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老街的巷子深处,有一家旧书店,门脸窄小,若不是刻意寻找,很容易就会错过。书店没有招牌,只在门楣上方挂着一块深色木牌,上面用楷体刻着“疏雨斋”三字。初闻这家书店,是从一位年长的同事那里听来的,他说那里能淘到一些绝版的老书。于是某个周末的下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寻了过去。
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门轴发出悠长的吱呀声,仿佛开启了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店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纸张陈旧的特有气味——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油墨、灰尘和岁月的复杂芬芳。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密密麻麻地塞满了书,地上也堆着一摞摞,只留下窄窄的过道容人侧身通过。
“随便看,小心脚下。”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深处传来。
我循声望去,在书店最里侧的角落,一位老人正俯身在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手里拿着细小的工具,专注地修补着一本破损的旧书。他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朝我点点头,又继续手上的工作。这就是陈师傅,后来我知道,他经营这家书店已经四十多年了。
那天,我在店里逗留了两个小时,最终淘到了一套八十年代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结账时,陈师傅仔细检查了书况,轻声说:“这套书品相不错,只是书脊有些褪色。博尔赫斯说过,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你这就带走了一小片天堂。”他温和地笑着,用牛皮纸仔细地将书包好,动作缓慢而庄重,仿佛在完成一个仪式。
从那以后,我成了疏雨斋的常客。
陈师傅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他的修补工作中。他的手很巧,能将被虫蛀的书页一点点修复,让水渍浸染的页面重新清晰,将散架的古籍重新装订。他说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生命,修补不只是技术活,更是一种对话,与书、与时间、与那些素未谋面的前代读者对话。
“你看,”有一次他指着一本清代刻本上的批注对我说,“这位读者在光绪三年写下这段评语,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你我在阅读他的见解。书籍就是这样连接着不同时代的人。”
渐渐地,我发现来疏雨斋的客人大多有些特别。有寻找绝版学术专著的老教授,有收藏特定版本的中年书痴,也有像我这样被某种说不清的引力吸引来的年轻人。我们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相遇,彼此点头致意,然后各自沉浸在书海中。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书店里来了一个约莫二十出头的女孩,她在外国文学书架前徘徊良久,最终鼓起勇气向陈师傅求助。
“请问...有没有一本叫《夜航西飞》的书?我记不得作者了,只记得是写非洲的,很诗意...”
陈师傅略加思索,点点头,转身走向书店深处。几分钟后,他拿着一本淡绿色封面的书回来:“是这本吗?柏瑞尔·马卡姆的。”
女孩的眼睛顿时亮了:“就是它!我找了好多家书店都没找到,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每本书在这里都有它的位置,”陈师傅微笑着说,“就像老朋友,你知道他们会在哪里等你。”
后来和陈师傅聊天得知,女孩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期,辞去了不喜欢的工作,却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那本书是她大学时最爱的老师推荐的,说能在迷茫时给人勇气。
“书常常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陈师傅说,“不是人找书,有时也是书找人。”
在疏雨斋度过的那些下午,我目睹了许多这样的相遇。一本诗集安慰了失恋的大学生,一套哲学著作点亮了困惑的上班族,甚至只是一册简单的童话,就让一位疲惫的单亲母亲重展笑颜。在这个被数字洪流裹挟的时代,这家小小的旧书店仿佛一座孤岛,庇护着那些依然相信文字魔力的人们。
有一次,我问陈师傅为什么给书店取名“疏雨斋”。
他放下手中的镊子,望向窗外,沉思片刻:“取自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雨打疏林,看似破坏,实则也是一种洗礼和更新。书籍历经时光,就像经过一场场雨,有的破损,有的褪色,但其中的智慧和精神不会消失,只需要有人细心修补、传承。”
他翻开正在修复的一本明代医书,指着书页间密密麻麻的批注说:“这些不同年代的笔记,是历代读者与作者的对话。我修补的不仅是纸张,更是这些对话的延续。”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陈师傅的工作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向我展示了他最珍视的修复成果——一套残破不堪的《红楼梦》,经过他两年多的努力,几乎恢复了原貌。
“这套书是我父亲留下的,”他轻声说,“文革期间被毁得不成样子。修复它,就像修复一段被撕裂的记忆。”
在疏雨斋的时间仿佛有自己的流速,比外面的世界缓慢许多。没有催促的提示音,没有闪烁的通知,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偶尔响起的风铃声。我开始理解,陈师傅不仅仅是修补旧书,更是在修补一种被现代生活撕碎的时间连续性,一种与历史、与传统、与内心深处的联结。
然而,变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发现疏雨斋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通知:“本店将于月底停止营业,感谢各位多年来的厚爱。”
推门进去,陈师傅像往常一样在工作台前忙碌着,只是店里的书已经少了许多。
“还是要关门了吗?”我有些不舍地问。
他点点头,神色平静:“年纪大了,眼睛不如从前,手也开始抖了。修书需要稳定的手和明亮的眼,这两样我都快失去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而且,这条老街下个月就要拆迁了,时代的车轮,拦不住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起身泡了一壶茶,给我倒了一杯。
“你知道吗,”他说,“我最遗憾的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不是技术的问题,技术可以学;是心性的问题,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做好这件事了。”
“也许不是年轻人静不下心,”我说,“而是这个世界太吵闹了。”
他笑了笑:“也许吧。但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人,在某个时刻,会发现安静的价值。就像这些书,等待了这么多年,不还是在等待那个懂得阅读它们的人吗?”
关店前的最后一周,疏雨斋的客人突然多了起来。老主顾们闻讯赶来,有的淘书,有的只是为了和陈师傅道别。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这家小书店里找到过慰藉——那位总是行色匆匆的律师在这里找到了绝版的法律典籍,那位温和的中年教师在这里补齐了全套的文学杂志,还有那个腼腆的大学生,在这里发现了改变他人生方向的哲学著作。
关门前一天,我最后一次拜访疏雨斋。店里的书已经所剩无几,原本拥挤的空间显得空荡而陌生。陈师傅正在打包最后一批工具和书籍。
“我留了些书给你,”他看到我,指着墙角的一个纸箱说,“都是你觉得不错的那类,留着读吧。”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别难过,”他反而安慰我,“书店会消失,但书不会。只要还有人阅读,这些文字就会找到新的载体,新的读者。我修补了一辈子书,最明白的就是——形式会变,但精神不死。”
他从工作台下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递给我:“这个也送给你。”
我打开木盒,里面是一套完整的古籍修复工具——不同型号的镊子、刷子、针线、压书石,每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太珍贵了,我不能...”
“收下吧,”他打断我,“工具只有在使用中才有生命。记住,修补书籍不过是表象,真正要修补的,是人与历史、与智慧、与自己内心的联结。”
疏雨斋关门后,那条老街很快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现代化的商业大楼。有时我路过那里,还会恍惚觉得那家窄小的书店依然存在,只是隐身于某个平行的时空里。
我将陈师傅送的工具盒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不时拿出来擦拭。开始学着修补自己的旧书,起初笨手笨脚,渐渐地也能做得有模有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一种对抗时间流逝的方式——不是通过追逐新奇,而是通过理解并珍视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
上个月,我在一家咖啡馆遇到了那个曾经寻找《夜航西飞》的女孩。她告诉我,那本书陪伴她度过了最迷茫的时期,后来她鼓起勇气重返校园,学习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如今她即将毕业,方向明确,眼神坚定。
“那家书店关门了,真可惜,”她说,“但陈师傅教会了我一件事:有些东西看似消失了,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我点点头,想起陈师傅说过的话。他退休后搬到了郊区的养老社区,听说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小工作间,继续为邻居们修补书籍。而疏雨斋的老主顾们,有的开始在网上组建读书小组,有的在社区图书馆做志愿者,延续着那种对深度阅读的珍视。
在这个信息爆炸、一切速朽的时代,我们这些曾被疏雨斋庇护过的人,仿佛都成了秘密的守护者——守护着那种在安静中与文字独处的喜悦,守护着与历史对话的能力,守护着不被效率与功利所裹挟的心灵空间。
昨夜雨疏风骤,清晨我推开窗,看见楼下的玉兰花瓣散落一地,却也有新的花苞在枝头孕育。我想起陈师傅,想起他那一丝不苟修补旧书的身影,忽然明白:他修补的何止是书籍,更是一种时间的哲学,教会我们在断裂处寻找连续,在废墟中发现新生。
窗台上的那盆茉莉开花了,暗香浮动,仿佛从遥远的时空传来,淡淡的,却持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