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十八岁

那年冬天，雪落得比消息还急。鲁西南小城久未见过的大雪，封住了所有通往远方的路，却封不住像长了翅膀的招工信息，当信息掠过村庄，跌进乡镇中学的窗棂。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城里来的同学被父母连夜接走，一个个理想的梦，被一场雪轻轻翻过，融化在命运的岔路口。当雪迹消尽，学生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界线，已如刀刻般分明，载入青春的史册。

我考入了酒厂，包装车间是酒厂的练兵场，新来的女工必经此地淬炼，方能分流至其他岗位，少数佼佼者甚至能踏入厂科室，只是那机会如雪中寻花，罕见而渺茫。手扳式电梯吱呀作响，棕褐色麻袋被空酒瓶撑得鼓胀，一袋袋升入高楼，像我们被命运提溜着的青春。洗瓶、装酒、封口、贴签、检验、打包——十二小时两班倒压得人喘不过气，八小时三班倒又如绷紧的弦，牵扯着刚离校园的神经。

秋桐生得清秀，眸子明亮，却总蹙着眉，沉默地埋首于流水线，不肯落后半步。景荣话少，却心思细腻，别人低语几句，她便警觉地目视：“咋啦？”若不理她，她偏要追问：“又说我啥来？”姐妹们故意逗她，她便红了脸，幽幽一句“哎呀……”，心事如雾，无人能解。一周后，无记名投票选组长，她竟意外被选中。众人愕然，自己都未料到，竟把唯一一票投给了她。那多出的十元补贴，在当时的计件工资里，还是有份量的，有人失落，有人窃喜，而景荣，只是低着头，像护着一颗不敢示人的星。

秋桐与我，在包装车间熬过半年，终于调往冰糖车间。景荣留下，继续做她的组长。熬糖是第一关，三人一组，我与秋桐，还有志文。一辆地排车，几十袋百斤白糖，从仓库到车间，日日往返。志文架车把，让我俩装袋。我们拖拽着糖袋角，身子如坠铅块，他却一声不吭，单手一掀，百斤糖袋如孩童般腾空而起，稳稳落车。我俩各自按一车把又被翘起，随即笑得满脸通红，笑罢，一股酸楚涌上喉头。志文在前拉车，我俩拼尽全力，推在后头。

高台之上，汽锅翻滚，热气蒸腾，志文独自将糖袋抛入半空，倒入锅中，动作利落，我们只能仰头望着，心生怯意。空袋叠好，归置角落，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无所作为。后来，我们终于鼓起勇气去搅动糖液，踏向厚实的铁架，手中的铁铲沉重如牛，我俩四只手一上一下合力，才在浩浩糖浆中划出一圈圈微澜。脸上汗流雨下，熬糖的日子没有喘息，车把、糖袋、汽锅，成了我们十八岁最深的烙印。

那年十八岁，日子在单调中透出些许斑斓。休班时，便是我们最雀跃的时光。一次，景荣的好友萍姐领她来到我那简陋的小屋。原来有人给她介绍了个大学生，只见了一面，却已让景荣心动难抑。男孩寄来两封信，她反复揉碎了几十张信纸，竟不知如何回应。她们来的目的竟然是让我替她写回信。我一听，来了劲，仿佛窥见了她最隐秘的悸动。

我催她讲那初遇的经过，景荣脸红如霞，支吾着：“啥呀……我哪懂这些？”萍姐笑着推她：“你就让她帮这一回，以后你自己弄。”“你得让我对上他的语气啊，”我急不可待，“信呢？快掏出来。”在萍姐的催促下，景荣终于从衣兜里掏出那封已被摩挲得发软的信。

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青春滚烫的笔尖，流露到这世间竟有如此多情的表白——“亲爱的荣荣：你好！阔别半月，恍如千年。虽仅一面，你的音容却日夜萦绕我心，难以安眠。你有印度女子明亮会说话的眼睛，俄罗斯少女高挺的鼻梁，西班牙女郎如瀑的长发，你的眼神勾魂摄魄，红唇如焰，浑身散发着克罗地亚阳光般的诱惑……”字字如风，吹亮了我那间昏暗的小屋。

我真想放声大笑，可还是忍住提笔，写后告诉她：“你多读几遍，再抄，不合适你口味的地方，自己改。”萍姐抿嘴轻笑，景荣抱着信，羞怯地离去。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比上班还有意义的事。

后来，男孩冒雨抱着一袋梨登门，却被景荣母亲拒之门外，梨滚落满地，像极了“离”字的隐喻。深秋再访，他西装笔挺，礼重情深。几经往返，耗去景荣数月工资，终究打动了那扇紧闭的门。男孩家境贫寒，母老弟幼，父亲早逝，景荣却执意求成。后来，托景荣父亲旧谊，他毕业后顺利进了政府单位。三十多年过去，不知他们的激情是否还依旧？

那年十八岁，我们又被调入看罐组，从拼力气的熬糖工，成了守温度的匠人。每人三罐，分列车间各处，唯有上下班时才凑成一个轮班小组。与熬糖不同，看罐有喘息的间隙——每半小时加一次糖液或水，静候冰糖在热气升腾中悄然结晶。若罐内清澈，糖晶渐长，便可安然记录，稍作休憩。秋桐捧着《平凡的世界》入迷，我则抄录汪国真诗句，字字如春芽。志文偶尔夺过我的笔，在本子上留下苍劲飘逸的字迹，仿佛笔记本也因他而有了骨气。

他寡言，却敏锐。每当我们罐中出现砂粒，或糖液过清，他总一个箭步冲来，夺过水桶，利落加料，手法娴熟如医者施针。待一切归于平稳，车间只剩气压管漏气的“呲呲”声，与罐体悠悠晃荡的节奏。深夜里，这声音格外肃穆，像时间在低语。那年十八岁，我们守着三罐糖，也守着青春里最安静的时光。

我们的车间主任，白脸微胖，他总在清晨出现，像只专业的熊猫。他进门必伸食指，沾地轻舔，眯眼品糖分，看我们是否不小心，把糖液遗漏到地上，动作滑稽却精准。我们背地称他“大熊猫”。糖液洒落，曾黏掉小刘的皮鞋后跟，他常蹲在通风口抠鞋底，我们笑他“老怄”。他只嘿嘿傻笑，从不反驳。

后来，王大妈来了，嗓音沙哑，从东北随夫迁来。空余，她坐在洗净的糖袋上，讲她如何在森林里对大山哭喊，控诉丈夫的薄情，生了一群吃不饱的孩子。叶落归根，丈夫回山东酒厂做仓管，她说嗓子就是在那的风雪中喊哑的。说着，她老泪纵横。志文默默起身，走向他的罐。秋桐眼泛泪光，小刘也红了眼圈。有人问：“老怄，你哭个啥？”他咧嘴一笑：“我心疼俺闺女！”众人愕然——竟都不知，他早已成婚，女儿还未满月。他日日守厂，与妻是娃娃亲，聚少离多。

我们听王大妈哭诉命运，却不知，每个人的沉默里，都藏着一部自己倒不出口的苦情戏。

那年十八岁，我和秋桐同出同进，夜路上的每一道坑洼都熟稔于心。十二点钟的夜班，我们并车前行，身后总有影子若即若离，我不敢言，怕惊了她。某夜，几个黑影吹着口哨撞倒我们，随之笑着逃散。我俩签到后，不见志文。大约一点，他才如幽灵般出现，冷眼巡视着三罐，脸上赫然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伤痕。我与秋桐心照不宣。不知为何他从不露笑脸。有人说，他暗恋一女孩，被拒后死心。我揣测千般缘由，终难解谜。

一次夜班时，他忽将一本厚实的塑料硬皮本扔给秋桐，秋桐拿给我，让我还他。此后，他依旧默默帮我们提水、加糖液，来去如风。车间渐有流言，可他从不正眼看我们。未曾多想，我只觉得他如兄长护妹。直到有一天，我把订婚喜糖摆上桌，工友们围来道贺，他才走近，抓一把糖塞进口袋，目光停留在我脸上，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我。后来，秋桐不再来了——她重返了校园。志文依旧帮我提水，眼神却愈发落寞，沉默如深井。

那年十八岁，有些情愫说不清，也说不透，但却在目光里生根。有次志文从黄河归来，脸上竟有了笑意。我们是接四点的班，他对我说：“一切都已经成了过去。”那晚，他第一次开口，秋桐的离开，是因为他。

他讲了全部。他喜欢她，可她家不同意。他父亲在朝鲜战场落下失忆症，不语如影，终日在屋内踱步，兄嫂远在贵州，母亲体弱，他辍学就业，独自撑家，他从未抱怨过，却把所有的苦楚都埋进沉默。那晚，他一字一句，将心底的荒凉一层层剥开，像一场迟来的雪，落在我心上。

过往的种种，如电影回放。我怔然，只一句“谢谢你，把这些都告诉我”，然后就久久无语。忽然，他笑了，突然对我说：“如果你是男的，咱就是铁哥们。”那笑，是我第一次见他真正地笑，没有任何负担。

第二年春节，厂已停工。正月初七，鲁西南风俗送火神，烟花落进车间，因为风大，燃起了大火。志文冲入火海，火光映着他坚毅的脸，也燃烧着执拗的青春。车间成废墟，工友四散。几年后，厂倒，人空，各谋生路。

2014年春天，我在县公司产品发布会上重遇志文。他微胖，却仍透着一股不竭的力量。两个年近半百的人，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握手。他笑着告诉我，妻子与秋桐同校任教，竟是要好的同事。

我怔住，恍如隔世。鬓染霜雪，春华已逝，可心底那片冰糖般的记忆，依旧晶莹。我们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那座曾经红火的工厂。梦未圆满，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