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落尽

“三月三”一过，敞门口村前那棵百年老槐树，又开花了。八十多岁的姑姑常坐在树下，深陷的眼窝望着簌簌飘落的槐花出神。细碎的白花瓣落在她深蓝色的旧衣褂上，悄无声息地滚下来，摔在地上。

七岁那年，槐花开得特别早。那天清晨，姑姑穿着新浆洗的碎花夹袄，辫梢缠着红头绳。奶奶蹲在门槛边给她系鞋带，含着泪说：“去姑姑家，能吃口饱饭。”爷爷蹲在屋檐下抽旱烟，一言不发，一口接着一口，烟圈被晨风揉碎在初春的冷雾里。父亲兄弟姐妹五个，姑姑是唯一的女孩，排行老二。至今我也没想明白，贫穷为何要早早把还不谙世事的姑姑，送到姑奶奶家当了童养媳？或许，是贫穷困住了我的想象。

爷爷家屋檐下挂着一串褪色的铜铃铛。春分时节的风掠过黄泥岗，铃舌空荡荡撞着铜壁，发出呜咽般的颤音。姑姑最后一次叩响家门时，铃铛也是这样响的。她不知道，这一走，竟是与娘家人的永诀。

姑姑的姑姑，我叫姑奶奶，是爷爷的亲姐姐。去她家要蹚一条河，跨三道梁，三十多公里羊肠小道，得走五六个小时。十岁那年，我跟三叔四叔去拜年，山道边野柿子树都秃了，枝桠上蜷着几片枯叶，像风干的蝴蝶翅膀。见到姑姑时，她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得像个佝偻的老妪。她慢慢站起来，轻声说：“侄子来啦！”

姑姑住的也是一座土墙草顶的老宅，院墙斑驳，檐角挂着经年的蛛网。她刚来时，比她大两岁的表叔——后来的姑父，总爱把鼻涕蹭在她的围裙上。呛人的稻草烟味，日日夜夜弥漫在灶房。深夜，她一个人蜷在稻草铺的偏房里，听着房梁上老鼠窸窸窣窣地跑。她攥紧从娘家带来的那根红头绳，数着窗棂外漏进来的星星，一颗，两颗……直到天明。

小小的姑姑，在姑奶奶家两三年光景，就把所有家务都学会了，小手百能百巧。天不亮就起，生火做饭，洗衣扫地，喂猪喂鸡，忙完灶台忙田地。她生性憨厚，个头不高，身子瘦削，从不跟表兄弟红脸。

十七岁那年，槐花又开时，在姑奶奶家生活了十余年的姑姑，已出落成俊俏的大姑娘。她穿着一身借来的红嫁衣，坐在贴着褪色窗花的厢房里。年青帅气的姑父掀起盖头的瞬间，带进一阵槐花香。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比姑姑想象的更暖。新糊的窗纸上映着一对喜字剪纸，月光透过镂空处淌进来，在炕席上织成细密的光网。她忽然想起七岁离家前夜，屋里也泛着这样清冷的光。

那天清晨，七岁的她趴在窗口梳头。晨雾裹着灶间的烟火味，细瘦的手指握着半截木梳，笨拙地绾着黄毛丫头的小髻。木梳“咔”地断在发间，断齿划破了点头皮，血滚下来，洇红了衣衫领口。

日子在灶膛的火光和孩子的哭闹声中过去。姑姑给姑父生了三女一男。姑父待她极好，知冷知热，无可挑剔。闲下来，常帮着喂猪、挑水、洗碗。看她既要赡养老的，又要照顾小的，里外忙个不停，姑父更是疼惜。

人到中年，噩运骤至。大女儿桂儿十六岁那年，姑父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再没醒来。他躺在堂屋前稻草铺就的门板上，蜡黄的脸被黄裱纸盖住半边。姑姑握着他冰凉的手，欲哭无泪——那指甲缝里，还沾着清晨去集市卖鸡蛋时蹭的鸡粪。

那日秋雨绵绵。村前的老槐树在风雨中簌簌作响，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在积水的石臼里。出殡那日，寒风刺骨，姑姑带着儿女跪在灵柩前，久久不肯离开。那个秋天，格外冷。

姑父走后，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姑姑肩上。几年后，桂儿长大了，亭亭玉立。在那个飘着细雪的冬日，她嫁给了我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哥——三代老亲开亲。堂哥长得矮小，大伯家又穷，三十多岁还打着光棍。姑姑看着娘家的窘境，一分彩礼没要，就把桂儿嫁了过去。

桂儿出嫁那天，姑姑给她做了件红棉袄。姑姑的大儿子，我的表哥，穿着双补丁摞补丁的棉鞋，站在堂屋搓着手，准备背姐姐出阁。姑姑看着桂儿单薄的背影跨过脚下的火盆，恍惚间，仿佛看到当年自己坐在炕席上的模样——那时窗外，满天槐花如雪纷扬。

来年槐花盛放时节，噩耗再次传来。桂儿因宫外孕送到公社卫生院，躺在冰冷的铁床上，身下的白床单洇开暗红的血花。姑姑连夜赶了三十多公里，抖着手去摸女儿的脸，触到的却是渐渐冷却的冰凉。她眼前恍惚，看见三十年前那个系着红头绳的小女孩，正蹦跳着去接姑奶奶递来的麦芽糖。

桂儿的招魂幡飘了七七四十九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姑姑睹物思人，心碎欲绝。从此，她再也不肯踏进娘家的老宅门槛。只是每年清明前，总会悄悄把新蒸的槐花糕，供在姑奶奶、姑父和桂儿的遗像前。

老槐树下的石磨盘还在。如今，风烛残年的姑姑总爱坐在树下纳鞋底。针脚依然细密，只是眼睛要凑得很近才看得清。偶尔有槐花落在她灰白的发间，她便停下手里的活计，望着远处那条通往故乡的黄土路出神。

有一年开春，表哥想接年迈的姑姑去城里住。收拾老屋时，在一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蓝布袋。抖开，里面是半把桃木梳，断齿处磨得圆润发亮。表哥不解其意，给我讲起时，我仿佛听见了那个七岁女孩的呜咽，混着屋檐下铜铃铛的残响，在空荡荡的堂屋里，一圈又一圈，久久回荡。

姑姑的一生，是槐花飘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