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数学的故事

小学阶段，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五年级上学期参加全县小学生数学竞赛，在公社初选成绩排名第一，全县决赛中获得第十二名。上到初中以后，学习数学的热情虽然没有下降，但是由于方法不对，加上贪玩，成绩开始起起伏伏，忽高忽低。中考进入中专校园，学数学的兴致骤减，每次考试成绩马马虎虎，勉强说得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老感觉不是个事儿。

客观来讲，我小时候对数学是非常喜欢的，并自以为有一点天赋。

老家是个大村子，有十二个生产小队，人口最多时候接近三千人。单单和我同庚的孩子，我们八队就有九人之多。村子的小学校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班，赶上旺年的时候会分成三个班。农村的孩子上学年龄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岁甚至十一岁才上一年级的也不稀罕。一般来讲，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发育得更成熟，悟性应该高一些，学习成绩好才对，但是在农村，很多家庭并不太注重子女的学习，上学也只是找个地方看管孩子，成绩孬好无所谓，认几个字，会算账（加减乘除），免得长大后出门是个睁眼瞎，倘若能混到初中毕业就更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劲吹，国家出台了大中专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的政策，有眼光的农村父母开始关注孩子的功课，希望下一代借此跳出农门，谋得一个好前程，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我的父母就有这种朴实的想法。

父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重点初中毕业生，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入团没有他们的份儿，当民办教师不够“资格”，想去工厂干临时工更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好在他们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用坚忍的精神和勤劳的双手托举起四口之家，日子尽管过得紧紧巴巴，但是我和姐姐从来就没挨过饿，一年到头都有饭吃，逢年过节还能扯上几尺布料做一身新衣服穿。

父亲头脑活络，三十岁自学木工，成为走南闯北吃百家饭的匠人。母亲后来跟我讲，当年让我上学的本意是为了长大后能接父亲的班，做一个像他那样有文化的好木匠，不愁说媳妇，也不愁吃饭穿衣。没想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竟然可以考学，国家还承诺分配工作，这下子父母对姐姐和我的学业就十分关注了。好在小学几年姐弟俩的学习在级部一直遥遥领先，每年暑假寒假都会把“三好学生”奖状领回家里，贴在堂屋的西墙上。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家串门作客看到后，少不得恭维大人几句，母亲嘴上虽然一再谦虚地说着“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的客套话，但是内心的欣悦喜上眉梢，压根儿就藏不住。

说了这么多，也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铺垫吧，还是转过头来说说我和数学的故事。小学五年，学的主要是语文、数学两门功课。说真的，虽然成绩名列前茅，我却感觉基本没费什么劲儿，这也许是我遗传了父母IQ的原因吧。姐姐如是，她比我高两级，成绩一向处于领跑位置，但是她比我更刻苦、更努力、更用功。我不太喜欢做作业，不太喜欢背数学公式，对语文课本中要求背诵的文章段落，基本都是磕磕巴巴。我最大的优点是从不逃学，不无故旷课，上课的时候从不开小差，“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几个词用在我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小学一年级是张明荣老师教语文，数学老师好像是白立田；二、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换成了白玉喜，数学没有换；四年级之后，刘焕忠老师接过语文课的教杆，数学老师变为盛传最。这些老师之中，只有盛传最是公办教师，其他几位都是民办。不能说老师们教得不上心，但是缺乏系统专业的培训，加上学生的个人基础良莠不齐，每年小学升初中，全校两个班（个别年份是三个班）考入公社重点初中的了了无几，“推光头”的年份也不鲜见。但是为了让我参加数学竞赛拿一个好名次为学校争光，教数学的盛老师也真的是“拼了”。

那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盛老师都会把我留在教师办公室开“小灶”，讲各种类型的试题。屋里生着炭火炉子，空气很暖和，滋滋叫的热水壶冒着白白的水蒸气，把壶盖顶得“噗嗒噗嗒”响，看上去感觉很有趣儿。盛老师住校，每天都会留我一会儿，他找来的一沓子试题对我来讲基本是一点就透，于是增加了难度，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道拔高的综合计算题，着着实实把我给困住了。盛老师本人始终讲不太明白，我听着也时时犯迷糊，但是他说：“这些题型竞赛很可能会考到，理解不了就死记硬背。”背答案可不是我的强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弄了个大概，最后还是在姐姐的辅导下（时年她已经上初二，平常住校，星期六下午回家）方捋清头绪。

数学竞赛对我没有任何压力，什么成绩啦名次啦统统没怎么放在心上，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新题型，拓展解题思路。当然了，如果竞赛获奖也不是坏事，可以“逞一下能”，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参加公社数学竞赛初选的细节记不太清了，但那天自己跑着去走着回却是千真万确的。那时候我身子骨单薄，体重不到五十斤，个头一米三多点，去公社考场来回十六里路累得可够呛，第二日似乎还请假休息了半天。学校当时本来安排一位老师（想不起是谁了）送我，但是出村没多久他的自行车就坏了，鼓弄一会子也修不好，没办法，只好扛回大队工业铺修理。他让我抓紧跑起来去考场，修好自行车再来躖我。后来不知道是他的自行车很难修好还是走两岔道了，反正直到我慢腾腾步行走回家也没挂上他的面。晚上他倒是特意跑来家里再三交代，千万不能给学校说他没去送我的事。他多虑了，我才不会胡乱讲话呢！看着我精疲力尽的模样，母亲心疼得要命，等那位老师走了，自言自语埋怨了他几句。

一两个星期以后初试成绩公布，我名列第一，和另外两名学生代表公社去县里参加竞赛，学校这次安排孙玉玺老师骑自行车送我。天气很冷，母亲为我找出她上初中时穿过的带毛领的棉上衣套在我身上，帮我系好风纪扣，唯恐冷风吹进我细弱的脖颈，又在我棉鞋里重新垫了一层御寒的旧棉絮。我在家里泡了一碗棉籽油娘宁（方言，读音niā ning，指煎饼）水喝下，热热地暖了暖身子。临出门的时候，母亲从床头柜子里拿出两张一元钱、一斤山东省粮票让我收好，再三交代如果孙老师吃饭就让我抢着结账。我披着霜花赶到学校路口，坐上孙老师的自行车往县城赶。

孙老师是一位少言寡语的民办教师，和我一路无话。进城后经过闹街，我俩在路边一个食品门市部卖油条豆汁的摊位前停下，他问我早上吃饭了吗？我如实回答说在家里喝了一碗娘宁水。他找了两个空马扎喊我坐下，说：“再吃点吧。”坐了四五十分钟的自行车浑身正冷得发抖，我便老老实实坐下来，捧起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汁顾不上烫嘴就边吹气边转着碗沿小口吸溜着喝下，孙老师又眼皮不抬地对我讲：“来根油条吧。”香喷喷的油条通体焦黄，让人馋涎欲滴，我虽然不饿，但还是忍不住嚼吧嚼吧吃了一根半。按照母亲的嘱咐我抢着结账，但是孙老师不让，我力气小争不过他，想着回家后再向母亲慢慢解释。

孙老师把我送进县第一实验小学的校园，这里是全县数学竞赛的总考场。来自全县农村十几个公社的前三名学生，与城里小学的孩子们“同台竞技”。我懵懵懂懂地进入考场，懵懵懂懂地做完竞赛题，检查了一遍就交卷了。我那五毛六一支的钢笔很不争气，在卷子上“屙”了一小滩墨水，这咋办？又没有擦拭用的吸水纸，我只好翻过卷子用手掸了掸，不想滴墨的面积又扩大了一些，最后竟然洇成一个小洞。我把在洞周边“消失”的解题步骤从试卷的空白处又重新誊写了一遍，用两个带箭头的曲线做了标识。

竞赛结束，孙老师就带着我回村了。路上他问我答题的细节，我如实相告卷面污渍破损的情况，他不无担心地说：“哎哟，不知道扣卷面分不。”“卷面分，管它呢！”我一点没往心里去，考好考孬反正就这样了。

在学校当民办老师的姨父说，孙老师带我去县城参加数学竞赛，学校里是给了出差费的，如此我方才放下心来，因为吃了孙老师买的油条和豆汁，心里有一绷子不踏实。再想想去公社考试那天因自行车出故障半程折返的那位老师，之所以不让我对外提没能送成我的事，应该是担心无法领出差费吧。他个人的自行车因送我而坏，别说出差费了，由公家报销修车费也说得过去。

竞赛成绩好长时间没有公布，盛老师问过学区主任，学区主任又问公社的教办主任，教办主任又问县教育局的熟人，都没有什么结果。有一次盛老师不无失望地对我说：“你可能没考好，要不然成绩怎么老下不来呢！”没考好就没考好呗，反正所有的题目都做完了，盛老师说什么我浑然不在意，入耳不入心。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他费心弄来的拔高题，一道同题型的都没考到。

再上不到半个月的课就该放寒假了。一天早晨到校后，我直接被刘焕忠老师叫进办公室，他兴奋地对我说：“雪源，你数学竞赛得奖了，盛老师一大早就去学区领奖品了，很快就回来，你在屋里等等他。”

在教师办公室等候盛老师的时候，室内的十多位老师都纷纷夸我，说什么“咱学校多少年都没有学生在全县的竞赛拿过奖了……”可是我明明记得三年前姐姐在焕忠老师的指导下，获得过“小学生口头作文竞赛一等奖”，具体是哪个层面的什么部门组织的我倒是不太了解。

约莫半个小时后，盛老师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回校了。他把车子支撑稳当，从后座上解下一个纸箱抱进办公室，放在办公桌上打开，顾不得洗把脸，喝口水，就一样样地把奖品摆放在桌面上——一个蓝边搪瓷洗脸盆，奶白色的盆底印着两朵含苞已放的大红花（听老师们插话，我才知道那是牡丹），有几朵绿叶相称其间；两把红底绘有喜鹊闹梅图案的金属壳暖壶；两块毛绒绒宽大厚实的手巾。他呵呵笑着对围在身边的老师们说：“这都是给咱学校的奖品。”最后从随身的人造革手提包里拿出一支带硬纸包装盒的钢笔，一本精致的塑封笔记本，一张获奖证书，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雪源，真不穰，得了个二等奖，这是你的奖品，拿家去给爸爸妈妈看看。”顿了顿接着说，“英雄牌的钢笔，好几块钱哩，老师都舍不得买这个牌子的。”

我把钢笔攥在手里，用指肚轻轻抚摸笔身上面錾刻着的“兖州县第*次小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几个鎏金小字，心里美美的，“再也不用担心钢笔‘屙水’了。”我甜甜地想。

我把获奖证书拿回家，母亲左看右看高兴得合不拢嘴，下午饭（彼时农村每天吃两顿饭）奖励我喝了一回猪油白菜炝锅的咸汤，里面还放了一绺节日包水饺才能吃得到的粉条。我连续喝了两大碗，撑得肚子溜圆。

隔天听焕忠老师讲，我的名次是第十二名，与排在前面的两名学生分数一样。“也许是卷面不够整洁才会‘屈居人后’吧。”我暗自想。姨父说，前十名能参加地区的竞赛，如果第十名给了我，就有机会坐火车再换汽车到地区的“大城市”开开眼了！嘿，第十二名对我来讲就已经烧高香了，去地区那么远的地方，想都不敢想。

五年级下学期我就转学了，后来以全县第八十四名的成绩考入当地的重点初中，成为人们口中“一只脚迈进大学校门”的学生。父亲带我看榜那天，发现八十二和八十三名与我的考分一样，名次仍然排在我前面。呵呵，巧事竟然都发生在我身上！上次怨卷面不整洁，升学考试我用的是英雄牌钢笔，可没有再“屙水”呀！

刚上初中那段时间，我的学习方法几无改变，对背诵不感兴趣，对作业漫不经心，但是班里“强手如林”，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你追我赶，埋头苦学，不多长时间，我曾经引以为傲的数学成绩一天天下滑，慢慢就被甩在后面。

初一的时候，我凭借自己在课堂上集中精力专心听讲，各科成绩还算比较稳定，在班里排在二十名左右。但是有一句话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不爱做作业的本性最终让我深受其害，自食其果，甚至在初二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综合成绩下滑到班里的第46名（也可能是47名），特别是数学成绩之差，让我一下子就傻了眼。

教数学的刘老师对我不按时完成作业的缺点多次提出批评，她对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要求更多一些，经常对我们讲“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话。我不理解刘老师的良苦用心，像少不更事的“大头娃娃”，玩心不减，懒心不退，对刘老师的教诲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全然没放在心上，自恃脑瓜子聪明，悟性好，理解快，接受能力强，所以依然我行我素。班主任石老师对我一落千丈的考试成绩更是忧心忡忡，恨铁不成钢，她责令让我转告父亲来学校一趟（俗称“叫家长”），说说我的学习表现和考试情况。虽然心中忐忑，但是“师命难违”，周六回家后我硬着头皮向正要外出做木工的父亲告明了石老师的要求。父亲简单问过我原因，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母亲知道后也是满面愁容，咳声叹气，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星期天上午，父亲就带上我找到石老师家中。石老师是名师，对每一位学生的情况都了若指掌，明察秋毫，她向父亲指出我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我一没目标，二不刻苦，三不好学。然后推心置腹地对父亲和我说：“农村的学生靠什么才能改变命运，只有靠学习，靠自己努力。”停了停又对我父亲说，“白雪源的语文成绩还将就说得过去，可是数学刚刚及格，教数学的刘老师给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好好管管他，不做作业怎么行？他要是再不听话，就每天把数学作业做完后交给我，我再交给刘老师。”转过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问：“行不，白雪源？”

我噤若寒蝉，哪敢说半个不字，只有唯唯诺诺“嗯嗯”点头的份儿。

之后，石老师又当着父亲的面对我半是责怪半是鼓励：“白雪源脑子挺聪明，就是不认干，贪玩，这些毛病如果都改掉了，成绩很快就能提上去。”转而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别整天介跟着城里的那几个同学玩，他们成绩好与不好，都不耽误将来找工作，你是农村的，家里花钱供你上学容易吗？除了走考学国家包分配这一条路，哪还有其它更多的机会？”

父亲和我在石老师家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她母亲给我们倒了两杯水解渴都没好意思喝，就讪讪地起身告辞了。

我向父亲和石老师保证，今后一定会改掉自己身上的缺点，把学习成绩尽快提上去。

痛定思痛，知耻而后勇！连续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怕把时间浪费在来回路上。为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自律意识，我去了纪律严格的高中一年级（姐姐于当年考上本校的重点高中）上晚自习。刘老师送给我一本厚厚的数学习题集（附答案），我扑下身子，每天的数学作业不仅按时保质完成，还挤时间把习题集中的所有练习题按照课堂进度全部啃了一遍。张龙华同学送给我一套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数学、物理、化学辅导资料，我也是一字不漏地阅读、琢磨、思考，理解背诵其中的知识点，努力吃透弄懂每一道习题的解题方法。经过两个月的“幡然悔悟”和“卧薪尝胆”，我期末考试获得班里第九名，级部第十八名的好成绩。当年过春节，母亲曾经皱起的眉头重新舒展开来。

中考我参加了中专考试，名列全县第四名，其中数学考了104分（总分120分），感觉比较满意。失分之处是三角函数考点，平常这部分内容就是我的弱项，尽管下过不小的劲儿，却难以做到举一反三，基本题型倒是得心应手，深奥一点就有些茫然了。

我对自己智商的评价是：不怎么聪明，也不怎么笨，中等偏上。

中专四年开了两年数学课，任课教师是陈西军先生。他个头适中，身材微胖，头发短直，面色白白净净，架着一副眼镜。陈老师文文绉绉，为人随和，讲课声调不高，我比较喜欢他，却不太喜欢他教的数学课，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数学竟然开始有一点“怕”了。我知道这是不应该有的念头，但是阻挡不住发展蔓延。两年之中，我对数学的学习态度是顺其自然，不放弃也不过分为难自己。很多地方学得不怎么扎实，交集并集啦，导数微分啦，单变量多变量函数啦等，个别概念让我如坠云里雾里。不是我不想学精学透，关键是脑子对此不开窍，也许是脑灰质发育不健全的缘故吧。

就这么勉为其难学了两年，幸好先后两个同位和室友廉都是数学“高手”，否则我就麻烦大了。诚实讲，每次数学考前复习，我都有赖于同学伸出友谊之手。同桌先后是阎和王两位女生，她们的数学比我强得多（这一点可从考试做卷子的速度上证明），可是我这个人顾及面子，不好意思张口求教，问这问那，怕过多耽误她们的时间。好在两个人都是善解人意的好心女子，会主动为我讲解复习的要点、重点、例题、解题方法等，让我在考试之中虽不能做到胸有成竹，却可以避免手忙脚乱。

中专一年级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和个头高挑的王成为新同桌（一直到毕业未再调整），换位后没几天即投入考前复习。王之前和我并不熟络，不知道我的数学情况，我感觉打扰她也不太礼貌，就自己老老实实扣扣扭扭地伏在课桌上复习，那次的数学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只得了六十分。学习委员揶揄我说，是陈老师菩萨心肠，给你四舍五入才及格的。

年龄愈大自尊心愈强，我宁愿相信学习委员所言不虚，开始了自救行动。中专二年级开学后，我把发下来的数学试卷重新做了一遍，但是有两道大题经过反复思考仍不明就里。看着我抓耳挠腮的模样，王主动和我搭言，先帮我捋清思路，然后一步步帮我讲解，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再三遍，直到我弄明白为止。在她的细心辅导下，我学习数学的“怕”字不再那么迫近，代之而来的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信心。

我课桌右侧隔一个过道是廉，他和我住一个宿舍，两人的床铺紧挨在一起。廉的数学成绩不错，以往担心被舍友们取笑，我一直羞于启齿向他求教。但是自从我决心与数学“重叙旧情”，廉就渐渐成为我的另一位新帮手。在教室王是我的益友，回到在宿舍廉则成为我的老师。他性格活泼，谈吐风趣，边给我讲题边说“这有啥难的！”——不断为我打气，提振我的精气神。

出乎预料，我的数学结业成绩竟然“高达”81分，回顾两年的心路之旅，我百感交集，激动得难以自抑。这里面有我锲而不舍的努力，更有闫、王和廉的接力相助，鼎力帮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们都是一顶一的好心人，上天有眼，定会保佑她们一生平安。

从小学时期的你侬我侬，到中学阶段的不离不弃，最后迎来中专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自己和数学之间的恩恩怨怨和风风雨雨。我是一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人，不自大不菲薄不跟谁较劲，也从来不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感觉人在世上行走，没有必要掩藏自己的过失或短处，今天把我和数学的故事讲给诸位读者听，唯求一份对岁月的的尊重、对内心的坦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