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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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文化迁徙与离散经验正重塑当代文学的叙事版图。应晨——这位游走于中文记忆与法语书写之间的文学旅人，以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构建了一个连接东西方的诗意空间。从《水的记忆》中流淌的乡愁，到《中国书信》里跨越重洋的对话，她的笔触始终在探寻身份认同的复杂经纬。《山的缓慢》标志着应晨创作生涯的美学转折。在这部以母亲独白构筑的叙事中，早期作品鲜明的文化符号已让位于对存在本质的哲思。正如批评家迪普伊斯所言，她通过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将个人经验淬炼为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沉思”。书信体的形式在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既延续了《中国书信》的对话传统，又开创了更为内省的叙事模式。
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构建的多重对话：表层是移民母亲的谆谆教诲，深层则涌动着中西文化的潜流，交织着作家不同创作阶段的自我对话。在母亲对儿子的言说中，我们既看到了文化资本的复杂流动，也窥见了第二代移民身份建构的微妙过程。这种多层次的意义结构，使《山的缓慢》成为解读当代移民文学叙事策略与美学创新的锁钥，也为小说的解读开辟了丰富的可能性。
一、双城记：上海-温哥华
在《山的缓慢》的叙事空间中，上海与温哥华构成了一个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对话场域。应晨通过精心设计的双重地理坐标，构建起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比较框架：一方面是以孔子、辛弃疾和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瓦莱里、里尔克、伍尔芙、加缪、普鲁斯特和萨洛特等西方思想家的精神谱系。这种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关系，通过水上旅行的隐喻获得深刻的象征表达：“如果每个国家都是一条河流，当我们离开，前往对方，我们不再是一滴水，我们变成了石头，并不能轻易对我们有遵守”（应晨38）。这一诗性表述不仅揭示了文化流动中的固化现象，更暗示了跨文化交流中难以避免的碰撞与重构。
应晨的创作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叙事转向。相较于早期作品中人物面临的文化认同困境，《山的缓慢》中的叙述者以更成熟的姿态处理着由语言、地理和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身份冲突。通过频繁往返于上海与温哥华之间的生活经验，作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察视角。她援引老子“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哲学思想，赋予旅行以本体论意义：“离开就是学会不离开；旅行就是学会不动就看”（33）。这种辩证的旅行观，超越了简单的空间位移，成为一种文化认知与自我建构的隐喻。
地理距离与文化亲缘性在文本中形成有趣的对照。尽管上海与温哥华相距9385公里，存在13-16小时的时差，但应晨敏锐地发现两座城市在社会发展轨迹上的惊人相似：“在我看来，文化差异就是时间差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的多样化是显而易见的”（9）。这种观察打破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刻板认知，揭示了全球化时代都市文化的趋同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应晨通过上海书店中西方著作的流通状况，以及自己在温哥华发现作品中文译本的经历，构建了一个双向的文化传播图景，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文化传播模式。
记忆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意象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在上海，应晨既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冲击（“我们的物种正在改变”），又承载着文革记忆的历史重负；而在温哥华，她实现了“从小读祖先诗歌时就梦想的花园”（20），这种田园想象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形成跨时空的呼应。两座城市在文本中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体现了作家对“故乡”与“异乡”的辩证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应晨对温哥华中文教育缺失的批评（“温哥华的公立学校很少开设汉语课程”）揭示了一个悖论：在官方多元文化主义话语下，少数族裔文化的制度性支持仍然不足。
这种跨文化体验最终升华为一种存在论思考。正如加拿大作家陆蔚青所言：“旅途过程使我们远离家乡为我们打开了外界以及就是指我们在我们的目光”（《漂泊中的温柔》，8），应晨通过空间移动实现了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她的写作既非简单的文化怀旧，也不是对西方价值的全盘接受，而是创造出一个“第三空间”，在这里，文化身份始终处于流动与协商的状态。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根源性”与“路径性”（roots and routes）的二元对立，为理解当代移民经验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二、跨文化语境下的慢速诗学
标题“山的缓慢”作为一个诗学隐喻，构建了理解应晨创作哲学的关键符码。这一看似矛盾的意象组合——静止的山岳与流动的缓慢——实则揭示了作家独特的时间意识与精神姿态。卡尔·奥诺雷在《慢的赞美》中提出的速度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阐释框架：“速度是忙碌的、专制的、躁动的...而慢是平静的、专注的、接受的”（6）。这一区分完美呼应了应晨的生活美学，她通过文学实践建构了一种抵抗现代性时间暴政的慢速诗学。
这种慢速诗学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给儿子的长信作为叙事载体，其书写本身就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与思考，形成了一种“停顿-思考-反应”的认知节奏（应晨9）。应晨刻意选择法语——她的第三语言——作为创作媒介，这种语言转换带来的认知延迟非但不是障碍，反而成就了她独特的沉思风格。正如她在跨洋旅行中体验到的，“以我特有的缓慢，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过程，塑造了一种“孤独、慷慨和谦卑”的写作伦理。这种语言地理学上的位移，使得她的文本始终保持着与母语文化的审美距离。
慢速美学更深刻地体现在应晨的生活方式选择中。她对现代性速度的抵抗表现为一系列空间实践：躲避奥运会的视觉刺激，隐居“地下房间”以隔绝建筑噪音，通过关闭窗户和拉上窗帘创造绝对安静的写作环境。这些看似极端的行为仪式，实则构建了一个抵抗速度暴政的微观政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山的缓慢”不仅是一种写作节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通过自我边缘化来保持精神专注，通过物理隔绝来实现思维的自由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慢速哲学与中国传统山水美学形成跨时空对话。应晨将跨文化旅行比作观察大河的体验，强调“以一定的平静和缓慢来观察、旅行和体验”的必要性。这种时空观念既受到西方慢生活运动的影响，又根植于中国古典美学中“静观”的传统。她在温哥华实现的“花园”梦想，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田园意象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种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诗意联结。
慢速写作最终升华为一种认知范式。应晨通过法语写作的延迟效应，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跨文化思维模式：每个句子都需经历语言的转换与文化的过滤，这种必然的缓慢反而成就了思想的深度。正如她在描述创作过程时强调的，慢速不是障碍，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它使得语言获得某种仪式感与精神重量。在这个意义上，《山的缓慢》不仅是一部移民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写作本身的元叙事，揭示了跨文化书写中的时间政治与精神地理。
应晨的慢速生活哲学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现代性批判与文化调和。她对生活节奏的刻意放缓，不仅是对当代社会速度崇拜的抵抗，更是将东方哲学中的静观智慧创造性转化到西方生活语境中的实践尝试。这种生存策略呼应了纪尧姆·勒布朗在《奔跑》中所阐述的哲学立场：“在互联网信息洪流、资本主义高速运输的漩涡中，我们需要一剂强有力的解药，而承袭希腊古老缓慢传统的哲学，似乎正在召唤这种解药”（53）。应晨的生活选择与写作实践，正是对这种哲学召唤的文学回应。
作为跨文化写作者，应晨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创作伦理学。她明确表示“更喜欢有机的生活，而不是网络生活”，并敏锐地指出“媒体报道的现实与日常现实是有区别的”（37）。这种认知立场使她得以在全球化加速的语境中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她的慢速写作不是简单的创作习惯，而是一种存在策略——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静观智慧与加拿大文化多样性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抵抗同质化时间的文化实践。
这种慢速美学具有双重文化根源。一方面，它承袭了中国文人传统中"静以修身"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西方现象学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应晨通过跨文化生活的具体实践，将这两种传统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温哥华的日常生活中实践中国式的静观，又在法语写作中保持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距离。这种双重文化视角使她能够“以缓慢而专注的旅行”为方法，建构起独特的跨文化审美体验。
“山”的隐喻在应晨的创作哲学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保守社会语境下，她自视为“灵魂深处的山居者”，这一自我定位既是对传统文人隐逸精神的承继，也是对数字时代社交网络泛滥的自觉抵抗。应晨对前数字时代纸质阅读的怀念，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她担忧虚拟互动会侵蚀下一代的精神深度：“我担心科技会给你带来比我小时候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匮乏...Facebook的存在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让你生活在持续的聊天中”（42）。这种代际比较揭示了一个悖论：政治压抑下的70年代反而保留了静心阅读的可能，而技术解放的当代却陷入新的精神贫瘠。
温哥华在应晨的地理想象中具有特殊意义。与蒙特利尔的都市体验不同，温哥华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精神栖息地，其自然景观（海洋、森林）具有显著的心理疗愈功能。特别是温哥华岛西岸的托菲诺小镇，成为她实现童年山水梦想的具体空间：“巨浪、厚重的石头、低矮的天空...野蛮、喧闹、孤独、恐惧，同时，还有屈服的欲望”（57）。这种自然崇高感的体验，与上海拥挤的城市景观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她跨文化身份重建的重要维度。
应晨的写作实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空政治学。在崇尚即时性的数字时代，她刻意选择“山”的缓慢作为创作节奏，这种选择具有深刻的文化抵抗意味。她的上海-巴黎-温哥华地理轨迹构建了一个动态的“非归属”美学空间，既非完全分离也非简单重叠，而是通过持续的精神漫游，实现身份的渐进式重构。正如她在文本中展现的，这种移动中的认同不是直线式的抵达，而是螺旋式的升华，每个文化接触点都在重新定义着自我认知的边界。
这种跨文化写作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诗学。应晨通过山的隐喻，将中国传统山水美学转化为现代语境下的精神地理学。她的“山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退隐，更是一种认知立场的宣示——在全球化加速的语境中保持必要的沉思距离。这种写作伦理使得她的作品既是对记忆的考古，也是对未来的预演，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中完成对时间暴政的美学抵抗。
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重构
西尔维斯特·罗莎琳德在《应晨的小说：一种不归属感的美学》中指出，当代移民作家的创作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空间同质化与文化差异消解的复杂议题。正如她所说：“移民如应晨，正处于一个‘生成’（becoming）的过程，她们离开原籍国，在东道国社会的未知结构中寻找新位置”（3）。这种存在状态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生活在边缘与阈限之中，身份认同由碎片化的记忆与未来的投射共同构成，跨越语言、宗教与生活方式等多个边界。应晨通过定期往返于上海与温哥华之间的空间实践，以及选择法语写作，实现了对传统“原籍国—东道国”二元对立的创造性超越。
语言转换是文化旅行的核心维度，在应晨的身份重构中具有重要意义。选择法语这一非母语进行创作，不仅是艺术策略，更是身份重建的途径。正如保罗·西尔弗斯坦所言：“人类社群的社会生活不断调整，以适应她们扎根的世界”（《论扎根与脱根：卡比利亚人的惯习、家居生活与结构性怀旧》33）。在《山的缓慢》中，这种语言转换带来的认知距离，使她能够以更具反思性的视角审视文化差异。与早期作品《心怀不满》《中国文学》中人物所经历的“文化休克”不同，经过25年在加拿的生活，应晨已发展出一种成熟的跨文化主体性——既不完全归属中国文化，也不完全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而是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建立起独特的创作身份。
应晨在温哥华成家、以法语创作并获得主流文坛认可，体现了她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支持下的文化调适成功。正如米歇尔·维沃尔卡所言：“身份的重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离不开社会对少数群体经验的承认”（《身份认同重建的问题》126）。然而，这种调适并未消除文化差异，而是促成了更深层的跨文化对话。她的作品持续表现与中国语言文化的疏离感，同时也展现出由此带来的独特审美视角。应晨的身份重构具有明显阶段性：从早期作品中的文化震荡与精神漂泊，到后期展现的跨文化融合与创造性智慧，其写作轨迹记录了一位移民作家如何在语言转换与文化适应中逐步构建起复杂而多元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保留了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又融合了西方的批判意识，最终形成一种既非完全中国、也非完全西方的独特美学立场。因此，她的创作实践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ty）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范例。
在全球化时代，移民作家的身份定位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流动性。应晨的个案尤为典型——尽管郑南川在2014年仍将其归类为“魁北克移民作家代表”（《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的成长及其特点》），但事实上她已在温哥华定居二十余年。这种学术界定与实际生活轨迹的错位，揭示了移民作家身份认知的滞后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网络媒体对其创作履历的信息缺失（仅更新至2006年的《Le Mangeur》），与应晨已于2024年发表最新学术著作《中国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信息不对称恰恰反映了跨文化作家在多重语境中的认知裂隙。
语言转换在应晨的创作中呈现出辩证的双重性。在上海的学术场合，她曾因母语生疏而窘迫，但最终意识到“用另一种语言写作并没有质疑她的中国血统，相反，它增强了她从多元文化角度进行批判的能力”（55）。这种认知转变印证了埃莱娜·卡杜的观点：文化转型中的个体会不断进行“自我重新谈判”，在身份的不同领域展现出动态的调适过程（《职业身份构建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互动：一个案例研究》171）。应晨拒绝简单化的身份定义，她将各国文化比作不同方向的列车，而自己则选择持续搭乘这些列车，通过多元文化体验丰富创作视野。
最具启示性的是应晨通过法语重读中国经典的逆向文化旅行。在移民二十年后，她通过德国学者翻译的法语版《易经》重新理解这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这种语言转换带来的认知距离，反而使她获得了某种“陌生化”的解读视角。正如她指出的，当代年轻人理解古代经典面临的障碍，与西方年轻人学习拉丁文的困境具有相似性（13）。这种跨文化的经典重读，不仅消解了“原真性”的迷思，更创造性地实现了保罗·瓦莱里所说的“记忆的可靠性”——通过不断的重复与阐释，东西方文化间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结语
应晨的创作实践展现了一种超越国族框架的流动性写作范式。在语言选择上，她游走于汉语、法语与英语之间，拒绝被任何一种语言完全定义，正如她所言：“我决定不再固守任何地方，我饮尽所有海洋的水，呼吸宇宙的空气，接受所有时代的教导”（12）。这种语言策略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化“中间地带”，使她的写作既不完全依附于中国文化传统，也不完全融入西方文学体系，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杂交特质的文学表达。
《山的缓慢》在处理移民身份问题上展现出独特的叙事智慧。作品摒弃了“东西方相遇”的俗套叙事，转而关注文化认同的临时性与模糊性。应晨敏锐地指出，移民记忆具有动态演变的特质——对祖国的记忆既非固定参照点，也非简单的乌托邦想象或创伤体验，而是处于持续重构中的精神图景（80）。这种认知使她能够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将移民身份理解为“与原籍国疏远和与东道国距离之间的持续平衡”。
应晨的写作实践创造性地转化了跨文化经验中的张力。她将物理空间的移动（定期往返于中加之间）转化为一种文学方法论，通过持续的“自我翻译”和文化反思，构建起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写作主体。这种主体既保持对文化根源的审视距离，又获得跨文化观察的独特视角，最终形成了一种既具个人特质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应晨的创作不仅是个人的艺术探索，更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混杂性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样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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