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六十,我越来越想老家。最近这些天,故乡的山水人情,特别是小时候冬天的那些往事,总往梦里钻,把梦塞得一点空隙都没有。
那时候的冬天,是从风开始的。那风,不像春天那样软,夏天那样闷,秋天那样凉。它是干冷干冷的,从山顶上猛冲下来,把田里、坡上赖着不走的最后几片叶子,刮得一点不剩。这一下,村子就光秃秃地露在天地间了。远远看去,黑褐的屋顶,灰黄的土墙,光溜溜的树枝,像极了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要是碰上下雨下雪,村里就更静了。大人们都窝在家里,男人围着炭火盆抽旱烟,女人凑在窗口做针线。整个世界,好像专门留给我们这群孩子似的。
我们从来不怕冷。也许,是玩得太疯了,早就忘了冷。家里窄小,大人又爱念叨,哪里关得住我们?我们像刚出笼的麻雀,扑啦啦全飞了出去。常去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铺着青石板的“高铺子”,村口光溜溜的大石坝,或者生产队空荡荡的打谷场。
我们玩的花样多得很,都是自己瞎琢磨的。现在想起来,那些游戏,都带着泥土味儿,透着手工做的笨拙和真诚。
女孩子们三五个凑在一起玩,要文静一些。有时抓石子,五颗磨得圆溜溜的小石头,在手里抛起接住,划出灵巧的弧线;有时跳马,一个人弯下腰,其他人排着队从她背上跳过去,衣角在风里飘起来,像一片片彩色的帆;有时也跳绳,绳子是从破箩筐上拆下来的,抽在地上啪啪响,人在绳影里钻来钻去,看得人眼花。毽子也是自己做的,从大公鸡尾巴上拔几根好看的毛,插进两枚磨光的铜钱眼里,就能踢出好多花样。
我们男孩子就野多了。“斗鸡”玩得最多,盘起一条腿,单脚互相撞,直到有人腿松开或者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家就哈哈笑起来。“挤油渣”是天冷时取暖的好办法,十几个孩子紧挨着墙根,拼命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又不服气,跑到两头重新往里钻,直到浑身冒汗,头顶冒白气。最刺激的是玩“老鹰抓小鸡”。扮母鸡的要最机灵、最有劲,张开胳膊死死护住身后那串大呼小叫的“小鸡”;“老鹰”则要够狡猾,假装往东、突然向西,不把队伍搅得人仰马翻绝不罢休。
我们的玩具,几乎全是自己做的。木陀螺用圆木削成圆锥体,顶端粘小钢珠,用苟树皮缠绕抽打旋转;纸手枪叠得方方正正,别在腰上可神气了;铁丝弯成的铁环,用带钩的木棍推着,在石板路上哗啦啦跑,声音能传老远。
要是下了雪,那就是我们的节日。打雪仗不用说,雪球砸在厚棉袄上,“噗”地开出一朵白花。更好玩的是捡石子砸池塘里的薄冰。冰面像毛玻璃镜子,石子落上去,“咚”的一声脆响,砸出个小窟窿,冰裂开像闪电一样向四周散开。那声音、那样子,带着一种搞破坏才有的、清亮的快活。
隔壁的三伯常坐在门槛上看我们疯跑,咧着嘴笑:“你们这些娃娃,玩得真野,我看这墙上,到处是你们的脚印!”这话不假。我们的快乐,是实实在在印在这片土地上的。
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生产队废弃的榨菜房里玩“挤油渣”。旧厂房又空又暗,一股陈年的酸咸味儿。我们就在两人深的大榨菜池边沿上,疯疯闹闹地挤着。突然一声惊叫传来,我回头一看,五弟竟从人缝里滑了下去,掉进了黑乎乎的菜池子里!笑声一下子停了,我们都吓傻了。幸好池底只有一点浅水,大人们赶来,手忙脚乱地把他捞上来。五弟浑身湿透,冷得直哆嗦,脸上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池水。
还有一回,在大石坝上打雪仗,我追着人跑,突然脚下一滑,狠狠崴了右脚,疼得钻心。后来被关在家里,隔着糊了旧报纸的窗户,听着外面伙伴们隐隐约约的吵闹声,那十几天,长得像一个世纪。
这些当时觉得倒霉透顶的事,现在混在我的回忆里,倒像一碗甜米酒里,偶然嚼到的一粒没化开的米渣,反而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那一代乡下孩子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宽阔朴实的天地里,这么野着闹着,自己找乐子,一天天长大的。那时候东西少,没有满屋的电动玩具,没有五花八门的屏幕。但我们拥有整个村子,拥有四季的风雨,拥有自己创造出来的、永远玩不完的游戏。我们的玩具来自泥土,我们的快乐,长在自然里。
如今,我的孙儿们,玩具能装好几大箱,冬天在暖气房里过。我当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日子总要往前过。只是,当我独自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望着外面灰蒙蒙、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冬天时,心里总会猛地响起一阵清脆的、哗啦啦的声音来。那是我童年的铁环,正滚过老家那条长长的、洒满阳光和脚印的石板路。那声音穿过几十年,到今天,还是热乎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