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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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静静洒在客厅地板上。刚收拾完碗筷，家里安安静静的，女儿的声音显得分外清楚：“妈妈，果果这双鞋又顶脚了，实在穿不得了，我拿下楼去丢了吧。”她手里提着一双还挺新的运动鞋。
老伴儿一听，连忙从沙发上起身，几步走过去，把鞋子接过来，凑到眼前细看鞋帮、又捏捏鞋底：“慌啥子呢！看看你外公能不能穿，几百块的东西，这样就丢了多可惜。”
我正喝着茶，听见老伴这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地轻碰了一下。那股劲儿悠悠的，把我拽回到几十年前的冬天——那些灰扑扑的、总觉得捂不热的年头。那时候，“新”是一件奢侈的事。一件衣服，从父亲或母亲身上换下来，带着风霜的颜色和补丁，就落到大哥肩上；大哥穿到袖口短一截，再郑重地交给我；等我长得撑破了胳膊肘的补丁，它又裹到妹妹瘦小的身上；最后，往往还要留给更小的弟弟。哪管什么男孩样式、女孩花色？布料早已洗得发白，原先的补丁上又叠着新补丁，针脚粗粗拉拉的，像一道道无奈的疤。非得是破得再也挂不住身子，实在当不成一块遮羞挡风的布了，大人才会叹口气，让它真正“去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冷得出奇，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我穿着大哥穿不下的一件旧棉袄去上学。那是母亲从娘家带来的，红底子，撒着细细碎碎的白色梅花，分明是女孩子的样式。课间，几个同学围着我，指指点点，笑嘻嘻地喊“假姑娘”。那声音像冰锥子，扎得我耳根发烫，脸上却一阵阵发冷。我臊得不行，一头钻进学校那间四面透风的厕所，哆嗦着把棉袄脱下来，只穿着里面空荡荡的单衣，硬撑着上完后两节课。放学路上，寒风一吹，我像片枯叶子似的直打颤。
回到家，母亲一摸我的手，惊道：“手咋这么冰？袄子怎么不穿着呢？”我低着头支支吾吾。她话音还没落，我就控制不住咳起来，一声接一声，咳得满脸通红。那天晚上，我就烧得像块火炭。母亲背着我往卫生院赶，半路遇上那个嘴快的同学，才知道了原委。
回家后，她守在我床边，用凉毛巾一遍遍敷我的额头。屋子里就一盏昏黄的灯，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眼泪从她眼角无声地滑下来，一滴，又一滴，落在我手背上。“都怪我，太大意了……外面该给你套件旧褂子的，套上了，别人就看不出来了……”她嗓子哑哑的，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疲惫。我心里那点委屈，忽然就被这温热的眼泪冲散了，一股倔劲涌上来：“妈，没事！我明天还穿！假姑娘就假姑娘，我不怕！”
第二天，我真的又穿上那件花棉袄，梗着脖子走进教室。起初还有几声窃笑，但渐渐的，有人不笑了。因为我发现，前排那个总是缩着肩膀的男生，棉袄肘部补丁的布料，是浅紫色的，分明来自一件女衫；后排那个大个子，外套虽然宽大，但下摆收口的花纹，也柔和得不像男装。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
再后来，那些穿着哥哥姐姐旧衣旧袄的同学，好像忽然间都“敢”把它露出来了。没人再提什么“假姑娘”。那件花棉袄裹着我，我竟觉得它比之前暖和了许多。后来，我还穿着它，站在全校故事会的土台子上，声音响亮地讲故事；穿着它，在教室后的黑板报前写下歪歪扭扭的标题。袄子上那细细的白梅花，在我眼里，慢慢成了某种说不出的、带着暖意的印记。
“发什么呆呢？”老伴的声音把我从往事里拽了回来，“快来试试，看合不合脚！”
我接过大外孙果果那双还带着稚气的鞋子，慢慢穿上，在客厅里走了几步。鞋底软软的，像踩在云朵上，大小竟也刚刚好。
“合适合适！”老伴端详着，眉开眼笑，“你看，多精神，一点儿也不过时。”
小外孙阳阳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仰起小脸，声音清亮亮的：“外公，以后我穿不下的帅衣服、跑得快的鞋子，全都给你穿！”
一屋子人全笑了起来。笑声暖烘烘、厚实实的，飘出窗户，落进午后明净的阳光里。几十年前那个冬天，从厕所窗缝钻进来的冷风，好像在这一刻，被彻底地、永远地赶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