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记忆

离开家乡石岗村已有四十多年。每次回乡，路过童年时的村小，总有一种暖意浮上心头。那些或清晰或朦胧的儿时记忆，萦绕不去。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村的学校不叫“石岗小学”，而叫“隍城小学”？为此，我查过一些史料。村里有座西汉双墩古墓，离墓三四里地，有个叫“隍城墩”的土丘，墩上曾有一座隍城庙。古人说，城里的叫城隍庙，乡间的便称隍城庙。学校因庙得名。

二十世纪初，村里乡贤王仁峰——也是台湾影星王祖贤的曾祖父——晚年归隐故里，在自家圩堡中用祖宅创办了隍城小学。

有一年春节，我带妻女回老家，特意在村小前停了车。眼前仍是那座荒草覆顶的门楼，竹笆扎成的大门早已破损。从门缝望进去，只见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昔日的校园已彻底沦为废墟。那一刻，恍如隔世。

校门朝东，门前一条名叫“北支渠”的小溪静静流过。淅沥的春雨落入渠中，水声清泠，水色澄澈。

走过石桥进入校园，地面是朴素的黄土，四周被教室、教师宿舍和食堂环抱。院子中央立着一根六七米高的旗杆，是升旗与集合之地。

到我上学时，王老先生留下的老屋早已不见踪影。七十年代中期，政府出资、村民出力，扩建学校。原先濒临倒塌的老建筑被一一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土木结构校舍：土坯墙、稻草顶，总计十几间教室。

学校后面是一口池塘，三面环抱着校园。塘不大，约六七亩，最深不过一两米。塘边仍住着几户人家，应是老先生的后代，至今人丁兴旺。

北门也是竹笆加铁丝扎成的。门外是一片平整的操场，因地势低洼，每遇雨雪，就变成一片泥潭。

操场西南角有一座红砖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是男孩们最爱去的地方。那时家家穷困，买不起球和拍，大人就去附近的化肥厂挑氨水时，捡些黄色小球回来给我们当乒乓球，球拍也多是自己用木板钉的。条件虽简陋，大家却玩得忘乎所以，时常天黑还不肯回家。

操场中间和两侧，立着一对木篮球架、一副木制单双杠，还有一个十多平米的沙坑。女孩们最喜欢在沙坑里蹦跳嬉戏，仿佛那儿藏着一个崭新的世界。

回想起来，童年是快乐难忘的，那些小事至今仍觉温馨美好。

那时候，小学生上学装备极其简单。书包多是母亲用碎布头拼缝的挎包。

我九岁才上学，算比较晚的。一年级时，父亲特地从部队寄来一只军用挎包，绿得鲜亮，是我的入学礼物。背上它在校园里走，非常“拉风”。年幼的我，总爱故意在同学面前晃悠，“收割”完他们羡慕的眼神，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书包里有一只铁皮铅笔盒，盒盖上印着“九九乘法表”，里面装着铅笔、小刀和橡皮。还有舅舅裁纸、舅妈手工装订的练习本。

村小的孩子都是同村，不是同族就是邻居，有的甚至是叔侄。大家光屁股一起长大，熟得不能再熟，不到半天就能把教室闹翻天。

每间教室墙上都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司马迁、祖冲之、李时珍等人的画像，写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标语。

教室宽敞，但光线不好，因为没有电。一至三年级的课桌是用土坯垒的，四五年级的木质课桌也已破旧，桌面上满是刻痕。

每到开学，家长要自带椅凳送孩子来校，放假再搬回去。

村里都是泥路，我们的布鞋总是沾满泥巴，拍不掉、洗不净。

轮到值日打扫时，没有拖把，只能用竹条笤帚。教室里灰尘弥漫，像刚打完仗。就算泼了水再扫，桌椅还是会蒙上厚厚的一层灰。

那时候的我们天真单纯，没人去想未来会怎样。只有对村小共同的那段记忆，成为我们唯一共享的少年时光。

仍记得第一次走进校门的那天。

报名时，懵懵懂懂的我背着挎包站在教室门口，不知所措。忽然，一双温暖的大手牵住我，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师蹲下来轻声问：“叫什么名字？哪个庄上的？”

我怯生生地回答完，她拉我走到座位前，微笑着说：“别怕，我是朱老师，以后你就坐这儿。”我望着她，用力点头。

开学后，朱老师出乎意料地指定我当学习委员，每天放学前要我抱一大摞作业本送到她办公室。她总喜欢摸摸我脑后那根独辫，朝我点头微笑。二年级时，班长因家贫辍学，朱老师又让我接任班长，直到毕业。

老师是园丁，也是母亲。我此生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我最敬重的朱堂秀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既像园丁又如母亲的人。

三年级时学校调整老师，朱老师回去教一年级，新班主任是武曙扬老师。

那年武老师刚高中毕业，来村小代课。她中等个，圆脸白净，留短发，年轻漂亮，说话声音响亮。

武老师教语文，有时也上音乐和政治。村小老师这样“一专多能”很常见。

她讲课充满激情，语调抑扬顿挫，像山涧清泉淌过我的心田。随着她表情变化——时而凝神，时而舒展，时而颔首含笑——枯燥的课堂也变得生动起来。

同学们都喜欢上这位黑发明亮的老师，而我尤其喜欢她的语文课。

武老师常在班上办征文活动，对获奖者还有小奖励，极大地点燃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第一次征文，她为我指出很多问题；第二次，又提了不少意见；第三次，她直接叫我到办公室，当面帮我改错字和标点。

有一次上课，她突然点名让我朗读自己写的一篇作文。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仿佛都被我的文字吸引。

后来，我把这篇题为《上学路上》的小说认真誊清，寄往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

不久，我收到编辑回信，虽然是退稿，却附有鼓励的话。武老师拿着那封信在班上好好表扬了我一番，说我是村小第一个向杂志投稿的人。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全村，乡亲们见了就夸，让我心里美滋滋的。

正是这篇未刊的小稿，让我从此满怀信心、不计后果地爱上语文，爱上写作，爱上那支能生花的笔。

多年以后，我虽未成为武老师期望的那种作家，但她的话一直激励着我在文学路上不断摸索前行。

时光如梭，五年小学眨眼即逝。离开家乡多年，我仍深深眷恋着村小。尤其有两个地方，让我至今难忘。

一是建在池塘边的旱厕。塘边种着水竹、垂柳，几棵巨大的紫藤缠绕包裹着厕所。每到课间，女孩子们就把藤条当秋千，嬉笑打闹。

二是那口手压井。那是全校唯一能喝到干净水的地方。井口比大人膝盖略高，没人带水杯，我们都撅着屁股、仰着脖子直接对嘴喝。一个喝完下一个接上，常常争抢不休。上课铃一响，没喝到的也只能忍渴等下节课。

学校、老师、同学、村庄……这一切构成我童年的画卷。昔日喧腾的村小，随着时代变迁，已如一片羽毛般轻轻消失，归于沉寂，留给我们的，是美好而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