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杠子的记忆

上周星期六，重庆的天气真好。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走走。我和老伴吃过早饭，闲着没事，就开车去了城郊。打算爬爬山，透透气。

山不算高，石阶也平缓。我们走走停停，很是自在。走到半山腰，穿过一片青杠树林时，老伴忽然“哎”了一声。弯腰从树下草丛里捡起个东西，托在手心递到我面前：“你看这是什么？”

我接过来凑近一看，心里一动。原来是颗青杠子。深褐色，卵圆形，顶上还带着个小把儿，像顶小帽子。我蹲下身，轻轻扒开脚边的落叶。草丛底下竟密密地铺着一层，都是熟透掉下来的。“哇，是青杠子啊。”我说道，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轻快。

我们这地方，青杠树常见得很。山野里，田坎边，到处都能看到。果子结得含蓄，藏在叶子后面，如果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小时候，我们哪知道它叫“壳斗科常绿乔木”。就叫它青杠树。

它的木头硬实，老一辈人喜欢砍来打家具、做农具柄，很耐用。果子呢，淀粉多，能做豆腐、酿酒。是灾荒年间较好的“救荒食物”。听说在传统医学中也有一定药用价值，能收敛止泻，止血消炎等。这些知识，是后来从书上看来的。可关于它的记忆，却早就长在骨子里了。

我的思绪一下子飞远了，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夏天。那时一放暑假，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就满山跑。盛夏时节，青杠子刚长成，还是青绿色的，最是鲜嫩。我们专挑矮树上饱满壮实的，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去掉那小梗，再找根火柴棍或细竹签，从它圆鼓鼓的“肚子”插进去。一个简易的陀螺就做好了。

这陀螺不用鞭子抽。只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截小棍，用力一搓。它就在平地、石板甚至手心里，滴溜溜转起来。我们经常比赛，把转着的陀螺轻轻放进搪瓷脸盆里，看谁的转得最久。盆底光滑，陀螺转着，发出细细的“嗡嗡”声。混着我们的大呼小叫，就是整个夏天最动听的音乐。

可比起这自制的玩具，更让我忘不掉的，是大舅做的青杠子豆腐。

那正是些填不饱肚子的年月。山里的东西，只要能吃，都成了宝贝。深秋，青杠子熟了，纷纷从壳斗里掉下来。山里人就提着篮子、背着背篓去捡。拿回家，经过一番折腾，就能变成青杠子面、粉，还有那深褐色的青杠子豆腐。

我第一次吃，大概七八岁，在大舅的家里。那豆腐切成方片，凉拌着。样子和现在的米豆腐有点像，但颜色深得多，差不多是黑的。入口滑溜溜的，带着一股独特的、微涩的清香。我说不上来那具体是什么味道，只觉得好吃。后来，每年去给大舅拜年，饭桌上总少不了那一盘青杠子豆腐。别的地方，我再没见人做过。青杠树到处都是，可会把这果子变成美味豆腐的手艺，却不是人人都会的。

大舅说过做法，我还有点印象。要把捡回来的青杠子晒干，去壳，把果仁磨成粉。粉要用水泡上好几天，还得不停换清水，为的是去掉那股涩味。然后过滤，得到细细的淀粉浆。最关键的一步是熬煮和“点灰”。把浆倒进锅里，小火慢慢熬。一边搅和，一边慢慢加入用草木灰泡水滤出的澄清碱水。眼看着锅里的浆汁一点点变稠，最后凝固成颤巍巍的一大块。等它凉透了，倒出来，就是青杠豆腐了。

后来，大舅把这手艺教给了母亲。那是七十年代初，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红薯是主食，偏偏又遇上干旱，收成不好。全靠上头发下来的救济粮过日子。我们只要一放学，或者放假，就提着竹篮子往观音阁、何家岩、朱家湾那些地方的青杠林里钻，去捡掉落的果子。

母亲照着大舅教的办法，试着做。头一回，可能是草木灰水放多了，豆腐做出来很老。吃起硬邦邦的，虽然用勺子舀不碎，可嚼着费劲，也不够软嫩。接下来她又试了几次。不是太嫩，一碰就碎成渣；就是太老，发硬，还带着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她跑去问大舅，才知道问题就出在“点灰”和火候上。碱水要一点点地加，边加边看豆腐凝结的情况。成型后也不能压榨太急太久。

母亲记下了，一遍遍地试。终于在有一年的重阳节前，她成功地做出了像模像样的青杠子豆腐。那天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那深色、弹滑的豆腐，都觉得是世上最好的美味。

“快来，这树下的青杠子好大好漂亮哟！”老伴的喊声从前边传来，打断了我的回忆。她正站在几棵高大的青杠树下，双手捧着一捧刚捡的青杠子，笑着朝我喊道。

我站起身，朝她走过去。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看着老伴高兴的样子，再看看这满林的青杠树，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孩子气的欢喜。嘴里不自觉地哼起了不成调的歌，脚步轻快，像是回到了那些满山疯跑的童年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