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登山忆父亲

这些年，我爬过很多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是跟父亲一起去的。大多数山的印象都已经模糊，只有三次登山经历，一直牢牢印在我的心里。

第一次是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那年重阳节。父亲带我去新妙镇的大舅家走亲戚。早饭后，太阳已高高升起，父亲放下碗筷对我说：“今天天气好，带你去爬普陀山。”我高兴得蹦蹦跳跳，拉着父亲的手就出了门。

普陀山离大舅家不远，山势平缓。我们沿着石阶慢慢往上走，路两边长着矮树丛和杂草，在阳光下散发出好闻的青草味。我年纪小，走了半个多小时就觉得已经爬得很高了。站在山顶往下看，整个视野突然开阔起来。

父亲指着四周给我介绍：东边有涪山轿子顶和仙人嘴，西边是鱼跳坎，南边能看到游江河和山王嘴，北边有座九龙庙。他还给我念了当地的顺口溜：“轿子抬仙人，杀鸡祭山王。九龙游江河，吓得鱼跳坎。”我当时不太明白意思，只觉得念起来很顺口。从山顶往下看，新妙镇安静地卧在山脚下，梯田层层叠叠很整齐，房屋星星点点分布着，小河像条亮晶晶的带子绕着村庄。对一个从没登过高山的孩子来说，这景象已经足够震撼。

山顶有座普陀寺。父亲一边带我参观一边讲解，说这座寺庙历史很久，最早在明朝崇祯年间建成，叫白云庵。后来改过好几次名字，直到民国初年，重庆罗汉寺的海清法师来扩建，才定名为普陀寺。最兴旺的时候，寺里有近百个和尚、三千亩田地，还有自己的榨油坊。父亲压低声音告诉我，当年闹革命时，刘伯承也曾经在这里躲避过。

我看着褪色的屋瓦和斑驳的木柱，虽然不太懂什么是历史，心里却感到特别平静。我们慢慢走过一个个殿堂，最后在古老的大雄宝殿前停留了很久。父亲摸了摸墙壁，长长叹了口气：“可惜哟，文革期间建筑遭严重损毁，仅存残房三间。下山时已是正午，心里感觉特别清爽。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感受到岁月的厚重。

第二次登山，已经是三十多年后。我已四十五岁，父亲也老了。在重阳节前一天午后，我们回老家朱家湾砍竹子编箢篼。忙完后，太阳还挂得老高，父亲直起腰，拍拍身上的竹屑说：“走，去爬乌龟石山。”

这座山因为山顶有块像乌龟的巨石而得名。我们很轻松就爬到了山顶，一起坐在光滑微凉的龟背石上。脚下是我们世代居住的酒井村，房子稀稀疏疏的，山下的滚龙溪像条银线，新修的公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但我们没怎么看这些，而是不约而同地抬头看蓝天白云。

在这片天空下，父亲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他讲起二十多岁时，走南闯北的经历——在重庆城学裁缝，在道深堂学抓药，在乡卫生院当医生等。他说起一些我从没听说过的年轻时的朋友，说起他们当年的豪情壮志，也说起生活的不易。他语气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静静听着，偶尔转过头，看他花白的鬓角和依然明亮的眼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只是他的儿子，更是他生命的倾听者，终于理解了他沉默大半生的、厚重如山的往事。

 第三次是五年前的重阳节。父亲年纪大了，已经爬不动陡峭的山。我开车带他到蔺市镇的红酒小镇，这里的鸡公山被开发成了游乐园。山不算高，但特别热闹。摩天轮缓缓转动，大摆锤把人甩到半空，引来阵阵尖叫。还有悬崖边的高空脚踏车、穿楼而过的小火车、五彩的彩虹路……到处都是游客和新奇的游乐设施。

父亲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只是背着手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去坐大摆锤，人被抛到空中时，心怦怦直跳，忍不住大叫起来。在一片喧闹声中，我清楚地听见父亲在下面喊：“小心点！抓好！”声音洪亮有力，就像我小时候听到的那样。

中午，我们在景区买了美心馒头和凉面。父亲吃得很香，连连称赞馒头有面香味。那天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如洗。我们父子坐在山顶的长椅上，不看那些游乐设施，专心地望着山下的长江。江上船只来往穿梭，公路上的汽车缓缓移动。我们断断续续聊着天，更多时候是安静地坐着。就这样一直坐到夕阳把江面染成金红色，坐到夜幕缓缓降临。

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他登山。第二年，还没等到重阳节，父亲就安详地离开了。

如今，重阳节又快到了。天应该还是那么蓝，风应该还是那么轻柔。山，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只是山路上，再也没有那个等我、催我、提醒我“小心点”的背影了。登高望远的习俗，对我来说，从此多了一份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