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抽空回了趟老家,待了三天。心里积攒了那么多年的想家滋味,这一次算是尝了个饱。和亲戚们挤在桌边,吃着滚烫的饭菜,听着他们七嘴八舌、闹哄哄的笑话,心里那块空落落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填得结实实。
临走那天早上,心里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我谁也没告诉,一个人悄悄绕到了老屋后面,想去看看那些印在脑子里的老地方。
脚下的路还是熟悉的,闭着眼睛也走不丢。观山坡还是那样懒洋洋地斜躺着,只是草长得比以前深了,有些野;灯安堡那棵黄葛树,好像缩了点,像个蜷着身子打盹的老人;石岭岗的石头,边边角角都被风雨磨圆了,没了以前的棱角,看着温和多了。栅子口那两棵老梧桐,反倒比记忆里更苍劲,枝干虬结着。猪市堡早就没了往日的热闹,空荡荡的土坝子上,就剩下风在那里打着旋儿。
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儿时的影子好像一个个都活了过来。好像一回头,就能看见我们那群光着脚的野孩子,在田埂上疯跑,在草垛里钻来钻去地躲猫猫。耳朵边上,好像又响起了那些都快忘干净了的童谣,调子早就跑了,可那声音,却一下一下,轻轻敲在心口上。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碾槽石坝边上。旁边那片柑橘林,在早晨的光里安安静静地站着,叶子是那种墨绿墨绿的颜色。目光漫无目的扫过林子,忽然就定住了——就在林子边上,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座小土坟。它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像是这片土地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叹息。三十多年了,我的四妹,就在这儿睡着。
坟边那几棵万年青,倒是很争气,长得郁郁葱葱,绿得发黑。坟头的茅草,枯了又长,长了又枯,像一顶厚厚的帽子,盖着底下那个早早做完的梦。心里正一阵阵发酸,忽然,柑橘树的枝叶轻轻一抖,一只小山雀跳进了我的视线。
它灵巧极了,在枝头跳来跳去,一会儿抖抖翅膀,甩下几颗亮晶晶的露珠;一会儿就清脆地叫上几声,那声音清亮亮的,一点也不像悲伤,倒像是满心的欢喜。它歪着小脑袋,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瞅着我,那眼神,竟像是认识我似的,好像在说:“你来了呀,早上好。”
我仔细看着它。一张小巧的红嘴,一身黑白相间的羽毛,素净得像用毛笔画出来的。最特别的还是那长长的尾巴,随着它一跳一跳,总是一翘一翘的,特别招人喜欢。看着它,我的心思一下子被拉得好远好远,拉回到了那些太阳明晃晃的夏天,和日头暖融融的冬天。我的四妹,从前不就是这么一只小山雀么?
她从小就爱唱歌,嗓子眼里像住了只不知疲倦的鸟儿。村里哪个石坝子、哪个晒场、哪个院坝里,没留下她脆生生的歌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春天在哪里》那股活泼劲儿,《采蘑菇的小姑娘》那份天真,连那时候大人们爱听的《军港之夜》,她也能有模有样地哼上大半段。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哥捡了好多天的油桐籽,卖到乡上的供销社,换了点钱,兴冲冲地买回来一把口琴和一管竹箫。他说,要正正经经给四妹办个“歌唱会”。那时候我们多傻啊,口琴和箫拿在手里,谁也吹不成调,就鼓着腮帮子,呜哩哇啦地乱吹一气,可我们自己觉得,这伴奏真是好听极了。
那是个有太阳的暖烘烘的下午,我们叫了七八个小伙伴,在院子里围坐成一个圈。大哥憋红了脸吹口琴,三娃子眯着眼装模作样地按着箫孔,我呢,就当那个报幕的,扯着嗓子喊:“下面,请听四妹唱歌!”四妹就站在圈子中间,一点也不知道怕,小脸仰着,眼睛亮得像刚洗过的星星,那清亮亮的歌声就从她嘴里淌出来,漫满了整个院子。那场我们自己办的“演唱会”,在我们心里,可是很成功、很了不起的了。从那以后,四妹就出了名,小伙伴们都管她叫“小百灵鸟”。
可老天爷,总有不测风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场谁也没料到的急病,像一阵最冷最硬的寒风,“呼”的一下,就把我们这只小百灵鸟的歌声给带走了。从那以后,院子里、石坝上,就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歌声了。
可是啊,这几十年像水一样流过去,她的样子,她的歌声,又哪一天真正离开过呢?它们一直在我眼前晃,一直在我耳边响,成了我心里头最软、最暖,也最不敢轻易去碰的一块地方。
我回过神来,柑橘树枝头的那只小山雀,还在轻快地跳着,清脆地叫着。我朝它轻轻挥了挥手,算是说了声再见。转过身,沿着来时的土路慢慢往回走。走着走着,嘴里不自觉地就哼了起来,是四妹小时候最爱唱的那首:“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歌声低低的,混在老家早晨安静的风里。像是说给这片土地听,又像是说给那只长眠的“百灵鸟”,和那段怎么也跑不回去的童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