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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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我赶过数不清的席——订亲的、结婚的、乔迁的、“九照”的、百日宴的，从乡下吃到城里，从县城尝到都市，由部队转到地方，一路吃下来，竟也吃过了半个世纪的光景。
要说最难忘的，还得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咱舒城农村的喜宴。那时节，谁家办事事，左邻右舍不用招呼，自带板凳就上门帮忙了。记得我大伯家儿子成亲那天，院子里满满当当摆了十几桌。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不够使，邻居们就把自家能搬的全搬了来。一院子的凳子，有长有短，有方有圆；桌上的碗碟，花色不一，凑在一起却格外热闹。
天还蒙蒙亮，父亲就推着那辆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和母亲一道出了门。车后座上，用红绳牢牢绑着两瓶“龙舒大曲”——在当时的舒城乡下，这份礼可算相当体面。那辆“永久”，是父亲转业前托人凭票才买上的，平日舍不得骑，只有要紧事才推出来。那天，车轮碾过砂石路，扬起的尘土里都像是带着喜气。那时候的喜宴，远不止一顿饭，那是物质紧巴的年月里，一户人家能捧出的最隆重的诚意，是乡土人情与老规矩的一场热热闹闹的展演。
堂兄这桩喜事的热乎气儿，早就提前漫开了。那时婚姻虽讲自由，可礼数一点不敢马虎。照官方的说法，七八十年代，农村结婚时兴“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那是一户人家多年的奔头，也是摆在人前的脸面。到了九十年代往后，光景好了，又变成“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不单是彩礼，更是扎扎实实过日子的帮手，件件披着红绸，摆在新房最显眼的地方，由着亲友们瞧、夸。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的盼头。
办一场喜宴，对乡下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乡邻总动员。主家会提前半个月甚至个把月就得开始张罗：院里临时垒起土灶，东家借张八仙桌，西家凑几条长凳，碗筷盘碟更是百家货。掌勺的，必定是村里公认的“土厨子”，带着徒弟，把主家备下的东西变作喜宴上的美味——塘里捞的鱼、圈里养了一年多的肥猪、后院追着跑的鸡鸭、园子里刚摘的青菜，还有凭肉票割回来的几刀好肉。一切都因陋就简，却又倾其所有。
宴席当天，顶要紧的是“排座次”，这是老规矩，乱不得。长辈、舅爷、贵客、媒人，必得请到堂屋正中的“上席”落座，一点不能含糊。这跟县志里记的民间老礼，是一脉相承的。
开正席前，照例先上“碟子酒”，也叫“伙家碟子酒”。七八十年代那碟子里的内容，实在得很：多是卤水拼的豆干、猪耳，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碟凉拌芫荽，再加一碟糖醋腌萝卜，图的就是个“下酒”。酒呢，常常是散打的本地粮食酒，人们叫它“八角冲”，劲儿足，味醇。
正席的菜，才是见主家心意的尺子。核心是那“四大海碗”的硬菜：一大碗红烧肉，块头大，油光锃亮，是用冰糖炒了糖色烧出来的；一整只鸡炖得汤色金黄，上面漂着翠绿的葱花；一条完整的红烧鱼，寓意“年年有余”，通常最后上，且不能吃完；再有一碗肉圆子，用糯米和肉糜搓成，象征团团圆圆。配着几样时令炒青菜、冬瓜片。主食是堆得冒尖的白米饭——在那个还得掺着杂粮吃的年头，管够的白米饭本身就是一份厚道。席间，新郎新娘来敬酒，酒壶里时常兑了些水，可没人计较这个，要的是那份被众人围着、哄着、祝福着的热乎劲儿。
农村喜宴，更是人情往来的圆心。父亲送的那两瓶酒，值好几块钱，已算重礼。寻常的多是送个脸盆、热水瓶、被面，或者直接包上两元、五元的红封。每一份礼，都被记账先生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在一张大红纸叠成的“人情簿”上。这簿子，往后几十年，就是两家礼尚往来、有来有回的凭据。
酒过三巡，男人们开始划拳，嗓门一浪高过一浪；妇女们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悄悄把好菜夹进自家带来的铝饭盒里，惦记着带回去给孩子解馋。
日头偏西，席渐渐散了。帮忙的乡亲们开始收拾，洗碗的洗碗，还桌椅的还桌椅。主家会给每人塞上一包“东海”牌香烟，再抓上一把喜糖、欢头，算是酬谢。杯盘狼藉的院子里，弥漫着饭菜、酒气和烟味的混合气息，这便是热闹过、喜庆过最实在的证据。
这场七八十年代的喜宴，像一颗琥珀，封存着变革前夜中国乡土的模样：它还被传统的人情与规矩密密地织着，却已急切地探头，张望那些代表新生活的“三大件”；它在匮乏中攒出丰盛，在朴拙里追求着隆重。没过几年，商品经济的大潮漫过来，这种完全靠亲邻相帮、自给自足的办席方式，就慢慢被专业的流动饭店、镇上的酒楼替代了。可那本“人情簿”上的名字与数字，却会在漫长的岁月里，继续静静地计量着乡土人情的温度与分量。
前不久，我又回舒城，赶一场朋友儿子的婚礼。车子开进桃溪镇，丰乐河上的晨雾刚散，空气里满是露水洗过的草木清气。路两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崭新的红“囍”字，像一串欢腾的引子，把我们引到朋友家新起的楼房前。楼前有个小院，约莫四百来平，上下两层。老两口住楼下，楼上便是给儿子备好的新房。
院子里早已搭好绿帐篷，七八张圆桌摆得满满当当。最惹眼的，是桌上那一只只样式统一的瓦碟，排得齐整。碟里盛的并非热菜，而是各色凉卤：酱色的咸鸭肫、油亮的卤猪耳、琥珀色的茶干、自家灌的香肠，还有那碟少不了、圆润如玉的豆皮圆子。这叫“碟子酒”，是舒城乡下传下来的老规矩，专为款待我们这些远道而来、一清早赶来“暖房”的至亲。筷子声、谈笑声、碗碟的脆响，热热闹闹地掺在一起。这顿“碟子酒”吃得舒坦，人情味就在这杯盏起落间，慢慢暖透心肠。
晨雾还未散尽，接亲的车队就出发了。和城里清一色的豪车不同，打头的是一辆扎满彩花红绸的黑色小车，后面跟着五六辆颜色各异的小车，简朴，却满是喜气。车刚到新娘的村口，就被拦下了——路当中横着一条覆了红布的长板凳。一群婶子姑娘笑着围上来，也不多话，只管笑吟吟地望着新郎。接亲的伴郎赶忙掏出红包，抓出大把的香烟糖果递过去。一位大婶这才笑嘻嘻地搬开板凳，亮开嗓子喊：“一条板凳拦路中，讨根喜烟添福寿！路通，人也通！”在一片哄笑叫好声中，车队才得以继续前行。这“拦喜”的习俗，要的就是这份你来我往、讨喜凑趣的热闹人情。
婚礼仪式设在村里的文化大礼堂。白墙黛瓦，宽敞亮堂，门前是铺着大理石的广场，这里是村里办红白喜事的“幸福驿站”。朋友说，场地是村里免费提供的，比去镇上酒店省心，也更省钱。仪式简单却郑重：没有外请的司仪，是村里一位大学生村官助理帮忙主持；新人穿着整洁的礼服，向父母奉茶改口，讲讲俩人相识的故事。最动人的是交换信物——不是什么稀罕物，就是小两口一起挑的对戒。至于彩礼，朋友说，就是走个过场，图个吉利数六万六，当天亲家就让闺女带回来了。台下坐的，大多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乡里乡亲，掌声实在，笑容真切。
正午开席，十碗八碟，虽都是扎实的家乡土菜，大厨却是地地道道专做流动宴的大师傅。桌上的红烧肉油亮红润，整鸡炖得汤色金黄，硕大的肉圆子寓意团圆，整条的红烧鱼象征有余。时蔬是刚从自家地里摘的，清甜爽口。没有花哨的摆盘，但分量实诚，大盆大碗，透着农家待客的厚道与热忱。大家吃得酣畅，聊得热络。新郎新娘来敬酒，酒是本地产的“龙舒宴”，话是最朴素的“吃好喝好”，可那份真心实意，比什么华丽的祝酒词都更暖人心窝。
宴罢，夕阳给天边抹上一层暖金色。我回头望去，文化礼堂檐下的红灯笼已经亮了起来，在渐浓的暮色里，像一颗温暖踏实的心。这场喜宴，就像一个生动的切片：碟子酒里，品着老规矩醇厚的余味；文化礼堂中，看见新观念悄然生根；而那满桌的家乡风味与乡亲手足的笑脸，永远是人间最踏实、最温暖的底色。
宴席终会散场，可这人情味儿，永远是中国农村喜宴上最醇厚、最不会缺席的一道主菜。这味道，任凭走遍千山万水，尝过百般宴席，最终，它总会在记忆深处扎根、生长，成为我们日子里，再也离不开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