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东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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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的吃食里，“黄黄馍”是响当当的传统角色，陕北人更爱叫它“黄黄”。这吃食以硬糜子面粉为魂，蒸好后金黄金黄的，名字直白又接地气，一看就带着庄稼人的实在劲儿。过去日子紧巴，农户人家平时难得见着白馍，只有到了腊月备年、清明节待客的时候，才会支起摊子做黄黄馍，那可是用来招待贵客的“硬菜”，端上桌就透着股郑重劲儿。
要说做黄黄馍，那可不是随便和面团蒸一蒸的事儿，道道工序都藏着讲究。先得从糜子说起，母亲会从缸里舀出硬糜子，有时还会按七三或八二的比例掺点软黄米，倒在大瓷缸里用温水泡着。泡的时候得勤着用笊篱翻搅，等水面泡成深黄发稠的颜色，就把米捞到筛子上沥水，接着再倒回缸里加凉水没过米粒两指，泡上一整晚，让糜子吸足水分，第二天才能碾得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挑来井水帮着淘米，淘干净的黄米沥干了，满满一笸箩金灿灿的，看着就喜人。随后套上驴，把湿乎乎的黄米倒在石碾子上，驴拉着碾轱辘吱悠悠转，母亲一手扶着碾子，一手拿笤帚把溅出来的米扫回去，脸上常沾着细细的米粉，活脱脱一幅陕北农家的生活画。小孩子们最盼这时候，总爱跟在驴屁股后面，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坐在碾棍上赶驴，偶尔还敢用小鞭子轻轻抽一下驴腚，满院子都是笑声。等糜子碾成白生生的粉，母亲就用箩把细面筛出来，带着潮气的黄米面装了满满一笸箩，这才算是备好了主料。 接下来炒面是个技术活，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没香味，得用文火慢慢炒，直到米面变成淡淡的焦黄色，米香飘满屋子才算成。往往炒完面就到掌灯时分了，母亲顾不上歇，又开始和面——黄米面倒在大瓷盆里，占了大半盆，把掺了温水的酵母粉倒进去，面要和得特别硬，费的全是力气。和好面盖上盖子，放在烧得暖暖的土炕上，再裹上被子保温，让面慢慢发酵。这功夫母亲也不闲着，又去做馍馅：头天泡好的豇豆涨得像胖娃娃，和上好的陕北红枣一起煮，煮到黏稠成团，要是甜味不够，就少放点糖精，不一会儿，甜甜的香味就漫满了窑洞。
等第二天鸡叫头遍，父母就都起身了。父亲找耐烧的柴火塞进灶膛，风箱“呼嗒呼嗒”地响，火苗“噌”地从灶里窜出来，把锅烧得热热的。母亲则开始化碱面，碱放多了会盖过黄米的香味，少了面又会酸，得刚刚好，稍微带点酸味的黄馍馍才够“灵气”。化好的碱水倒进去，有时还会加少许面粉调整软硬度，然后把面团拿在手里揉匀，揪成小剂子，用手掌拍成圆圆的皮，包上甜甜的枣豆馅，捏出棱角分明的形状。等锅里的水蒸气把窑洞熏得雾蒙蒙的，一个个黄馍馍就排队进了蒸锅。 这时候，我们姐弟几个早就爬出暖炕，揉着惺忪的睡眼围在灶台边，鼻子里全是面香和枣香，早就馋得不行了。等馍熟了，母亲掀开锅盖，一股热气带着香味扑面而来，锅里的黄馍馍金灿灿的，像一个个小金球在滚动。掰开一个，枣馅的甜香直往嘴里钻，口感松软又带着黄米的韧劲，我们也顾不得烫，上手就抓，一口下去，从舌尖到心里都是满足。
吃不完的黄馍馍，母亲会放到“天然冰箱”——寒窑里冻着，啥时候想吃了拿一个，冷吃也别有风味，新黄米的清香沁人心脾，像吃新鲜水果一样甜，枣豆馅的香甜在嘴里化开，余味无穷。这一冻，就能吃到第二年农历二月二，天气暖和了才吃完，也让这份香甜陪了我们一整个冬天。要知道，在细粮稀缺的年代，半大小子姑娘们都是“胃装不满、吃钢化铁”的年纪，整个冬天，黄馍馍就是维系大家味蕾平衡的“功臣”。
如今的黄黄馍，早就不是只有年关才能吃到的稀罕物了。2021年，习近平主席去陕北米脂调研，在田间拿起一穗成熟的糜穗，和老乡们拉家常时就说：“硬糜子做黄米馍，软糜子做油胡兰、油糕。”几年的知青生活，让他对陕北农村的吃食如数家珍，这话听着亲切，更让我们感受到他心系百姓的情怀。而黄馍馍真正“火”遍全国，还得感谢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绥德农民黄盛国靠做黄馍馍上了电视，一夜成名，后来还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商标，让黄馍馍走上了全国人的餐桌。现在想吃黄馍馍，上淘宝网就能买，走在陕北大街上，也随处能听见叫卖黄馍馍的声音，真空包装的黄馍馍，还成了走亲访友的好礼品，能寄到全国各地。
陕北人的过年习俗变了不少，大家眼界宽了，也吸收了不少新想法，当年围着灶台等黄馍馍的一代人，青春也早已过去。但记忆里的黄馍馍，却像扎了根一样，牢牢印在心里——它见证了我们一代人的成长，见证了陕北农村从缺衣少食到丰衣足食的变化，更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大地一步步腾飞的岁月。一口黄馍馍，咬下去的是香甜，品出来的是乡愁，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