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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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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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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旧事

每次回老家,站在老屋旧址前,儿时在那几间饱经风霜的老屋里的生活,便像潮水般涌上心头。那摇摇欲坠的土墙草顶,早已化作一缕乡愁,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那几间老屋,墙皮剥落,屋顶荒草摇曳,脆弱得似乎一阵风就能推倒。它们最终还是被拆除了,如今只剩下模糊的地基痕迹,诉说着往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日子艰难,盖房不易。乡亲们大多就地取材,用土坯砌墙,木梁竹椽搭架,再铺上厚厚的稻草。这样的土屋,虽简陋,却也冬暖夏凉,是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窝。

父亲兄弟多,分家时只分得两间阴暗潮湿的土坯稻草屋。我和大妹相继出生后,房子愈发拥挤,盖新房成了父母心头沉甸甸的大事。

那时盖房,讲究多。坐北朝南是惯例,开工前还得请风水先生看方位,再去生产队报备、借稻草,甚至借工具、汽油灯。稻草麦秸是队里喂牛的宝贝;盖房的钱,全靠家里每年咬牙养两头猪,卖了换钱。母亲精心伺候着小猪崽,一日三餐,不敢有半分疏忽。

家里拮据,父母没舍得请风水先生。盖房前,只请了庄上懂行的师傅帮忙简单看了看方位。

好在乡情浓厚,“一家有事百家帮”。开工那天,乡亲们纷纷来搭手。和泥的、背土坯的、砌墙的,大家伙儿干得热火朝天。三四间大小的房子,二十来天就能立起个模样。

盖房是项大工程,材料得提前备齐:石灰、竹椽、木梁、门框、稻草、麦秸、笆根草、芦苇席,还有铁钉、铁丝、篾条、麻绳……

老家除了水田,就是黄泥巴和稻草,盖房只能靠这些。这里的黄土粘性极好,是打土坯的上佳材料。晒干的土坯用来盘灶、盘炕,最主要的还是砌墙垛。

赶上晴天,父母就把挖来的黄土堆成小山丘,中间挖个坑倒上水泡散。接着撒入切碎的稻草、稻瘪、麦秸或笆根草,人站到泥坑里,光脚使劲踩踏,让草和泥充分融合。黏稠的黄泥被一锹一锹填进木制的土坯模子里,刮平、夯实,一块土坯便成了型。抬到稻谷场上暴晒,干透就能用。一块土坯约莫五十公分长、二十五公分宽、十公分厚。每脱完一块模子,都得在水盆里浸蘸一下,防止泥巴粘连。

父母一有空就去地里挖黄粘土,早晚挑回来,一半堆在房基准备垛墙,一半堆在场上准备脱坯。

秋后农闲,天高气爽,是脱坯的好时候。但天有不测风云。好几次,土坯还没干透,半夜就下起了雨。最难忘的一次,晚饭后天色突变,白天辛辛苦苦脱好的坯子,眼睁睁被雨水冲成了一滩烂泥……

要保护土坯墙不被地下的水汽浸坏,砌墙前得先挖地基。老一辈特别看重朝向,放线前总要请老师傅定方位,大门必须朝阳,图个吉利敞亮。

农村盖房,尺寸有规矩:房宽一般一丈五,一间屋长一丈。三间就是三丈长,四间就四丈。量好尺寸,在四角钉下木橛子,扯上线。

师傅沿着白灰线,挖下去半米深,铲掉浮土,见到硬实的土层,再用木槌夯实。讲究些的人家,还会垫些条石、沙石加固地基,防止墙倒。

墙基是关键。地基挖好,就要打墙基。得选黏性适中、沙土少的泥土,这样才结实,经得起风雨。墙基通常打一米高,半米厚,再在上面砌土坯。打一层,得晾晒一阵,等水分蒸干再打下一层。泥坯墙基能打很高,富裕人家直接打到屋顶,省了砌土坯的功夫。

墙基打好,就该砌土坯了。这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先得把黏土和成泥浆,稠稀要正好,太厚太稀都粘不住。

拌好的泥浆用木桶提到墙头。瓦匠师傅一手拿土坯,一手抹泥浆,稳稳砌上去。墙砌好后,还要用腻子板抹上一层厚厚的泥浆,再贴上一层稻草或芭根草,让墙面更牢固。砌好三间屋的土坯墙,少说也得十天半月。

瓦匠师傅的工具简单,一把瓦刀、一块抹泥板、一根五尺长的尺子(俗称“五尺杆”)。木匠家伙多些:锯、锛、刨、凿,还有斗尺、三尺。老辈人说,瓦匠的五尺和木匠的三尺能辟邪,走夜路不怕鬼。

天气晴稳了,木匠师傅就张罗着“上梁”——盖房最热闹的环节。选个黄道吉日,鞭炮噼啪作响,糖果漫天撒下,欢声笑语,酒席飘香,图的就是个喜庆吉利。

为了讨个好彩头,日子多选带六、九的,时辰则挑“月圆”或“涨潮”,盼着阖家团圆,财源广进。

选“主梁”是大事,木料马虎不得。殷实人家早早就四处寻访好木头,首选是“百木之王”香椿木,也叫“辟邪木”。要选笔直粗壮、上下匀称的。扛回家,刮净树皮,晾晒干透,才能等着“上梁”。

那年代,木材是计划供应的,有钱也难买。父亲没法子,只好砍了祖宅旁的几棵杂树,勉强凑合着做椽子,可最重要的三根屋脊主梁还没着落。幸亏父亲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帮过不少人,托了熟人才借到主梁木料。

主梁架上屋顶,就该铺稻草或荒草盖屋面了。

铺草顶技术含量不高,有力气就能干。先把稻草理顺扎成捆,递给屋顶上的师傅。远的就用竹竿挑上去。师傅把草根朝下,从屋檐开始,一层压一层往屋脊上铺。草料足,屋顶就厚实些;草料少,就稀薄点。

到了“垛脊”封顶时,仪式感最强。师傅坐在屋脊最高处,用厚厚的稻草或荒草压轴,嘴里念念有词,说着“四言八句”的吉祥话。底下的人跟着吆喝应和,一唱一和,满场喜气洋洋。

房子盖好,通常要挑个好日子搬进去。我家实在太穷,摆不起酒席,也就没办乔迁仪式。只有至亲好友和帮忙的乡亲在场,静悄悄地,我们就算住进了新家。

新房盖好没多久,父亲就去当兵了。年轻的母亲带着我和襁褓中的大妹,在这三间草屋里一住就是近十年。

土墙草屋,哪经得起风雨?尤其被老鼠掏了洞的墙,或是鸟儿啄松了的屋顶,碰上大雨天,简直让人提心吊胆。

儿时最怕黄梅天。雨一下,土墙洇湿了大片,屋顶到处漏雨,滴滴答答,仿佛随时会塌下来。全家“总动员”,桶盆碗盏齐上阵接水,可总有漏雨的地方找不到家什去接。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常常在狂风暴雨的黑夜,一阵大风呼啸而过,屋顶的稻草就被卷走不少,在村庄上空打着旋儿,飘落到田野里。

那时候,总觉得雨季漫长无尽。看着屋里处处潮湿漏雨,光线昏暗,母亲总是唉声叹气,眉头紧锁,难得见到一丝笑容。

日晒雨淋,再好的稻草顶也扛不住,渐渐腐朽,被大风扯散。现在想来,杜甫那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写得真真切切。

后来,每到雨季前,母亲总会请人上房添些新草,或者干脆换成新的山茅草、麦秸草。

记得有一年,母亲省吃俭用,花了足足一百多块钱,托人从舒城晓天山里买了一平板车的山茅草,把整个屋顶翻盖一新。

不过,草屋也有快乐。冬天雨雪过后,屋檐下会挂下一根根晶莹的冰凌,像小冰棍似的。摘下来含在嘴里,那股清冽的滋味,至今难忘。

十二三岁那年,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看到破败的草屋,看到妻儿住在这样的地方,他心酸不已,下定决心要盖三间瓦房。

瓦房是汉族的老样式,顶上盖瓦,自然气派些,可也不是一般人家能盖得起的。

母亲坚决反对,怕欠下一身债。父亲宽慰她,说在部队提干后省吃俭用攒了些钱,不够再找战友借点,紧巴几年就过去了。

父亲执意要盖,想趁探亲的一个月把房子立起来。左邻右舍听说了,都主动来帮忙。大家伙儿出主意:瓦房是单层,地基跟草屋差不多,挖下半米夯实就行。都说,只要人勤快,再难的事也能成。

那几天,天天有十几号人来帮忙。除了瓦工木匠要点工钱,其他人都是白干活。

那时生活虽比过去好些,但顿顿大鱼大肉、白米饭仍是奢望。

盖房前,父亲用攒下的军用粮票去城里换了上百斤大米。每天买些鸡鱼肉,保证让师傅和帮忙的乡亲吃上一顿带荤的主菜。自家菜园的蔬菜管够。记得那几天,天天有一大锅香喷喷的肉烧冬瓜,怎么吃都不腻。

材料备齐了,父母请村里长辈挑了个好日子。动工那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全家人的心也像这天气一样敞亮高兴。

左邻右舍都来了,扛木料的、搬立柱的、准备梯子绳索的……大家忙而不乱。

父亲跟着师傅挖地基、担水、和泥、搬土坯;母亲在灶间烧水、洗菜、做饭;我也乐颠颠地跟前跑后打下手。全家都沉浸在即将住进新瓦房的喜悦里,干活也格外有劲。

新瓦房三间,左右厢房,中间是堂屋。家乡雨水多,屋顶中间高起,两边斜坡,好让雨水快些流走。中间两边的墙叫“档墙”,比其他的墙要高些。

瓦房落成那天,父母特意去城里打了几壶老白干,买了些好菜,在新屋里摆了几桌,热热闹闹地宴请了两次盖房都来帮忙的乡亲、亲友和匠人师傅。薄酒淡菜,盛满的是沉甸甸的情意。

搬进新瓦房,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事。从此再不怕连绵阴雨,听着雨点“滴滴答答”敲在瓦片上,竟觉得是欢快的乐章。我能在宽敞明亮的堂屋里写作业了,再不用趴在又潮又霉、黑黢黢的旧屋里……

如今想来,昔日的土墙草屋,倒是最亲近泥土、最顺应自然的居所。夜里躺在里面,能听见细雨敲打茅草的淅沥声,看见明月爬上树梢,听见鸟儿在屋檐下欢唱,秋风掠过屋顶的呼呼声……一夜的雨,一夜的月,一夜的风,几声鸟鸣,几声犬吠,足以抚平心中的烦忧,慰藉那份寂寥。

如今,乡村振兴,家乡早已换了新颜。田野乡间,随处可见钢筋水泥的二层、三层小楼,或是白墙黛瓦的徽派小院。它们在庄稼、果树、竹林的映衬下,在阳光里显得格外耀眼。

这是乡亲们用勤劳双手描绘的画卷。再不会有年轻人去盖土墙草屋了。祖辈相传的草屋、瓦房、红砖房、砖混楼,就这样在故乡慢慢消失,淡出人们的视线。

回不去的故乡,挥不去的童年!住过土墙草屋的人,永远忘不了它。它默默见证了故乡的变迁,成了我们这代人心中一份独特的乡愁。

我眷恋乡村那份自然朴拙的慢生活,眷恋乡音未改、乡情依旧的乡亲,更眷恋那村落疏朗、屋舍素朴、空气清新、鱼虾嬉戏的田野,还有那承载着诗意和记忆的——家乡老屋。

悠悠天地,浓浓乡情。老屋,不仅装着父辈的心血,也盛满我儿时的光阴,是岁月长河里最浓重的一笔,是心底永不褪色的画卷。

根在这里,情系于此。无论将来走多远,身在何方,那朴实自然的老屋,永远是我最深的眷恋,是我魂牵梦绕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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