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那年腊月，刚满月的我就被父母送到外公外婆家照顾。每天早晚，由大舅和老姨娘轮流接送。直到断奶之后，我依然跟着外公外婆生活，一住就是十三年。那些年，关于父亲母亲的记忆，尤其是父亲的，总是淡淡的、模糊的。

一

十二岁那年，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过年，我被大舅送回家，才算真正第一次“零距离”地见到父亲。

其实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了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当兵。那时母亲年纪尚轻，一个人带着我，还要照顾不到一岁的妹妹，实在没办法，才把我送到了外公外婆家。从那以后，见到父亲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那天见到他，我的心跳得厉害，说不上是高兴还是紧张。他就站在那儿，像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母亲在一旁哄着我，让我叫“爸爸”，可我始终没叫出口，更别说让他抱一抱、亲一亲。

父亲有点尴尬，摇摇头笑了笑，从提兜里拿出一个金灿灿的大苹果递给我。我怯生生地接过来，握在手心，望着他，想吃又不敢吃，就那么愣愣地站着。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对父亲有清晰的印象，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尝到苹果的滋味。

父亲说：“这是山东烟台的红富士苹果。”我拿在手里，圆润光滑，颜色鲜艳，咬一口，汁水饱满，又甜又脆。至于烟台在哪儿，小时候的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大年三十的夜里，我被一阵阵“开门炮”吵醒，哭闹着非要回外公外婆家。父亲多年没带过孩子，哄了半天也没用，终于发了火，在我屁股上打了两巴掌。母亲护着我，还和他吵了一架。

初一清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含着眼泪，固执地一个人往外公家走。外公外婆见到我，心疼得不得了。而下一次再见到父亲，又是一年之后了。

二

父亲母亲结婚的时候，母亲才十七，父亲刚满二十。家里兄弟多，穷得叮当响，三间破草房、一床旧棉被，就是全部的家当。

父亲聪明，虽然只读过三四年书，在那个年代也算庄子上有文化的人。加上他平时乐于助人，很受大队干部和乡亲们的喜欢。

1968年9月，“赤脚医生”一下子红遍了全国。没过多久，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被大队推荐到公社卫生院，参加了半年的医疗培训，学的是常见病、多发病的治法。结业之后，他就成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

那时候，“赤脚医生”的设备非常简陋。但父亲从不推辞，尽他所能为乡亲们看病。药不够，他就自己去挖中草药，尤其是预防流行病需要的药材。

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来找，父亲二话不说背起药箱就出门。能治的，他尽力治；治不了的，他就亲自陪着去公社卫生院。

每到秋冬季，流感、流脑高发，父亲就更忙了。他得挨家挨户发药、讲预防知识，教大家熬中药汤，经常一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个整觉。

大妹妹出生后，父亲忙得顾不上家，母亲常为柴米油盐这些小事跟他吵架。一心想当兵的父亲，最后瞒着家里报了名，毅然参了军。

三

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和一个妹妹。外公外婆重男轻女，母亲只上了半年学就辍了回家，后来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几个简单的字。

母亲也很聪明，出嫁前一直跟着外公学做篾匠，尤其打篾席的手艺，得了外公的真传。平时除了干农活，就是帮外公做篾活，挣点钱贴补家用，也帮着外婆照顾弟弟妹妹。

家里本来就不宽裕，添了孩子之后，日子更加艰难。父亲当兵走后，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最难熬的就是“年关”。

那时候，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分到的粮油根本不够吃。一进腊月，家里就快断粮了，不仅缺米、缺油，还缺钱。

缺钱，可以省着用。母亲一辈子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也舍不得给自己添件新衣服。到现在，柜子里好多衣服还是我们几年前甚至一二十年前给她买的，虽然旧了，她却一直舍不得丢。

可是缺粮缺油，母亲就真的没办法了。她常常低声下气地找亲戚借，有时也去邻居家讨一点。其实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所谓富余的人家，也不过是平时更节省一点。

能借到粮油的，母亲感激不尽，甚至磕头谢恩；遇到要高利息的，她也只能咬牙认了。不管多难，母亲总有办法让我们过年吃上一顿饱饭。

有一年春节前，我陪母亲去隔壁庄的远房亲戚家借粮，亲眼看到她是怎样低声下气求人的。说实话，人家也是看我们母子可怜才肯借的。

借到粮的母亲，总是一路抹着眼泪把担子挑回家。那些委屈和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

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事，也不明白家里为什么这么穷。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母亲当年有多么不容易。

父亲当兵两年后提了干，当了军医，有了固定工资，家里的日子才渐渐好起来。他经常把省下的粮票和钱寄回家，有时还托战友捎回来。那时候能吃上细米白面，就是父亲给我们最真的味道。

四

又到了西瓜上市的季节。路边树荫下，摊贩的车里堆满圆滚滚的西瓜和香瓜，看着它们，一种别样的情绪漫上心头，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家里没钱买西瓜，母亲就叫我们到收过的稻田里拾稻穗，换西瓜吃。虽然又热又晒，但吃着自己劳动换来的西瓜，心里特别甜，再累也忘了。

偶尔，我也会跟庄里的大孩子一起去偷生产队的西瓜。就像小游击队员似的，趁天黑溜进瓜地，有人摘、有人运、有人望风。看瓜的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要是被母亲知道，肯定少不了一顿打。

家里有一块不到一亩的自留地。看到别人家孩子有瓜吃，母亲也决定自己种点西瓜、甜瓜和酥瓜，既能卖点钱，也能让我们解解馋。

种瓜容易看瓜难。这些都是男人干的活，可母亲什么都要自己来。从瓜苗拖秧开始，母亲就带着我住进瓜地中间的稻草窝棚，罩着蚊帐，数着星星。

夏夜又热又闷，蚊虫多得吓人。我常常睡得很熟，母亲却整夜不敢合眼，生怕西瓜被偷，也怕野地里的各种怪声。

看瓜也是技术活。为了让西瓜结得又大又甜，大白天母亲拿着瓜铲，不停地压头、掐顶、摘心、疏果，忙得汗流浹背。

六七月天气最热，西瓜也熟得最透。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早早摘好瓜，挑到集市上，为多卖几分钱，跟人家费尽口舌地讲价。

五

那个年代，乡下人除了挣工分，几乎没有别的收入。要想多挣点钱，只能靠养猪，我家也一样。

母亲在屋后搭了个土坯猪圈，每年养两三头猪。猪光吃剩菜剩饭不够，还要喂水草和浮萍。每到水草茂盛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去塘里捞。

天刚亮，嫩绿的水草和浮萍藏在清冽的塘水里，黑压压的一片。母亲把上衣扎进裤腰，系上头巾，拿着长竹竿，拽着柳枝慢慢下到塘里，一竿一竿把水草拨拢，用绳子系好再拖到岸边。

太阳快落山时，塘边已经堆起高高的一堆水草，够家里的猪吃上五六天。每隔几天，天气好，母亲就带我去捞一次。我想帮忙，可她从不让我下水，怕我有危险。

遇到连阴雨，猪圈里全是污水，猪踩来踩去，变成一个大泥坑。母亲每天都光着脚进去清理，弄得一身猪尿味，久久散不去。

想起母亲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捞草、在雨中清理猪圈的样子，我真的佩服她，年轻时的她，真的太不容易。

六

我上初一那年，母亲随军，被分配到山沟里的部队家属工厂上班。平时活儿不多，主要是加工铅笔、绘图笔，后来做瓦楞纸箱，产量也不大，母亲很多时候都闲在家里。

忙惯了的她，突然闲下来，反而不知所措。看到有人在河滩捡石头、砸石料卖钱，母亲心动了，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县城前面有一条恢河，发源于宁武管涔山，也叫灰河、浑河。河床里有很多砂砾石，适合修路和铺铁路。从砂石中渗出的清泉，还能直接喝。

每到伏天，雨水少，河水退了，就有很多人到河滩挑水、挖沙、捡石头，卖给石料厂。

母亲不上班的时候，也戴起草帽，围上毛巾，扛着铁锹，拿着小镐小锤到河滩去。她把散落的鹅卵石捡成一堆，找块大石头当凳子，坐在上面一锤一锤地砸。饿了啃凉馒头，渴了喝地上的泉水。到傍晚，石料厂的人会来收，母亲一天能砸一拖拉机的料。

父亲那时一个月工资52块钱，母亲砸一天石料能卖25块。父亲怕她太累，不让她干，可她坚持要做。就这样，那几年，母亲顶着烈日、冒着寒风，靠一双手辛苦劳作，只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母亲说她那时想法很简单，只想多挣点，不让父亲为家里操心，也从不觉得苦和累，为了这个家，她毫无怨言。

七

父母的婚姻是上世纪60年代典型的媒妁之言，听起来和美，令人羡慕。可现实生活中，母亲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父亲从当兵到提干，一个人在外生活了十七年，后来转业回到老家。

一路走来，他们带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常常闹矛盾。尤其是退休后，闲下来的两个人，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父亲的固执、母亲的唠叨，让我们做子女的非常担心，怕他们不能相伴到老。

如今，父亲母亲还住在县城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我多次劝他们来省城住，可他们像商量好似的，怎么也不答应。虽然吵了一辈子，但每次吵完，生活很快又恢复平静。

对他们那代人来说，“爱情”有多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几十年风风雨雨里积攒下来的相依相守。转眼间，父亲母亲已经从两鬓斑白到了满头银发，眼神不再明亮，身子也不再硬朗。

人到七十古来稀。随着年龄增长，父亲母亲的身体陆续出现了各种问题，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和其他老年病。

三年前，父亲打电话说要去省城看病，查出是前列腺增生，我请专家给他做了手术，恢复得不错；前年，眼睛白内障，又做了手术，也挺好；去年，他又因为肺部肿瘤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也还行。

母亲年轻时做过阑尾手术，那时候医院条件差，医生技术有限，差点丢了命。一个小手术做了七八个小时，虽然成功，却让母亲元气大伤。退休后母亲心态好，坚持打太极、舞剑，有点小病都能自己扛过去。

前几年，他们每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退休那年父亲第一次来，我还有点不适应，因为从小没跟他一起生活过，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

后来年纪大了，他们来省城的次数也越来越少。逢年过节或生日，都是我们回去看他们。和父亲聊天，总是开场很平静，中间有争论，最后在沉默中结束。

这辈子，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从相亲相爱到相依相伴，从互相抱怨到体贴照顾。每次打电话或视频，我总不忘嘱咐：保重身体，别太累……

父亲母亲渐渐老了，我也不再年轻，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能做的，就是趁他们还在，多尽一份心、多陪一程路。

我相信，父母的健康长寿，就是儿女最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