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面馍馍

搁现在来讲，白面馒头已经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面食了，可是放在四五十年前的农村，却属于一年到头都很少能吃得到的美食。那个时候，馒头是城里人的叫法，老家的村民张口闭口呼之为馍馍。当年人们吃到的馍馍，有小麦面的，棒子（玉米）面的，芋头（红薯）面的，高粱面的，还有把几种面羼在一起发酵蒸出来的馍馍，称为“二合面”“三合面”的。

不管什么面，最好吃的当然是白面馍馍了。

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蒸棒子面的馍馍（有时候图省事蒸长条形的卷子）当干粮。热气腾腾的棒子面馍馍刚出锅的时候是很好吃的——香、甜、软、糯——但是放上一两天就既难看又难吃了。首先整个馍馍浑身都是裂口，面相很不好；再就是用手轻轻一掰就碎成渣渣了，掉的满地都是，浪费不说，少不了挨大人一顿数落；最后放进嘴里也味同嚼蜡，甚至还会有一点苦巴巴的后味。逢年过节或者跟着大人们走亲戚，偶尔能吃上一回白面馍馍，对馋嘴的小孩子来讲可是欢天喜地的事情。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多少美味佳肴犒赏肠胃，但是哪样好吃哪样不好吃，舌头是不会骗人的。

白面馍馍虽然稀罕，但我自诩是一个有口福的人，因为在小学三四年级的冬春两季，我在外边吃了不下六七十个白面馍馍，那味道现在想起来，比吃肥嫩嫩的猪肉都香。能有这个待遇，应该感谢我童年时的玩伴，小学的同班同学冰子。

冰子比我大一岁，其实我只比他小几个月。按照农村的老说法，腊月三十和隔夜正月初一出生的孩子，以深夜十二点（零点）为界限，人们都会俗称“差一岁”。上年正月初一和今年腊月三十出生的娃娃，真实年龄即使相差两整年，但是在人们口中也只说“大一岁”，最多再补充一句“一个是上年年头的，一个是今年年尾的”。以上种种，姑且称之为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岁数文化”吧！

言归正传。冰子和我是小学中顶要好的伙伴之一，我放学回家开门的时候，从哪个地方拿取大人藏放的钥匙都从来不蔽乎他。——他曾经顽皮了一把，趁我家没人的时候进屋探查了一番，拿走二尺六寸布票，半斤粮票，七角钱和几个生鸡蛋（除了生鸡蛋烧熟后喂了肚子，其它几样都如数归还），这是小孩子的淘气作为，也是另一码子事，本文按下不提。——这足以证明我们俩人关系之好达到不分彼此的地步。每天放学之后，他常常跟来我家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我的成绩比较好，他学习有点吃力，这样他就能够轻松完成作业，免得第二天被老师罚站。我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走小道正好路过他家门口。每次上学去得早了，我都会在他家空荡荡连个篱笆茬子都没有的院门口（其实就是两堵矮土墙之间的豁口）站住脚喊上两声：“冰子……”，他便答应着很快从家里跑出来，和我并肩去学校上课。

记得是上三年级那年冬天的一个黎明，月亮还斜斜地挂在灰蓝的夜空中，向大地倾洒着冷幽幽的寒光。冬小麦早已经发芽，在西北风紧一阵慢一阵的呼号中瑟瑟发抖。我穿上了厚棉袄，在家里冲泡了一碗油盐煎饼水，顶着凛凛的霜花向学校走去。快到冰子家门口的小路拐角处，看见一个稍显模糊的身影，背着风弓着腰捂着耳朵一动不动。

我心里有点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向前走了几大步，高声问：“谁？”

“我，冰子。”影子转过身向我走来。

“你这黄子，冷呵里天站在这里干么，吓了我一跳。”我迎着声音走过去轻轻锤了他一拳，然后问，“怎么不待家门口等我？”

“嘿嘿，看这个。”冰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而是挒着身子，右手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让我看。

“馍馍？还是白面的？”我诧异地叫出了声，眼睛瞪得溜圆，仿佛不相信似得又使劲眨了眨。

“嗯，白面馍馍，给你吃伙计。”冰子爽快地说。

我想也没想就一把歘过来，对着明晃晃的月光比量了一下，口中喃喃地说：“真是白面的，真白！”

“尝尝香不。”冰子催促道。

馍馍不硬，我从尖顶部位大口咬下去，舌头牙齿并用，“呱唧呱唧”咀嚼着，第一口下咽的时候有点噎，便扭转着脖颈用力扬了几下头，用左手捋了捋食管。

“真香，真香，一绷子没吃过了。”我一边狼吞虎咽地享用，一边由衷赞叹。

冰子看着我啧啧的样子，卷起舌头不断地舔舐嘴唇。我看在眼里，好奇地问他“你咋不吃？没了？”说着说着，就把手中吃剩的半块往他手里塞。

“将才（刚才）我吃完了。”冰子笑嘻嘻地说，“看你吃的这么香，我又有点馋了。”

背着风我把一整个馒头很快就送进了胃里，两个小伙伴高高兴兴地向学校走去。

三天两头，冰子都会在家门口附近的拐角处带上一个白面馒头等我，看着我吃完后才一起去学校。有时候我怕耽搁时间，想边吃边走，但是冰子不让，生怕被别人发现似得。

我这人是个马大哈，心眼儿不细，吃了好几回才想起来问冰子馒头是怎么来的。他说是用麦子在街上换的，一斤麦子能换四个白面馍馍呢！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冰子领着我从他家西南侧一个弯弯折折的胡同里穿过。在胡同由东向北直角拐弯的东墙上，斜傞着一长溜干枯的棒子秸（玉米秸秆），那是人们秋收后暂时存放的柴禾，有时候也用铡刀剁碎当牲畜的饲料。冰子在那里停下脚步，神神秘秘地悄声让我把量着胡同两边有没有人经过，确认“安全”后便迅速弓下身子，双手拨拉开紧挨着的两捆棒子秸，斜蹲下身子，努力用右手在棒子秸与墙根的夹角空隙里摸索什么，顷刻间取出一个蓝布包裹。包裹鼓鼓囊囊，外面是一块旧的方形碎花蓝围巾，解开紧系围巾对角的两个活扣，里面包着七八个白面馒头。他拿出两个让我看了看，又重新放进里面，用棒子秸重新遮掩好，然后拍了拍手痛快地对我讲：“想吃的时候就自己拿，吃完了我再搲麦子换。”

天气很冷，但是隔三差五都能吃上白面馍馍，胃里面一直暖暖的。连续两年冬春，我们俩都保守着这一秘密，享受着白面馍馍的麦香，两个小伙伴的友谊更深了！

都怨走街串巷的小贩多嘴，冰子的父母终于知道了儿子偷偷用小麦换馍馍的事情。这下子还了得，一顿劈头盖脸的叱骂扭耳朵再踢上几脚之后，单薄的冰子很快就呜咽着招供了。但是听说吃馍馍也有我一份儿，他父母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告诫他如果不改，就把他的耳朵拧下来，把他的手指头撅断。也许他的父母认为我是班长，学习又好，冰子跟我一起玩学不了坏，所以才没有告诉我家大人，否则，我的屁股也说不定会挨上父亲的鞋底。

我对冰子说：“反正吃够本了，挨几下就挨几下，值！再就是时间长了，万一让老鼠发现也会偷咱的嘴。”冰子不住地点头称是。

后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家庭收获的小麦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吃得起白面，日子红火的庄户天天吃白面馍馍也不再是什么稀罕景。母亲虽然还蒸“二合面”的馍馍，但是棒子面已经筛得很细很细，放得也少，俨然成为白面的配角。馍馍干了之后也不再龇牙咧嘴了，重新下锅馏馏吃仍然香喷喷的。

我小学五年级转学后，与冰子的接触变得少了起来。后来他在农村一处联中初中毕业后，就托人进入一家铸造厂工作，比我挣钱早四五年。他家兄弟多，岁数又挨肩。除了种粮食，父母没有其它多余的本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在土地里勤耕苦作也无力为几个兄弟都盖起青砖大瓦房，大哥结婚时家里就已拉下不少饥荒。没有房子，说不上媳妇，没有钱，送不起彩礼。冰子虽然人物头长得不赖，但是没有谁家的父母愿意把闺女送进一个连住都挤挤巴巴的贫困家庭，冰子的婚事就这样一天天拖了下来。在家人的规劝下，在热心人的牵线搭桥中，冰子二十六岁那年入赘到十几里之外的一个村子。媳妇一家人都对他非常好，只是一件事不容商量：生的孩子必须随女方的姓。

2011年暮春，冰子带着初中即将毕业的大闺女来到我家。他说孩子想上初中起点的五年制高职，但成绩不怎么好，托我找找门路。我当着他父女俩的面给一位教育界的兄长打了一通电话，对方说“今年报考的学生多，招生名额少，难度很大”。冰子在一旁听到后神色有些黯然，喝了两口茶就带着女儿匆匆离去，怎么留也留不住，他闺女上学的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我也没再过多关注。

一晃十四年过去了，期间再也没见过冰子。他所在的企业前几年破产重组，他是老工人，懂技术，应该在留用之列。不知道他现在生活过得好不好，两个女儿出嫁了没有。我从心里十分想念他，想念他小时候来我家一起在枣树下做家庭作业的场景，想念他看着我吃白面馍馍的时候掩不住的愉悦神情。

如果有机会见面，我一定请他好好喝两杯，聊聊这些年工作的苦乐，啦啦日常生活的悲喜，说说人生一路走来的感慨。我还特别想请教他一个问题：鸡蛋烧着吃究竟是个啥味道？当然，到时候恐怕就问不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