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灶房的梁上总挂着半串干辣椒,红得发亮,风从窗棂钻进来,带着它们的辛香,混着灶台边常年不散的面香,是我对河南乡下最鲜活的记忆。而这记忆里最浓的一笔,是母亲炸油馍馍时,铁锅里腾起的那团金黄雾气。
那时候我有七八岁,喜欢在天刚蒙蒙亮时扒着灶房的门框看。母亲系着靛蓝布围裙,围裙角上打了两个补丁,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像落了场细雪。她先往陶盆里舀两碗面粉,指尖捻起一小撮酵母,温水化开了倒进去,筷子搅出棉絮状的面疙瘩,再下手揉。面团在她掌心里翻涌,起初是散的,渐渐就成团了,带着韧劲,“砰砰”地撞着陶盆沿。“面要揉到光盆光手光面,”母亲总说,粗糙的手掌抚过面团,像在抚摸熟睡的婴孩,“这样发出来的面才瓷实,炸出来不空心。”
发面要等上大半天。陶盆盖上湿布,放在灶台边的热炕上,那里挨着煤火,温度正好。我总忍不住掀开布角看,面团慢慢鼓起来,像揣了口气的气球,表面冒出细密的小气孔,凑近闻,有淡淡的酸,混着麦香,是粮食在悄悄生长的味道。做油馍馍多在腊月廿三,祭灶的日子。母亲说灶王爷要上天汇报,得给祂准备些油香的吃食,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这天一早,她就把发好的面团倒在案板上,撒把干面粉,手掌按下去,面团“噗”地泄了气,露出里面蜂窝似的气孔。她揪下一块面,搓成长条,再切成核桃大的剂子,擀成圆饼,边缘用指尖捏出花边,中间用筷子扎两个小眼——“这样炸的时候不鼓包,还省油。”也有时候做带馅的。韭菜切碎了,拌上炒得喷香的鸡蛋碎,撒把虾皮,滴几滴香油,那香味能勾得我围着案板转。母亲擀好的面皮中间放上馅,对折成半月形,把边捏得紧紧的,再用梳子在边上压出花纹,像给油馍馍镶了道花边。
炸油馍馍的铁锅是用了很久了,黑黢黢的,锅底有些许凹陷,却是母亲的宝贝。她往锅里倒大半锅菜籽油,油是前阵子刚榨的,带着清黄的颜色,倒进锅时“哗啦”一声,像淌进一汪阳光。柴火塞进灶膛,火苗“噼啪”地舔着锅底,油面上很快起了细碎的泡。“油热了。”母亲拿起一个生坯,在锅沿上轻轻磕两下,滑进油里。油馍馍刚下去时是白的,沉在锅底,很快就浮起来,边缘先黄了,像镶了圈金边。母亲用长筷子翻个面,那面也渐渐染上金黄,油花在它周围“滋滋”地跳,溅起的油星落在灶台上,凝成小小的油珠。没多久,油馍馍就鼓得胖乎乎的,像个金元宝,母亲把它捞出来,放在铁丝架上沥油,油滴在下面的瓷盆里,“滴答滴答”,像在数着时光。我总等不及凉透,踮着脚从铁丝架上捏起一个,烫得直甩手,却舍不得松口。外皮是脆的,咬下去“咔嚓”一声,里面却软乎乎的,带着面的甜。若是带馅的,韭菜的鲜混着鸡蛋的香,裹在温热的面里,烫得舌尖发麻,也非要一口吞下去。母亲站在旁边笑,用围裙擦着手:“慢些吃,锅里还有呢。”
那时候乡下日子清苦,油馍馍不是常能吃到的。除了祭灶,大概就是谁家娶媳妇、添了娃,才会炸上一大盆,装在箅子里,挨家挨户送几个。邻居婶子接过油馍馍,总会夸一句:“你家的油馍馍炸得就是匀净,金黄金黄的。”母亲听了,眼角的皱纹就堆成一朵花。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再后来在外地工作,吃过各种各样的点心,酥脆的、甜糯的,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有次在超市看到速冻的油馍馍,买回来炸了,外皮也黄,却硬邦邦的,咬下去没什么声响,里面的面发得虚浮,吃不出麦香。
去年冬天回老家,刚进院门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母亲正站在灶台前,还是那口黑铁锅,还是那身靛蓝围裙。她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可捏面剂子的手,依旧稳当。“知道你要回来,提前发了面。”她笑着,把刚炸好的油馍馍递过来。我接过来,还是烫得直甩手,咬下去,“咔嚓”一声脆响,面的甜、油的香,混着韭菜鸡蛋的鲜,一下子涌进喉咙。热气熏得眼睛发潮,我忽然明白,少的不是味道,是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是母亲围裙上的面粉,是铁丝架上沥油的“滴答”声,是那些围着铁锅盼着、等着的时光。
母亲看我吃得急,又递来一个:“慢些,锅里多着呢。”铁锅里的油还在“滋滋”响,金黄的油馍馍在油里翻滚,腾起的雾气模糊了母亲的白发,也模糊了窗外的寒冬。原来最浓的乡愁,从来都藏在这口铁锅的油香里,藏在亲人递过来的那只还带着温度的油馍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