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了

退休后，父亲和母亲一直住在老家县城一个老旧小区里。那房子是他退休前买下的，装修已有些年头。没有电梯，没有花园，连散步的地方也难找。随着年龄增长，父母的身体也陆续出现了各种问题。

两年前，父亲来省城做肺部一个小肿瘤的切除手术。担心他被其他病人的情绪影响，我特意安排他住进单间病房。那段时间我正好出差，陪护的事只能托付给堂兄。即便抽空去了一两趟，也只是匆匆聊几句便离开，能感觉到父亲情绪不太稳定。

多年前，我和妻子就商量着把父母接到省城来住，方便照顾。但父亲始终不愿意。他说，在生活了几十年的小城里，有朋友、有同事，出门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城市人地生疏，他反倒觉得哪儿都不自在。

这次手术，我特地请了省内一位知名专家主刀。手术很成功，术后也不需要化疗，父亲很是欣慰。

出院那天，我和妻子送他回老家。路上，我们难得有了一次长时间的聊天。聊完术后注意事项，他突然提起了我写的那篇《我的老姨娘》，说里面有些细节不像他记忆中的姨娘。我一时愣住——父亲平时不怎么看书，尤其年纪大了、双眼动过白内障手术后，更少阅读。他却默默读了我发在《同步悦读》上的文章。

我的散文多写乡情、亲情、友情和爱情，八十岁的父亲竟一字一句看完了。是因为作者是我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很模糊。刚满月，我就被送到外公外婆家，跟着未成家的舅舅姨娘长大。三岁那年，父亲去山西当兵，直到十二三岁，我才真正回到母亲身边。

如今我每次回老家，总想陪父亲多坐一会、多说说话。可退休多年的他，对现在的人情世故和社会风气常常难以理解。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总能“同频共振”，有时话到了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

和父亲的聊天，往往始于平静，却随着话题的枯竭而渐渐凝固，甚至偶尔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争急了，他也会不耐烦，声音陡然抬高。只有聊到他真正感兴趣的事，脸上才会闪过一丝笑意。

前几天，父亲陪母亲来省城检查眼睛——母亲因眼底出血视物模糊。借此机会，我们难得聊起了家事和往事：比如我们的祖籍究竟在哪儿？爷爷当年为什么逃荒来这？又为什么从谢河村搬到了小李庄？

有那么两三次，我提起他当年当“赤脚医生”的经历。每次聊到这个，父亲总是眼里有光。他说那些事已被岁月尘封了半个世纪，大多已记不清了，但总有一两件格外深刻，至今难忘。这时候，母亲总会忍不住插话，抢着跟我讲父亲那段“光辉岁月”。

母亲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赤脚医生”刚刚出现。那年春夏之交，正赶上农村插秧季，父亲被大队推荐到公社卫生院接受了半年培训，回来就做起了“赤脚医生”。那是当时农村人对乡村医生的尊称。

父亲被选中的理由有点特别——因为他既不打牌也不赌博，大队干部觉得他“品行好，能胜任”。而父亲自己却笑着说：“其实是因为我结了婚，比同龄人显得稳重，大队才信得过我。”直到现在，退休多年的他依然不会打牌，更不懂搓麻将。

那个年代贫穷落后，“赤脚医生”没有固定收入，根本改善不了家里的生活。卫生室就设在家里——两间泥巴房，一个药箱、一支针筒、几片药、几块纱布，器械少得可怜。但在村民眼里，那就是一座护佑生命的“圣殿”。

再苦再难，只要有人来找，不管是风雨交加的黑夜，还是烈日当空的夏天，父亲从不犹豫，背起药箱就出门。方圆四五里内，他是几个生产队和一家粮站唯一的医生。能治的，他尽心尽力；治不了的，他就陪着病人一起去公社或县医院。

母亲说，那时治病只收成本费，父亲拿的是生产队的补贴。遇到困难户或五保户，他常常连成本都贴进去。为了省钱，他还经常自己去采中药。当兵临走前，父亲把积攒下来的二十六块三毛钱治疗收入，全部上交给了大队会计。

当“赤脚医生”的那两年，父亲的脚沾过泥、趟过雨、踏过雪；被毒蛇咬过，被蚊虫叮过，也被荆棘刺破过……

他说，经常背着印有鸡蛋大小“红十字”的药箱、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独自走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尤其遇到流感或流脑暴发，不仅要挨家串户发药，还要讲解防病知识，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个安稳觉。

那时的“赤脚医生”大多没受过系统培训，医学知识有限，看不了大病重病，主要就处理些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皮外伤之类的小毛病。可即便只是这些小病，能及时得到诊治，也大大方便了乡亲。

两年多里，父亲为周边群众诊治上万人次。有些连大医院都治不好的毛病，他用“土方子”反而治好了——这是他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

有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一位石姓村民浑身湿透地推开我家的门，沾满泥的双脚还在淌水，声音带着哭腔：“我女儿快不行了，求求你救救她！”

因为没钱医治，石家小女儿已被从医院接回家，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父母不忍心放弃，只好摸黑冒雨来找父亲。

外面漆黑一片，父亲没多问，转身披上蓑衣、背起药箱、赤着脚就跟他出了门。

四里多的泥泞小路，风雨交加，父亲不知滑倒多少次。赶到石家时，他浑身湿透，却顾不上换衣服，立刻开始抢救。

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女孩骨瘦如柴、面色蜡黄，严重黄疸，已经休克。再不救治，很可能因肾衰而死。学医才一年的父亲，也从没见过这么重的病。石家人眼巴巴地望着他，仿佛他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父亲把了脉，又慌忙翻出《赤脚医生手册》，想找对症的方子，却越翻越心乱，急出一头冷汗。最后，他凭粗浅的医学知识做了一个大胆的判断，先打针输液，再让人连夜找来柴胡、茵陈等中草药熬汤。

夜深了，父亲决定留下来观察。女孩一直昏迷，呼吸微弱，一家人心悬一线。夜里寒冷，父亲裹着一床薄被守在患儿床边。他困极了却不敢合眼，一次次量体温、喂药，直到鸡鸣五更，孩子终于发出一声啼哭。

父亲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之后连续一个月，他天天上门采药、熬汤、喂药，最终用他的“土法”治好了小女孩的肝炎。

在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千千万万的“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倾注了心血、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一代人。

如今，父亲老了。可他仍像一轮太阳，安静地照耀着我的记忆，让我的人生，始终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