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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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春天，是被风沙和杨絮定义的。它们无孔不入，钻进你的鼻孔，粘在你的睫毛上，像一层挥之不去的、烦躁的薄纱。写字楼的中央空调嗡嗡作响，循环着经过过滤的、缺乏生命感的空气。我坐在工位上，对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感觉自己的感官正在一点点被磨损，变得迟钝、麻木。窗外，CBD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白光，那些几何线条构成的冰冷秩序，与我内心某种日渐扩大的荒芜感，形成了残酷的呼应。
就是在这样一个下午，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在电流里有些失真，带着一丝小心翼翼：“……你爸的老毛病又犯了，不严重，就是念叨你。家里……老房子那边，终于要拆了。”
“拆”这个字，像一把冰冷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记忆深处一把早已生锈的锁。脑海里“嗡”的一声，屏幕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失去了意义。父亲沉默寡言的身影，老屋里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旧书和木头家具的味道，以及——那条河，通惠河，或者说，是它流经我家老崇文区那段、被我私自认作是“我的”那条河，所有的意象，冲破了我用城市生活构建起的重重堤坝，汹涌而至。
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请了年假，订了最早一班回京的火车票。（是的，即使我生活在北京，那个位于东二环边上的、被称为“家”的老房子，于我而言，也已是一个需要“返回”的、遥远的存在。）
高铁飞驰，窗外的景物从密集的楼宇，逐渐变为开阔的、点缀着大棚的田野。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座椅的扶手，心里是一种近乡情怯的混乱。我已经多久没回去了？一年？还是两年？每次回去，都像是完成一项任务，匆匆吃顿饭，留下一些钱，再匆匆逃离。我逃避的是什么？是父母的衰老？是街坊邻居关切的、却让我无所适从的询问？还是那个在河边长大、如今却感到无比陌生的自己？
老房子还在那片低矮的、即将被时代抹去的胡同区里。红砖墙斑驳脱落，露出了里面灰色的筋骨。巷口那棵老槐树，似乎比我记忆里矮小了许多，枝叶上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
父亲正坐在院里的马扎上收拾他的工具间。那是一个不到三平米的小棚子，里面堆满了他做木工活的全套家什：刨子、凿子、锯子、墨斗……每一件都油光发亮，摆放得一丝不苟。他看见我，只是抬起眼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用一块细砂纸，反复打磨着一把小刨刃。他的动作缓慢、专注，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神圣的仪式。阳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缝隙洒下来，在他花白的头发和青筋凸起的手背上跳跃。
我没有打扰他，默默走进了屋里。母亲迎上来，接过我手里的包，絮絮叨叨地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拆迁的补偿方案，说着邻居们的去向。我听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巡视着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墙上的挂钟还是那个老旧的康巴丝，指针走得慢条斯理；五斗橱上盖着母亲手钩的白色蕾丝布，上面摆放着几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笑得没心没肺；空气里，依然是那股熟悉的、让人心安的味道。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家具的边缘磨得更圆润了，墙壁的裂缝更深了，父母的身影，在这间熟悉的屋子里，显得格外瘦小。这个家，像一件被岁月磨得过于温润的古董，美则美矣，却透着一股行将就木的沉寂。而我，这个从外面世界闯进来的、穿着冲锋衣、背着双肩包的人，像一个格格不入的闯入者。
下午，我借口出去走走，逃离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混合着关爱与隔膜的温情。目的地很明确——那条河。
记忆里的通惠河，是宽阔而活泼的。夏天，我们一群孩子会在这里钓小龙虾，在岸边的柳树下追逐打闹，河水浑浊却充满生机，运煤的货船慢悠悠地驶过，汽笛声悠长。河岸是土坡，长满了杂草和野花，散发着阳光和泥土的芬芳。
然而，当我走到河岸时，几乎认不出它了。
河床被水泥彻底固化，笔直得像一把尺子，失去了所有自然的曲线。河水是一种缺乏生气的、沉滞的深绿色，几乎看不到流动。记忆里土质的、充满野趣的河岸，被整齐的石质栏杆和标准化的步行道取代。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块刻有“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以及设计雷同的、说明运河历史的浮雕墙。它变得“漂亮”了，干净了，符合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景观”的定义。可它死了。
它成了一条被精心制作成标本的河，躺在城市的躯体上，供人观赏、评点，却失去了呼吸的能力。我沿着冰冷的栏杆慢慢走着，身边偶尔有跑步健身的人戴着耳机掠过，有年轻的父母推着婴儿车悠闲散步。他们享受着这里的“整洁”与“便利”，这没有错。但对我而言，这条河的灵魂，那个粗糙的、野性的、承载着我童年所有喧嚣与梦想的灵魂，已经随着那些被铲除的泥土和野草，彻底消失了。
我站在那儿，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攫住了我。我不仅失去了老房子，即将失去那条物理上的胡同，我连记忆的坐标也即将失去。这条被“规训”的河，无法再与我记忆中的那条河重合。我的过去，被现在粗暴地覆盖、修改了。这种断裂感，比单纯的离别，更让人感到恐慌和无助。
晚饭时，父亲罕见地开了一瓶二锅头，给我也倒了一小杯。几杯酒下肚，他的话多了起来。他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问我的工作，反而说起了这条河。
“这河啊，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他眯着眼，望着窗外已然漆黑的夜色，仿佛能穿透黑暗，看到过去的景象。“六几年那会儿，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河里游过泳呢！水是浑，但有鱼。后来，水越来越脏，臭了，没人敢下去了。再后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给穿上了这身水泥衣裳……好看是好看，可它不喘气儿了。”
他用“不喘气儿”来形容这条河。我的心猛地一震。
“人啊，跟这河差不多。”父亲呷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年轻时候，怎么折腾都行，有股子野劲儿。上了岁数，就得服老，身上这儿那儿都像上了夹板，不得劲儿，但也得这么活着。你们现在年轻人，活得更累，规矩更多，像这河岸，笔直笔直的，一点弯儿都不能拐。”
他抬起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摊开在我面前：“我这双手，摆弄了一辈子木头，能做桌子椅子，能修门窗家具。可你们这一代，摆弄的是那个……”他指了指我放在桌上的手机，“……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这点手艺，传不下去了，就像这老河沟，以前能行船，现在只能看看了。”
他在说河，又在说他自己，似乎，也在说着我。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在父亲沉默的、即将被时代洪流淹没的技艺与我这看似前沿、实则充满悬浮感的数字生存之间，看到了一条隐秘的连接线。我们都在面对一种“失去”，一种与自身根源断裂的疼痛。他的表达是朴素的，甚至是笨拙的，却像一把钝刀子，割开了我一直以来试图掩饰的迷茫。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聊到很晚。大多时候是他在说，我在听。说这条河的变迁，说胡同里消失的澡堂子、副食店，说他和母亲年轻时的故事。那些琐碎的、被我曾认为“过时”的往事，在那一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分量。它们像一块块斑驳的砖石，在我脚下铺成了一条通往过去的、坚实的小路。
离开的那天早上，我又去了一次河边。晨光熹微中，河水依然沉绿，栏杆依然冰冷。但我看着它，心情不再那么激荡。
是的，它被改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但它的水，依然在以一种几乎不可察觉的速度，缓慢地流向远方，流向大运河，流向更广阔的水系。它的本质，依然是“流动”。就像我的父亲，他的木工手艺或许失去了实用的市场，但他那份对手艺的专注、对生活的隐忍与担当，却像河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流进了我的血脉里。它体现在我对工作的某种不肯妥协的执拗，体现在我面对压力时下意识的沉默与承受，体现在我内心深处，对某种“实在”的、有温度的事物的顽固向往。
老房子会消失，胡同会变成档案里的一个名字，这条河会以新的、我不再熟悉的面貌存在下去。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时间与城市的代谢。我无法对抗，只能理解，并接受。
我蹲下身，隔着栏杆，将手尽量伸向河面。我触摸不到水，只能感受到清晨微凉的空气。但我知道，在那片沉滞的绿色之下，水流从未真正停止。它带走了我粗糙野性的童年，也将带走我父母这一辈人沉默的岁月。但它也在滋养着新的东西，新的景观，新的记忆，属于未来一代北京孩子的、关于这条河的新的定义。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转身走向胡同口。那里，来接我去火车站的车已经在等待。这一次，我没有再回头。
因为我明白，那条真正的河，不在我身后那片被规整的水泥河道里，它在我身体里，伴随着血液的流动，低沉地、不息地奔涌着。我带着它，回到我那座由玻璃、钢铁和数字构成的北京城里去。这或许就是所有从“故乡”出走的人，最终的命运——我们成了故乡流动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