亲带来的苹果、月饼，一一放在盘里，摆在院中的香台。祈祷过所有神灵，袅袅香烟升起，直到皎月被云空遮蔽，一瓣月饼、一块苹果，还没有被我们细细嚼完。

季节中努力成熟的庄稼，它会顺着祖母下地的路返回，回到院中，也回到我们烟熏火燎、满口喷香的嘴巴里。有时一季中，旱涝不保，庄稼忘记了回家，很多拮据的日子就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祖母习惯到村西的旧学屋烧香、磕头，据说一条大蟒盘在那里，它的神灵能保佑我们丰衣足食。化不开的浓浓香雾，绕不开粗布衫包裹的肉身，灼伤了皮肤，漠然于被日子烘烤的祖母，浑然不觉。

那年秋天，一场大水吞没了村庄。老人、孩子都在救援的船只中投靠亲戚。祖母不走，每天静坐在被黄水围困的房台，呆望着屋后那条她走了一生，再也没走出村庄的老路。队上一头习惯于早出晚归的老牛，无病而亡。绝望的眼神，噙满无奈而又无助的泪水。留守的村民，每家均摊一块带有体温的牛肉。祖母带回沾血的骨片，用黄豆面澄清的河水，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淘洗，打磨成几个光滑、苍白的饺子馅抹子。搬家多次，它一直放在父母移动的橱具里。不起眼的牛骨片，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味道不一样的春节。半个世纪过去，它光滑，坚固，几无耗损。

那时，只要父亲周末回家，有闲时，他必定带我们徒步去村西，不足一华里，就是颜色单一、不知深浅的黄河，河里漂着肮脏的浮沫，水面上不时有白色的水鸟翻飞，滑翔，掠过。父亲没有给我们讲过有关黄河的故事，他多是默默伫立在岸边，眺望许久。我们一次次去看，一次次灌满两鞋壳沙土回来。我不明白丑陋的黄河有什么好看头，这种疑惑缠绕着我。直到渐渐长大的一天，在县烈士陵园大厅的传略里，在市烈士陵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祖父以他二十九岁大气凛然牺牲前的雕像，使我认识了祖父。

二.

祖父是独子，曾祖父在本村任学董二十多年。1934年16岁的祖父升入济南爱美中学，1935年返乡，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员。1938年2月，鄄城创始人董铁夫秘密发展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年6月，鄄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在杏花岗三官庙内成立，随之边庄村党支部成立，祖父又发展本村十人入党。1939年10月，全县抗日斗争的烈火点燃。祖父发动全村群众“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他卖了家中七亩土地，换来一支“德国造大盖”枪，捐给了民兵组织。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边庄村很快成立了一个由二十多支枪、三十多人加入的自卫队，并先后成立了青抗先、妇救会、农救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祖父既写得一手好字，笛子又吹奏得很好，他编写剧本，组织学生学唱抗日歌曲，组织业余剧团，排演《送子参军》、《支援抗日》、《一包老鼠药》等剧目，无情地揭露日寇侵华的阴谋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行径。

祖父家境富裕，曾祖父、曾祖母热情好客，家里常常有本地和外地革命同志来往。115师交通部长张瑞，师政治部主任鲍启祥，地委组织部长姬丕显，县委书记高黎光，万里及其爱人边韬等，都在边庄住过。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常为他们当警卫员，安排吃住，像亲人一样为他们做可口的饭菜。

1946年9月，大杨湖战斗打响，祖父亲自带领一百多副担架，冲锋陷阵，在泥里水里，装车、卸车、背米，和群众一道干活。一个俘虏听说他是区长，竟然大吃一惊。1946年10月29日，鄄南战役在鄄城以南的苏屯、石庄、高魁庄一带打响，祖父率领全区干群到前线送弹药，送食品，抢救伤员，三天三夜不下火线，累得几次晕倒在地。

1947年农历闰2月18日，国民党六十八军的两个旅，其中一个骑兵团，外加三、四千人还乡团的兵力，由南而北对我县全境进行“梳篦”式扫荡，妄图把革命力量一网打尽。祖父和一些革命同志，从鄄城北门北撤。敌人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我村西黄河岸边狭窄的河湾内。前有黄河拦路，后有敌人骑兵，他们只有背水一战，但是敌众我寡，敌人蜂拥而至。由于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已精疲力竭，且黄河水深流急，几次强度均未成功。祖父和三十多名革命干部及民兵被捕。

经过了10天的关押审问和毒刑拷打，敌人一无所获。1947年4月19日（农历闰2月28日），祖父和11名革命志士，被绑在鄄城北门外路东和尚坑沿的大杨树上，周围架起了机枪，还乡团头目拿着手枪逼着杆子会“亮相示威”。12名革命志士个个像钢打铁铸一般，怒目瞪视着敌人，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6名同志倒下了，革命战友的鲜血更加激起祖父的仇恨，他不由得怒火胸烧：“你们这帮狗东西，永远不会明白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我们活着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我们可以献出一切！”还乡团头目恶狠狠地说：“死到临头，你还嘴硬，今天我就叫你献出一切！"说着就命令杆子会用刺刀朝祖父身上扎去。残忍的敌人，从祖父腿部扎起，逐渐往上扎，瞬间鲜血流向他身下的大地。祖父竭尽全力高声对远处的群众说：“乡亲们，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完的，咱们的主力部队不久就会打回来的，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是决不会饶恕这群禽兽的……"敌人无比恐惧，怕他再讲话，就残不忍睹地用刺刀挑开了他的两腮，割掉了他的舌头……

边庄几百名群众，看到祖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遗体，无一不嚎啕痛哭。寒气笼罩着黄河故道，村西的黄河水，咆哮着，呜咽着，向北奔流……第二天，蒋匪杆子会头目带领杆子会员窜到了边庄，妄图乘埋葬祖父之机把我家斩尽杀绝。但是，富有长期斗争经验的村民早已把我家老幼隐藏起来。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便把我家的锅碗瓢勺和其他家具全部砸烂，抢走了我家的牛和猪，又穷凶极恶地将我家及其邻居的房屋放火烧掉，并用我家的耕牛和大车将在村内抢来的粮食全部拉走。直到1947年6月30日，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7月1日收复鄄城，人们才重见天日。

祖父牺牲后，祖母以自己薄弱而坚强的身躯，扶老携幼多次逃难外地，度过了艰难的拉锯战争年代。解放后，她白天种地，夜里纺织，省吃俭用，虽然一字不识，却含辛茹苦地教育子女勤奋读书，以继承父辈遗志，其儿孙个个终成国家有用人才。祖母一生劳碌，从未离开过乡土，直到她仙逝。70多年来，我们全家几代人，一直坚守祖父的信念，不屈不挠，坚定地跟党走。祖父用二十九岁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一纸烈士证书，父亲用他博览群书的丰厚学识为我们捧来全国书香之家的牌匾。

八十岁的父亲，故乡外奔波了一生，2019年魂归在永远二十九岁的祖父身边，安息在村西黄河岸边的厚壤里。

是谁，让所有的花朵，都红了。仿佛那些，旌旗的昭示和光芒。

三.

我拥着阳光，静静地聆听着历史的回响，渐渐地听上瘾，再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我明白大地的合声并不缺少我的声音，却永远缺少许多像我这样的倾听者和后来人。

1941年秋天，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一支运送印刷机器的大队，在冀鲁豫日报社负责人张鲁泉同志的带领下，从河南张鲁集列队秘密向边庄转移。那夜，无风，前行的脚步和急促的喘息汇合成秋夜的心跳。当队伍到达我们村，村里的干部群众早已在黄河故道等候了多时。他们连夜将机器设备运到一个早已挖好的六米深、四间房子大小的地下室，安装好，随机又将地下室加了棚盖，棚盖上面是两米多厚的红梁木和土层。棚盖上留了小小的天窗，架以木梯，供地下工作人员出入。地下室四周的角上还留有十分隐蔽的通气孔。不久，又在地下室的上面建好一所新房，以作掩护。这个地下室在村内东部边金乐家大院，村西部边金鐘的院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地下室，建设也极其隐蔽，出入口就在他厨屋大锅灶口放柴禾的地方。

我们边庄，外表看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村庄。但自这五十人，八台机器安筑下来之后，我村同外村人员就减少了往来，外地亲友来了绝不留宿，出嫁的姑娘回来，不许住娘家，就连东村盛庄人来人往的集市也悄无声息地取消了。

每天都是新日子，阳光公平地朗照着每一个院子，不会因为谁家人多，谁家没人就少摊给谁家一些光亮。朝升暮落，炊烟袅袅，同守一口锅，同穿粗布衣，同宿一农舍，貌似一家人，你看不出谁家锅台上多了一口碗，谁家屋里多了一张床。院中的水缸，每天一早就神奇地满了；横扯的洋条上，干净晾晒的，多了几件粗布衫。夜晚的油灯下，谁家孩子的书包里，多了下角料订成的写字本？村东南不足三华里，阴森森的麻子棵田野里，是谁发出的联络接头暗号？星星眨眼的无眠之夜，广袤无垠的天空知道。阳光匍匐在地上，静静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人和畜牲走动的声音，远远近近许多事物的声音，组合在一起，成为大地的声音，天空的声音，最终合奏成天南地北的战讯、捷报的声音。

1941年冬天，当冀鲁豫日报社地下印刷厂在我村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盘踞在黄河西岸的石友三叛军，突然越过黄河故道向河东的边庄、陆井等村发动扫荡。我村与周围几个村的民兵立即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英勇反击。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黄昏时分，叛军突然发动猛烈攻击，终于占领了离边庄不到半华里的陆井村。敌人在村内大肆烧杀抢掠，许多民房被烧，村民李田的妻子、女儿被无辜地投入火海，活活烧死。接着，敌人像疯狗似地向我村猛扑，扬言将边庄烧光杀光。边庄民兵同其他村民兵奋力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红缨枪与敌人拼搏。他们以沙窝、战壕作掩体，冲杀固守，呼声震天，黄沙飞扬，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深夜，敌人不得不退回黄河西岸，龟缩到老巢。边庄保住了，地下报社印刷厂安然无恙。民兵队长边金泰，他是我祖父的堂兄，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部下的老兵，战斗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英勇顽强，敢打敢拼，指挥有方，负伤不下火线，在这次夺取战斗的胜利中起到重大作用。我村党支部领导群众第一次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保证了地下印刷厂的正常出版。

1942年4月12日，日伪军突然窜到边庄，在村内到处搜查打探，他们用探条把每家的院子都扎了个遍，虽然在报社地下印刷厂上面打探的时间最长，但最终未能探出印刷厂的任何痕迹，也没能找出群众埋藏的一粒粮食。日寇恼羞成怒，在村内放起大火，浓烟滚滚，火光四起，民兵掩护群众隐蔽在村北一个大坑里，亲眼看到日军的暴行，心中充满了怒火。敌人走后，乡亲们立即返回村子将火扑灭，我村许多民房被烧毁，一个外地卖豆腐的被烧死。幸运的是我们的印刷厂又一次保住了。

报社印刷厂在边庄工作了三年，在这期间，距边庄村不到一华里的附近村庄的群众，从来没有听到印刷厂的一点消息；叛军和日伪匪军多次到边庄扫荡，印刷厂都没受到半点损失。在我家住了三年，原冀鲁豫报社社长、地下印刷厂负责人张鲁泉（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同志深情地回忆说：“边庄的群众不愧为党教育的好群众，边庄党支部不愧为捍卫人民喉舌的坚强堡垒！”

星转斗移。黄河故道弯，边氏族人在此居住，繁衍生息，已愈二百余年，忠孝为本，耕读传家，人才辈出。1996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为保黄河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求滩区村庄迁至黄河大堤以内，为响应上级号召，虽恋恋不舍，还是毅然迁出。

花五十多年岁月长大成人，读懂、迷恋上自己的故乡，却已到中年。如今，四季风仍在黄河故道颤响，在那被茂密的庄稼跻身守卫的高高土岗上，我脑海里常常映照着一张张青春永恒的脸庞，像一朵朵向阳花，开满不老、不败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