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只要夜里下雨,雨点密密地敲在窗户上,我就会想起三十八年前,第一次到遵义的那个晚上。
那年正月刚过,女儿才满月。家里穷,连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听说妻子的堂妹夫在遵义钢绳厂做小包工头,住在中华路汪家巷一带,我便揣着借来的路费,坐上了西去的火车。
离家时的那点兴奋,渐渐被不安取代。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平原慢慢变成陌生的山峦。此前对“遵义”和“钢绳厂”那些美好的想象,如同车窗上哈出的热气,模糊不清,一触即散。火车摇晃了十多个小时,深夜才抵达。
站台上正下着冷雨。天色如墨,雨幕中的建筑朦朦胧胧。我刚走出车站,就被雨逼了回来,只好退到屋檐下躲避。雨水顺着屋檐哗哗流淌,溅湿了我的裤脚。我缩紧脖子,把单薄的外套裹了又裹,望着眼前这片湿漉漉的陌生天地,心里一阵发慌。
街上到处湿漉漉的,路灯的光在雨水中晕染成一团团昏黄。雨不是垂直落下,而是横着扫过来的,打在脸上,隐隐作痛。
我捏着一张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的纸条,用带着外地口音的话,向偶尔路过的行人打听。回答要么听不清,要么就被雨声淹没。背包很重,勒得手掌发红。衣领湿透后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生疼。走到一家关门的店铺前,我又急忙躲到屋檐下。雨水从招牌边缘滴落,正好落在肩膀上,冰凉刺骨。我往里挪了挪,看着路面积水被雨点击出一圈圈涟漪,就像我心里那些纷乱的念头。
哗哗的雨声、自己沉重的脚步声、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这些声音交织成一张网,将我这个外乡人牢牢罩住。
“我为什么要来?”有一瞬间,我后悔了。可想起妻子发愁的模样,想起女儿饥饿的哭声,我又把这份后悔咽了回去。怕归怕,路还得继续走。
雨更大了。我钻进一个有顶棚的农贸市场,在水泥台子下面,把准备给家里写信的信纸一页页铺开,拼成一张临时的床铺。纸很薄,地很硬,寒气直往背上钻。刚躺下不久,两道手电光照过来——是戴红袖章的治安员。“起来,快出去,这里不能睡!”我只好收起浸湿的行李,捡了块破塑料布顶在头上,重新走进雨中。
不知走了多久,拐过一个弯,看见一栋未完工的两层砖房。我心中一喜,赶紧钻进去,用打火机照了照,地上杂乱不堪。我捡了些废弃的水泥袋铺开,又把剩下的信纸盖在上面,最后摊开那床也有些潮湿的铺盖。躺下时,竟觉得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
天蒙蒙亮时,雨渐渐小了。我继续沿街寻找。就在离砖房不远的一处石阶上,我看见一个打伞的人正在四处张望。走近一看,竟然是堂妹夫!我几乎扑了过去,像走丢的孩子终于见到亲人,委屈的泪水混着雨水,止不住地流淌。
他的眼眶也红了,说因为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家里人等了一整夜,天没亮就分头出来找我。到了他家,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他看着我狼吞虎咽,一边告诉我,已经帮我找好了活儿。
那个雨夜,就这样被我走了过来,走进了往后的岁月。它像一块粗糙的砂纸,磨掉了我最初的脆弱与迷茫。后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想起那个在遵义雨夜里,用信纸铺床、被驱赶后又继续寻路的自己。
原来,人最坚硬的骨头,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最寒冷的雨夜里,用一寸寸希望、一丝丝坚持,慢慢锤炼出来的。雨水能打湿衣裳,却浇不灭心中那点不肯认输的火苗。它在我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悄悄燃起,提醒我:你看,那么难的夜晚都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