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门

杨老师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没有脚步声，没有敲门声，只是门缝底下漏进一道细细的光，接着是母亲压低的声音：“杨老师来看你了。”我慌忙从床上坐起，被子滑到腰间，手里还攥着揉皱的数学卷子。

她就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印着墨竹的布袋子。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安静，像是早就知道我会这样蜷在床上。

“听说耳朵里的声音又吵得厉害了？”她走过来，自然地坐在书桌边的旧椅子上。那椅子吱呀一声，像叹了一口气。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高三才过半，我的左耳就像住进了一只永不停歇的蝉。医生说这是后遗症，要学会共存。可我总觉得，那蝉鸣一天比一天响，快要盖过黑板上的公式，盖过晨读的课文，盖过未来任何可能的样子。心底隐秘的角落里，我甚至庆幸有这蝉鸣——它成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一个可以让我暂时躲开的壳。

杨老师从布袋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白气袅袅升起，带着红枣和黄芪的味道。“我泡的茶，”她说，“听说这个安神。”她把杯子放在我堆满教辅的书桌上，那点暖意和香气，奇异地让房间里紧绷的空气松动了一些。

她是我们高中三年的语文老师，教完我们这一届，她就要退休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谁也不敢轻易提起，仿佛不说，那个日子就不会来。她讲课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在宣纸上晕开的墨，清清楚楚地落到你心里。她讲《赤壁赋》，会说苏轼的耳朵里可能也有风浪声，可他听见的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她讲《声声慢》，会说李清照的黄昏里不止“梧桐更兼细雨”，还有词句本身筑起的、可以躲雨的屋檐。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觉得怎么也过不去的时候。”她忽然开口，眼睛望着我墙上贴着的、已经有些卷边的“高考倒计时”。“不是生病，是别的事。觉得前路全是迷雾，自己像被困在四面是墙的屋子里。”她的手指轻轻点着保温杯的杯壁，“后来我的老师送了我一句话——”

她停顿了一下，房间里只剩下我耳朵里嗡嗡的鸣响，和她平稳的呼吸声。

“他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烦恼和病痛，也是从这些‘门’进来的。可你忘了，”她转向我，“你心里还有一扇门，是你自己管的。外面的声音再吵，你可以选择走进去，关上门，点一盏灯，读你的书，写你的字。那里面，是你自己的江山。”

我怔住了。耳朵里的蝉鸣还在嘶叫，可好像忽然隔了一层什么，变得遥远了一些。那不是我逃避时任由它淹没我的潮水，而是窗外真实的、可以与之共处的噪声。

“你的文章，我一直看着。”她从布袋里又拿出一个笔记本，是我熟悉的深蓝色封面，上面有她秀劲的批注。“上个月那篇《听雨》，你说耳鸣最凶的那晚，听见雨声像‘无数细针落在绒布上’，反而睡着了。你看，你的笔，比你更知道怎么和你耳朵里的声音相处。”

我的眼眶猛地一热。那篇随笔，我几乎是自暴自弃写下的，她却从那近乎呻吟的文字里，看到了连我自己都没察觉的力量。

“高考，很重要，但它不是全部。你的人生，更不是从拿到录取通知书才开始。”她的声音沉稳如磐石，“你现在的感受，你的困扰，甚至你想逃开的念头，把它们都记下来。这就是活着的感觉，这就是你未来某一天，能理解他人痛苦的凭据。语文学到最后，不是分数，是这种‘懂得’。”

她又坐了一会儿，把保温杯留给了我。“杯子送你，耳朵吵的时候，喝点热的，暖一暖。”她起身，没有太多告别的话，只是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我书桌上凌乱的卷山题海。

“我那间教室，你们是最后一批主人了。”她笑了笑，眼角的细纹像水波漾开，“别让它，关得太仓促。”

门轻轻合上。她没有脚步声，就像她来时一样。

我坐在床上，久久没有动。耳朵里的声音还在，但我不再恐惧地与它对峙。我拿起那个保温杯，温热从掌心一直传到心里。我忽然明白了“关门弟子”的含义——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一种东西的郑重交付。她把最后的话语、最后的目光、最后的那杯安神的茶，连同她守了一辈子的，关于文字、关于生命、关于在喧哗世界中自处的那扇“心门”的钥匙，一起留给了我们。

而我的那场“逃离”，就在那个普通的夜晚，被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用最安静的方式，彻底终结了。从此，耳鸣仍是耳鸣，我却不再把它当作借口，而是当作一种独特的背景音。在那片持续的、私人的喧响里，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听见了早读时胸腔里的共鸣，也听见了未来，正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沉闷而有力的回响。

那把生锈的、磨得失却形状的钥匙，原来，她早已挂在了我的腰间。只是今夜，我才真正听见了它，在风中，第一次清脆的撞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