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如兄

“我的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车载收音机里传来那首熟悉的旋律，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方向盘上轻轻叩击。窗外是冬日一贯灰蒙蒙的天空，枯树枝桠划破天际，而我的思绪却飘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个飘着雪花的清晨。

1984年国庆节那天，天还没有大亮，母亲就摸黑起床，为我煮了一碗家乡的手擀面，碗底还卧着两个金灿灿的荷包蛋。她一边替我整理行装，一边细细叮嘱：“别想家，好好干。”

我眼窝发热，重重地点头，喉咙像被鸡骨头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那一年，我才十七岁。父亲推着他那辆珍爱的“永久”牌自行车，载着我和厚重的行李，一路沉默地蹬向县武装部。

晨雾氤氲，武装部的大院子里早已人头攒动。有人三三两两低声交谈，有父母拉着儿子的手千叮万嘱。红旗在北风中猎猎作响，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个个穿着崭新军装的小伙子，胸前别着大红花，脸上交织着兴奋与忐忑。

“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父亲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目光里是前所未有的柔和与坚定。

办完手续，接兵首长命令我们列队登上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卡车。车厢挡板合拢的瞬间，我的心突然慌成一团。

车启动了，我透过篷布缝隙向外望，父亲仍站在原地，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卡车颠簸了大半天，一路走一路停，将新兵们一个个丢到他们所在的部队营区，到达我所要去的军营时已是日暮。夕阳的余晖洒在营门，“八一”军徽熠熠生辉。门口持枪的哨兵身姿挺拔，似一棵白杨。

我们剩下的4个新兵提着大包小包，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而又庄严的世界。营区内标语醒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操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整齐划一。

“新兵同志都到这边来！”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看见一位约二十岁出头的年青军人朝我们招手。他比我高出半头，皮肤黝黑，眼神明亮，军姿挺拔如标枪。

“我是你们的新兵班长，姓刘，以后叫我刘班长。”他走到我面前，很自然地接过我的背包，“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们班的一员。”

班长的山西口音很重，但吐字清晰，每个字都像用力咬出来似的。他领着我们朝宿舍走，步伐很大，我们得小跑着才能跟上。

宿舍是一排红砖平房，门口种着一排白杨树，白杨树的根部约一米高，用石灰刷得雪白。屋里是两排上下铺，水泥地面平平整整，窗明几净。

“这就是你们的家了。”班长说，“先放下行李，喝口热水，我再教你们叠被子。”

新兵连的日子比想象中要艰苦。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才刚进入十月，早晨的毛巾就已冻得硬棒棒的。每天清晨五点半，哨声划破寂静，我们像弹簧般弹起，开始与被子“较量”。

班长总是第一个起床。当我们手忙脚乱整理内务时，他已在屋内巡查。“褶子要掐直，角度要分明！”他一边示范一边说，“这不仅是被子，更是军人的镜子。”

我永远记得那个清晨——前夜想家难眠，醒来时已晚。眼看检查时间将至，我的被子还软塌塌堆在床上。这时，一双手接过被子，三下五除二叠出标准的“豆腐块”。

“下不为例。”班长拍拍我的肩头，转身去检查别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此错过了早饭时间。

班长的严格浸透在每一个细节：军装要叠得笔挺，鞋要洗得干净；吃饭不能说话，睡觉不能打鼾；写信回家要报喜不报忧。“你们是军人了，”他总是说，“就要有军人的样！”

队列训练最是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山西宁武的初冬，北风如刀。我们穿着厚重的羊皮大衣，在操场上反复练习立正、稍息、齐步走。

班长的眼睛像一把尺子，总能精准发现谁动作不到位。“腿再高两厘米！”“手臂摆动要有力！”他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个人。为做好一个示范，他会摘下棉手套，在寒风中一遍遍重复，直到双手通红。

最难忘的是正步训练。我协调性不好，正步时总会慌乱得同手同脚。休息时班长给我开小灶：“别急，我当年比你还差。”他幽默地模仿起自己的糗样，把我逗得大笑。就在这笑声中，我慢慢找到了感觉。

训练间隙，班长教我们唱军歌。《打靶归来》《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团结就是力量》……这些旋律从此深印脑海。有时他也讲自己当兵三年的经历，如何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合格军人。

“军人不仅要武艺高强，更要明事理、懂礼貌。”班长常这样教导。他要求我们写日记、读报、写家书，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熄灯后常就着走廊灯光看书学习。

实弹射击前夜，我紧张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窗而入，我看见班长轻手轻脚地挨个替战士掖被角。走到我床前，我赶紧闭眼。

“睡不着？”他轻声问，仿佛早看穿我的假装。我不好意思地点头。“走，出去聊聊。”

训练场上，月光如水银泻地。班长指着远处靶场说：“我第一次打靶时，手抖得握不住枪。”他语气平和，“记住，枪是军人延伸的手臂，更是守护人民的利器。对待它，既要敬畏，也要亲近。”

第二天打靶，我牢记教导，稳稳托枪、瞄准、击发。十发子弹打出98环。班长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好样的！我就知道你能行！”

春节前的雪夜，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那年春节前夕，营区已有了年味。食堂挂起红灯笼，各班排练节目。我们班准备小合唱《我的祖国》，班长亲自指挥。

腊月二十八，连长特批我回家探亲。我家住县城部队家属院，步行约两小时路程。临走时班长嘱咐：“明天下午四点前务必归队，可能要下大雪。”

回到家，父母喜出望外。母亲做了一桌好菜，父亲破例陪我喝了点白酒。一家人围炉而坐，其乐融融。

次日，窗外果然飘起雪花。“今晚别走了吧？”母亲担忧地说，“雪大路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答应班长四点前回去的。”可雪越下越大，地上的雪已经积了半尺厚。父亲推自行车要送我，却发现推都推不动。

“等雪小点再走。”母亲再劝。这一等就到了晚上八点。望着未减的暴风雪，我一咬牙披上军大衣：“必须回去了！”

雪深及膝，每一步都很艰难。寒风裹着雪片打在脸上，生疼。三公里的路，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五个多小时。到达营区已是深夜，浑身湿透，睫毛结冰。

班长没有睡，在营门口来回踱步。见我狼狈模样，脸色阴沉：“为什么不及早返回？”声音冷峻如冰。

我支支吾吾解释，却见他眼中深深的失望。怒吼声惊醒了战友，大家惊恐地看着我。委屈和羞愧涌上心头，我竟当场顶撞起来。

第二天早操后，排长找我谈话，严厉批评，责令写出深刻检查。我以为班长告了状，再见他时满腹怨恨，甚至远远躲避。

新兵生活结束前，军事考核我们班拿了全连第一，班长受嘉奖。而我因心中未解的疙瘩，连一句祝贺的话都没说。

离开那天，各班班长都来送兵。我却故意躲着班长，悄悄跟着接兵干部走了。很远之后，我忍不住回头，看见班长仍站在营门口，朝我们招手。

六年后，忻州街头，那个熟悉的身影让我愣住。“永兵？”班长先认出我，快步走来给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岁月在他脸上留痕，笑容却依旧。

我们站在街角聊了很久。他说已退伍，正等待安置。“那年春节的事，我一直想解释。”班长说，“我那么严厉，是怕你在暴雪中出事啊。”

我眼眶湿润。原来冰冷的表象下，藏着一颗滚烫的心。

“对了，”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扉页夹层，“这是你当年落我这的。”那是我新兵时写的发言稿，纸已发黄，字迹稚嫩却工整：“今天是我穿上军装的第一天，班长替我背起行囊。他的手掌宽厚，步伐坚定，像一棵行走的白杨。从这一刻起，我明白了军装不只是衣裳，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以班长为榜样，练好本领，守好纪律，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

临别时，我挺起胸膛，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迟来的军礼，在我心中埋藏了六年。我们相约：一定再见！

后来，我也当了班长，始终以老班长为榜样：给新战友倒杯热茶，洗去一路风尘与乡愁；和他们谈心交友，让他们感受部队温暖；手把手地教，助他们破茧成蝶，飞得更高更远……

时光荏苒，四十余载弹指而过。老班长的一言一行，仍深印脑海，挥之不去。深夜梦回，我总看见他窗边听梆子的样子，训练场上示范的英姿，雪夜中焦急等待的身影。

老班长啊，您教我的不止是叠被走正步，更是一个军人应有的模样。是您，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是您，让我懂得团结互助亲如兄弟；是您，让我的青春在军营灿烂绽放。

窗外北风依旧，而我多想再听一次那熟悉的山西梆子，再说一声：“班长，我懂了。”

老班长，你现在过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