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秋总要比东北要迟滞许多。一夜大雨如注,沙坪坝登时降下温来。顶着冷湿的秋风上班去,不一会就觉得前襟隐隐濡湿了。这才和朋友讶道:“秋天了。”然而打开手机一看,已经是寒露以后了。
“现在草原大约入冬了。”我说。虽然说起家乡呼伦贝尔,后缀“大草原”总是如影随形,而我居住在草原城市,也乐得以草原指代家乡,但实际以“草原”来形容整个呼伦贝尔并不合适。
严格来说,这是个农、牧、林三混的地方。早秋急剧的降温下,草原很快就会衰败下来,变得瘦黄难看。反观林区的秋景就更胜一筹了。因此我这种土著人在秋天的活动并不集中在草原,反而是额尔古纳一带更多些。因此,提起“秋天”,我首先想到的是额尔古纳漫山的橙黄和火红。
开往额尔古纳的车程只有两个小时,一路向北,途径农区。秋天的呼伦贝尔常有天阴,只有几束天光从云层的稀薄处泄下。就借着这依稀的几点光,能看见大小不一的田地交错着织向天边,其间零星藏着几座破旧的平房。时值十月半,作物们多数过了丰收的季节。麦浪退潮,只有黑色的地膜随着秋风的起伏,沉默地呼吸,长成了山神的冬衣。
留在草原的十八年里,额尔古纳的群山是我所见过的最浩荡的山。当平房日渐被高大的草木稀释,只需一个转弯,就见一众错落有致的峰峦,烧着或红或黄的枝叶争先恐后地扑来了。一时间群鸟惊飞,搅得白云乱舞。被高山淹没的一瞬,惶恐之间,才能理解古鄂温克人为什么敬畏山神白那恰。明代的惠世扬写“玉关九转一壶收”,认为天下的黄河全收在壶口那一座瀑布。十六岁的我想,天下最浩荡的群山也收在这一岭之内,额尔古纳当之无愧十万大山一岭束。
一座山能养育多少生灵?它不必多么宽广,只要中等大小,能影影绰绰地盖上一层由白桦树、樟子松、山杨和各式草本植物织就的披风,就足够几十只狍子、马鹿或驯鹿休憩,成百上千的雪兔、松鼠繁衍。此外,还有百种猛禽和鸣禽、数以万计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倘若按照中学的早操队形排开,要几个足球场才能排满?
而这样的山,额尔古纳有上千座。它们共同的主人叫白那恰。所以难怪,即便是最贫瘠的鄂温克猎人,如果在打猎途中经过刻有白那恰的树木,也从不绕道而行,只会顶礼膜拜。倘若能打猎顺利,更舍得油、肉、血来供养祂——供养达斡尔语里富裕的父亲,鄂伦春语里慈悲的山神。
而除却白那恰父神的身份,他还是个画家。秋日里额尔古纳的群山并非全然单调的黄,而是星星点点的红溅在黄绿的底色上。比起说“群山的树叶凋零发黄”,说是深秋最后的篝火更为合理。焰心是黄绿交织的,外焰是火红的。林区是忌火的,旧日生长在林区的鄂温克人也对火种的保存和升灭态度谨慎。但白那恰总有方法平衡辖区内的五行,以四季,以轮回。
某一天,白那恰的画意终于要漫出群山。他下达旨意:鄂温克人要带着他的画走到岭外。于是群山和乌麦向人间降下了一个孩子。她是鄂温克族使鹿部落最后一位萨满的外孙女,她叫柳芭。她继承了父神白那恰智慧的天性,有着母神乌麦一样丰盛的创造力,作品一经出世就声名远扬。
多年后,我在纪录片里凝视着她的眼睛。我看见她的灵魂根植在这片天地,大自然诸神的意志裹着她落笔。我见过她的时候,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成为了本地某些高知群体茶余饭后的闲谈对象。他们多数夹着香烟或雪茄,翘着二郎腿,端着白酒,眼神漠然又惋惜地提及曾经如何不可一世的女画家,是如何因族群的搬离、常年高压的城市生活而抑郁自杀的。是了,柳芭去世的第二年,鄂温克人彻底搬离山林,仿佛冥冥之中全是白那恰的神意。
但我说:“她只是回家了。”
满桌人或肃穆或惊讶或惊惶地看着我,母亲捂住我的嘴:“不要再说了!”
因为缺乏统一的信仰体系,这里的人在生死方面大同小异的观念总是层出不穷。死亡究竟代表凝固、终结还是永恒,成为不少人酒后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哪一个,不都尚在人间的轮回里吗?秋日溺亡的柳芭,将目光沉淀成山间浅滩下的石子,永远留在了鄂温克人靠山吃山的年代。这是她的选择。死亡只是一张白那恰送来的返乡车票,标价是她的全部阳寿。
漫山红黄相争、纷杂热烈的冷秋里,坐在通往额尔古纳的车厢里,我又想起了这位画家。
今年的深秋,或许有她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