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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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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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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镜像与人性之光的完美结合——读陈彦作品随笔笔

关注陕西文学,不能不关注从陕南大山里走出来的著名作家陈彦。几年来,我悉心收集并整理有关陈彦的创作历程与文学成就资料,深感其作品是时代精神的记录者与人性深度的开掘者。本文试图从阅读视角出发,谈一点对陈彦及其作品的粗浅认识。

(一)

陈彦是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堪称现象级作家。作为编剧出身的创作者,他执笔的几十部剧本几乎部部成功,由此奠定了他在全国戏剧界的坚实地位。转型长篇小说创作后,其作品每一部都引起轰动。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六部长篇小说我均有收藏,对其中五部进行了深入研读,并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相关媒体上。他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色,在于以细腻笔触捕捉人性细微之处,将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紧密交织,既饱含对生活的深情关照,又蕴含对艺术精神的执着坚守。他的每一部作品,文字里既有戏剧叙事的简洁明快,又有小说语言的醇厚绵长,从而形成了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独特的创作风格。

陈彦的作品始终将目光投向社会转型期的普通劳动者。从《西京故事》中普通人生活的艰难困苦,到《装台》里城市底层装台工人的生存图景;从《主角》中秦腔艺人的成长奋斗,到《喜剧》中丑角演员的命运浮沉,再到《星空与半棵树》中乡村变革时期带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其笔下人物多来自市井乡村,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艰辛。这些人物并非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在命运漩涡中挣扎的普通人。正是这种对“小人物”的持续关注,使他的作品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缩影。

(二)

我是通过阅读茅奖作品《主角》知道陈彦的。该作品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宣介文章、访谈节目接踵而至。受此感染,我网购了一套(上下册)。翻开书本,没读几页,便似一阵清风扑面而来,我被作品清新朴实的语言风格、妙趣横生的情节安排和各具特色的人物刻画所吸引。尤其是大量乡村土语的运用,更是感到无比亲切,以至于全书尚未读完,就产生了与读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冲动,非要将阅读感受付诸笔端才觉痛快。

《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生活新画卷。放羊娃易招弟(出名后改为忆秦娥)被舅舅带入县秦腔剧团,从烧火丫头起步,在剧团主力演员胡彩香、米兰启蒙传授和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四位老艺人的严苛教导下,凭借惊人的毅力与天赋,最终成长为秦腔舞台上的“秦腔皇后”。作品通过她在剧团中的学艺、登台、爆火、婚恋、晋京及国外演出等关键人生节点的不懈努力,串联起秦腔艺术的兴衰沉浮与社会变革的时代印记,既展现了传统艺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坚守与突围,也刻画了普通人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与蜕变。

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构成了《主角》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作品突出了一个“情”字——忆秦娥她舅把她引进秦腔剧团,体现的是亲情;剧团资深演员给她毫无保留地教戏和传授“绝活”,反映的是同事情;她的每次演出,观众都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带着孩子四处奔走,求医问药,显示的是母子深情。作品就是这样通过一连串极富感染力的情节推进,揭示了人间大爱、人间真情这个文学作品永不衰竭的深刻的主题,成为该作品畅销不衰的最大因素。

2019年获奖后,《主角》迅速引发全民阅读热潮。作品不仅登上各大文学畅销书榜单,更成为戏剧界与文学界的研究热点。业内人士认为该作品“实现了传统戏剧与现代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央视《读书》栏目专题推介,省内多地开展“秦腔+阅读”的文化活动,甚至推动了传统秦腔剧目的复排与年轻演员的培养。作品被改编为秦腔现代戏、话剧、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一书多演”的文化现象。普通读者则被忆秦娥的奋斗历程所打动,将其视为“平凡人逆袭的精神标尺”,相关读后感与评论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使秦腔这一“非遗”艺术走进大众视野,实现了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跨越。

(三)

正当长篇小说《主角》热度持续升温之际,陈彦调任北京。仿佛是为他的荣升献上一份文学贺礼,其长篇新作《喜剧》赫然面世。这部被读者称为“当代喜剧艺术的精神解剖书”的作品,围绕贺氏两代喜剧演员的兴衰命运铺展开来。初看书名,读者会以为这是一本以喜剧为基本素材的轻松搞笑的小说,但翻开书本,随着情节的推进,那层喜剧的外衣便逐渐剥落。贺氏父子在聚光灯下的急剧蜕变,实则是传统艺术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一场悲剧。正如作家在该书扉页写的那样:“喜剧和悲剧从来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当喜剧开幕时,悲剧就诡秘地躲在侧幕旁窥视了”。

贺氏父子本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父子三人因相貌独具喜剧特质,往舞台上一站,无需刻意表演,仅凭天生的诙谐长相便令观众捧腹大笑。父亲贺少天(艺名“火烧天”)独创的“矮子步”绝活——双膝微屈如弹簧,行走时身体如风中摆柳、贺老大的“吊梢眉”能随情绪上下颤动、贺老二的“酒糟鼻”在灯光下泛着滑稽红光。这些标志性特征,让“贺家丑”迅速成为爆火的文化符号,只要有他们演出,往往出现一票难求的景况。可惜好景不长,他们的喜剧命运在艺术规律被严重践踏中发生了逆转,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贺父突发心梗离世,兄弟俩接手剧团。他们没有沿着父亲创立的喜剧传统艺术路子走下去,而是另辟蹊径,在“喜剧不一样创新”的旗号下越走越远。贺老大盲目追求喜剧效果,高薪聘请所谓的“高人”担任编剧。这些人不讲艺术规律和职业道德,也不顾社会普遍存在的审美观念,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不管什么题材,只要有笑点,能把观众逗乐、尖叫起来甚至笑翻,就把什么往戏里编。以致发展到后来,他们竟让一只宠物犬上台表演,糟蹋行当,愚弄观众。其结果,绞尽脑汁新排的剧目没人看,一些演出因违背常理和公序良俗被“喝倒彩”,搞得剧场乌烟瘴气。他们自毁艺术生命的拙劣表演,引起观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提出退票愤而离场。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斥巨资打造的 豪华剧场,也因戏路不正,观众数量断崖式下跌,豪华剧场入不敷出,终于走到关门歇业的地步。尽管后来贺老二大学毕业回来想继承父亲衣钵振兴喜剧,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最后只好另找生活出路,令人唏嘘。

可以说,《喜剧》是以兴高采烈的喜剧形式开头,以悲凉凄惨的悲剧结果谢幕。作品正是通过并不轻松的小说语言和人物的不幸命运,让读者从中悟出了一个如何对待人生的严肃课题。从这个角度审视该作品,我认为,《喜剧》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一面照见时代精神危机的镜子。

(四)

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有读者问陈彦:“在您已发表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部?”陈彦回答:“《星空与半棵树》。”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这一评价,我高度认同。《星空与半棵树》情节跌宕起伏,笔法挥洒自如,汪洋恣肆,读来使人酣畅淋漓、欲罢不能。

作品以“半棵树”与“猫头鹰自语”为核心隐喻,构建起传统乡土观念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生活画面。一个大雪之夜,那只“显灵”的猫头鹰的叫声,似乎在提醒村民,即将有大事发生。一棵长在两家地盘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人偷走,成为书中人物矛盾冲突的导火索。这棵树,一半属于村支书孙铁锤,一半属于村民温如风。也就是说,他们每家只有半棵树的产权。多年来,两家人为自己拥有的半棵树经常闹得不愉快。半棵树事件,将各色人等、多个家庭以及众多事件串联起来,揭开了当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复杂面纱。书中通过对陕南独特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众生万象的刻画,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这种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乡土文学题材,深刻回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命题,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态文明和荒诞手法融为一体的磅礴交响曲。

叙事结构上,作品将戏剧写法与小说叙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故事进展很快入题,避免了冗烦的背景交代。小说一开头,便运用戏剧的叙事格式,从幕启开始,段落分明,惜字如金,寥寥几笔,便将时间、地点、情景、事由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果用小说语言写,则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笔墨才能说清。书中将偷树事件与灿烂星空作为两条线来叙述——正当偷树事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小说笔锋一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派灿烂的星空。这种写法,避免了阅读上的沉闷感,有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吸引力。这倒很像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暂且按下不表”、却提及另一件事的峰回路转的结构形式。猫头鹰在整部作品中不时出现,尤其是它讲“人话”,看似荒诞,实则为作家的巧妙设计——一些书中人物和作家本人不便说的话,通过猫头鹰的口说出来,则既交代了事情的原委,又给情节发展以提示,使作品越发显得新奇刺激、波澜起伏。

语言艺术上,作品将“陕南话”的粗犷与现代语言的凝练熔铸于一炉。两人对话,说一个人与某事不相干、无瓜葛,就说“与你毛相干。”一人问:“咋办?”回答:“凉拌。”说这人能干大事,直接说他是“咥活人”。“咥活”,是陕南关中口语中的“能干事”“干大事”的意思。形容村支书孙铁锤一手遮天,用的是村民口中常说的土话:“村盖子”“吐口唾沫把地能砸个坑”,活脱脱勾勒出农村土霸王形象。这些带着泥土腥味的方言口语,准确反映了人物的秉性特征。而写广阔无垠的星空夜景,则采用“天空纯净得几乎没有一丝云雾,整个银河系都在夜幕深空悬河一样波光粼粼”的诗意表达。这一土一洋的语言艺术,形成黑白分明、动静相宜的美学反差效果。据有关媒体报道,该书出版后连续三个月占据文学类畅销书榜单,被文学评论界誉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里程碑之作”。

读了陈彦老师的这部作品,引起了我关于文学价值与艺术真实性的思考。我认为,该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农村黑恶势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生态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等现实问题的直面描写,更在于通过描绘乡土社会变革中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与情感冲突,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故事,让读者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体会到深刻的人性思考与精神力量,进而实现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升华。这才是该作品最本质的价值所在。

正是这种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也让我对陈彦的创作产生了更深层的共鸣——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文本,更是观察时代、体悟人生的窗口。

(五)

在陕西文学谱系中,陈彦以书写“陕西本土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的当代标尺确立了独特坐标。作为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既延续了“深扎乡土”的现实主义传统,又突破了地域文学的局限性,为陕西文学注入了新的美学滋养。这种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文学陕军”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在全国文学格局中,陈彦的创作亦具有范式意义。他开创了“行业叙事”与“人性深度”融合的写作路径。《主角》借秦腔艺人的成长历程诠释文化传承的坚守,《装台》让城市底层劳动者进入文学视野,《喜剧》以喜剧艺术的挫折反思时代精神危机,《星空与半棵树》则以社会变革时期的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揭开了农村社会的复杂面相。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叙事模式,打破了严肃文学与大众阅读的屏障。

几年来,陈彦作品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成功范例。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不同艺术品类,广为传播,引发不同肤色读者热议,形成新时期以来少有的“陈彦现象”。

陈彦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成就告诉我们:当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影视语言融合、乡土叙事与都市审美对话的时候,文学的社会功能便得到极大的拓展。由此证明,现实主义创作在新媒体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更深远的影响是,陈彦以“艺术坚守”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价值参照。在流量化写作盛行的当下,他始终保持对人性的敬畏和对生活的深耕,实现了时代镜像与人性之光的完美结合。这种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重新定义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使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演员与观众的文学桥梁,为新世纪世界文学贡献了“中国故事”的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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