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的记忆

对大多数人来说，“外婆”两个字，总连着一段温暖、

幸福的记忆。我出生就没见过奶奶，所以外婆于我，便格外的亲。

外婆家离县城南门街不远。沿着往永新方向的公路走，在城郊的花塘乡漫坊村——如今已划入琴亭镇，成了莲花县城的一部分。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大瓦房，砖木结构，外婆家解放后自己盖的。房子右边住着外婆、外公和大表哥一家，左边住着舅舅、舅母和他们五六个子女。外婆和舅母都是刚硬的性子，婆媳合不来，便分了灶，各过各的日子。

外婆姓樊，名冬英，娘家在本县阜村，是个勤劳又性烈的女人。亲外公姓刘，名元德。三十年代莲花闹革命，他参加了赤卫团，后来因“AB团”事件牵连，死在自己人手里。解放后平反，定为烈士。井冈山烈士陵园的莲花籍名单里，刻着他的名字。我每年上山避暑，都要去拜一拜。

继外公姓向，名志民，湖南人——具体哪里，他说过，可我听不懂他的湖南话。当年他被抓壮丁，队伍在井冈山被打散，他撂下枪逃到外婆家，做了上门女婿。他和外婆没有子女。舅舅想得长远，把大表哥过继给他们，孙当子养。后来，外婆帮大表哥成了家，大表哥则为外婆送了终。

母亲在四兄妹中最小。亲外公牺牲后，外婆日子艰难，把大姨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母亲送人家做

养女，还有个姨娘，听说烤火时烧伤，没钱治，没了。解放后母亲参加工作，有了微薄薪水，两边老人都孝敬，两边都走动。养外婆去世后，感情便渐渐倾向了亲生娘家。

继外公是个全村公认的厚道人，大集体时干活踏实，做人本分，没人说过他半个不字。他跟我们家亲，在我们心里，他就是亲外公。只是他年轻时被抓丁，入赘后不敢回老家，怕又被抓；解放后想回去，却记不清地方了。尤其是外婆去世后，他更显孤独，常一个人往街上走，有时来我家吃顿饭，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湖南话。后来，他也在这栋老屋里走了，是大表哥送的终。想来也怪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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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中，每年初二，父母一早就锁了门，带着我们兄妹三个去外婆家拜年。父母爱去舅舅家烤煤火、聊天；我和哥、妹就泡在外婆屋里，围坐火塘烧柴禾，或去园子里撒野，或跟拜年的伢崽在大厅里追打。

最难忘的是吃过午饭，外婆从口袋里摸出手帕包着的零票子，给我们每人两角钱。钱不多，却格外金贵——外婆没进项，那几角钱，许是她卖园子里的菜攒下的。当然，母亲过年也会照例给外婆一点钱。

外婆家的菜园里有棵高高的老柚树，每年果子挂得满满的。外婆让表哥用竹竿捅下来，剥给我们吃。那时觉得那柚子真好，又酸又甜，脆生生的。如今新品种多了，这种柚子再没人吃，冬天落一地。

吃饭时，中饭在外婆家，晚饭在舅舅家。舅舅严肃，外婆却总是慈祥。她“崽呀崽”地唤我，不停给我添菜，说吃饱了才长得高。那时家家都穷，粮不够吃，更没有零食，可外婆总能从土罐子里变出点爆米花、红薯片，塞到我手里。

记得父亲跟外婆投缘，都好一口酒，也都抽香烟，真个是女婿半子。后来我才明白，更深的缘由是父亲“文革”落难时，外婆没躲——她跟娘家侄女（我叫她“阜村姨娘”）一道去县城探监，走几十里路去母亲下放的罗市村探望。自家日子紧巴，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还把我妹妹接到身边照料了一段时间。

舅舅对我家也是很好的。他有病，舅母离不得身，就打发表哥来我家下放地探望，帮母亲去矿里买过煤。父亲有什么困惑，也会去找舅舅商量。母亲经常说舅舅好，并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大姐与二表哥两人吵架，二表哥说了一句::这是我家，你出去！气得大姐哭了。小孩吵架本是正常的事，舅舅知道后，却将二表哥痛打了一顿。还是母亲劝解下，舅舅才作罢。

后来，舅舅去世了，大表哥又成了母亲的依靠。家里但凡有大事，母亲都靠他拿主意。

外婆家对母亲关爱，母亲对外婆家也孝敬。记得一次母亲生病，医生说缺乏营养，要吃老鸡。七十年代初，市场上一时买不到，母亲便让我走路去外婆家“借”。外婆二话没说，抓了一只老母鸡让我带回去。母亲后来没还过。当然，母亲对外婆和舅舅也是好的。当时商品粮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半斤猪肉，我家七口人，每月三斤半，母亲有时会送一斤去外婆家。记得我去

送过几次，并交待外婆家与舅舅家各半斤。

母亲对外婆的好，外婆都记在心里。可有一件事，却让母亲后悔了一辈子。

那年盛夏，母亲对我说，她梦到外婆身体不好，想外婆了，让我走路去接外婆来家住几日。我去了，外婆说她走不动，我便用板车推她来到我家。吃过午饭，母亲上班去了，我在凉椅上睡着了，醒来却不见了外婆。

母亲下班后急了，要我又走去外婆家找。我跑到外婆家，看见外婆一脸不高兴。回家后问母亲，她才懊悔地说，是自己得罪了外婆——原来外婆想买一双胶鞋，大约要四块多钱，跟母亲说了，母亲却没应声。刚烈的外婆一气之下，不打招呼自己走回去了。

我发了母亲脾气：“要我接外婆，您又那么小气！”母亲叹口气说：“确实是我错了。家里开支大，这个月实在没钱了……”她一时没回应，伤了外婆的自尊。

不过后来外婆也没再提这事，她终究是理解了母亲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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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大表哥干起了屠宰，虽然辛苦，但赚钱快，家里渐渐好了起来。物价上涨，工资没涨，父母的经济依然紧张。记得家中建私房缺钱，母亲向大表哥借，他慷慨大方，一口答应。从此母亲对大表哥越发依赖，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而大表哥也事事帮衬。

遗憾的是，外婆没能等到那一天，没看到孙子们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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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长了，儿时的事碎碎的，写下来并不生动，甚至有些干巴。可那时的心是敏感的——在乎的不是东西，是那种感觉。去外婆家，我觉得比自家还自在：哪个屋都能钻，哪个抽屉都能翻。在舅舅家可不敢，他严肃，小表哥们也不许我乱动。

几十年过去了。外婆走了，外公走了；舅舅舅母走了，父母也走了。四个表哥都当了爷爷，住上了新楼，可外婆的老屋还在。

每年初二，我还是去给表哥们拜年，去看看那栋老屋。有一回，表哥的孙子问我是哪的，找谁。我一愣，不知怎么答。我还活在童年的记忆里，可在孩子眼里，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

外婆不在了。去看看老屋，心里那些念想，好像就有了着落。只要老屋还在，那些记忆就还在——在火塘边，在柚子树下，在那个叫我“崽呀”的人坐过的地方。

  写于2026年2月21日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