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春天,日子不知不觉慢了下来。窗外总罩着一层朦胧的嫩绿。那天早上,我像平时一样拉开客厅窗帘,“哗啦”一声推开窗。春风带着青草气息涌进来,扑在脸上。就在这时,眼角瞥见两团灰影子,箭一般从玉树叶间窜出去,落在对面屋檐上。我心里也跟着一动。
那盆玉树在窗边陶盆里住了快十年,枝干弯弯扭扭,厚叶子叠得密密层层,像座墨绿色的小山。我屏住呼吸凑近看——最稳的那根枝杈上,已经搁了些细草茎、枯叶梗,一个小小的碗形底子正在成型。两只鸟忙忙碌碌,又飞回来了,一只叼着干草,另一只竟然衔着一缕白绒毛,轻轻落进叶子深处。我压低声音喊老伴。她举着沾满面粉的手跑来,我俩一起从窗帘缝里悄悄往外看,像两个守着秘密的小孩。从那天起,早上再没有响起过“哗啦”的拉窗帘声。
鸟儿动作很快。不到一星期,小窝就搭好了,又结实又隐蔽,稳稳嵌在玉树的枝叶间。常看见一只鸟静静站在窗外护栏上,胸脯微微起伏,黑豆似的小眼睛机灵地转来转去;窝里便传来短短的咕咕声。老伴贴着我的耳朵,用气声说:“轻点,估计在孵蛋呢。”她那小心又欢喜的语气,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们一起等孩子出生时的心情。
果然被她猜着了。一个午后,我推开窗,两只鸟“扑棱棱”惊起,叫了几声飞走了。我心里怦怦跳,像是要发现什么天大的秘密,赶紧找来手电,小心照向那丛深绿。光落下去,只见草窝中间躺着五枚小小的蛋,蛋壳是淡淡的玉色,上面撒着些褐色的斑点。那一刻心里的激动,竟和当年第一次接过新生儿时一模一样。
之后的日子,屋里屋外都安静了许多。大鸟变得沉默又忙碌,我们走路说话也不自觉放轻了。直到一天傍晚,我刚进门就被老伴拉住。她眼睛发亮,把手指竖在唇边:“听!”我仔细听,从那阵熟悉的叶子窸窣声里,分辨出几声细细弱弱、却又清清脆脆的“唧唧”声,嫩得像能掐出水来。我们对望着笑起来,那种欢喜从心底漫上来,仿佛家里凭空添了好几口人。
白天看着两只大鸟不知疲倦地叼回扭动的小虫,我们心疼它们辛苦。老伴特意托人从镇上买回一小袋面包虫,养在白瓷盘里。每天早晚,那盘活虫就被我们小心放在窗台离鸟窝一尺远的地方。这小小的“粮仓”,好像真让大鸟省了不少力气。夜深人静时,我总爱轻轻走近那扇窗。玉树的影子底下热闹得很,细碎的叫声此起彼伏,中间夹着大鸟几声低沉的咕噜。那是一家人低声说话呢,说着我们听不懂、却完全能感受到的热乎乎的家常话。
七月初,我们去南天湖避暑,离开了两个半月。回来那天傍晚,行李还搁在门边,我俩却不约而同先朝那扇窗走去。夕阳余晖懒懒地铺在护栏上,两只大鸟依偎在那儿,羽毛被染成暖暖的橙红色,脑袋一点一点打着盹。那个曾经热闹的鸟窝,此刻安安静静,只剩下一个圆圆的空轮廓。我心里先是一空,接着又释然了。老伴在身旁轻轻叹了口气:“到底都长大了……翅膀硬了,就该飞出去的。鸟啊,人啊,不都一样么?”
日子回到了从前的节奏,窗台重新静了下来。玉树依旧静静地绿着,那个空巢渐渐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像一枚安安静静的勋章。我们偶尔提起,语气里是送走儿女远行后,那种淡淡的、又有点回甘的怅惘。
变化是在一个秋日午后突然来的。那天阳光好得不像话,清透得像蜜,洒满整个客厅。我正靠在窗边沙发上看书,眼皮被晒得发沉。忽然,一阵再熟悉不过的、叽叽喳喳的欢快声音,毫无预兆地涌进耳朵里。那么真切,那么热闹,让我恍惚觉得时间倒流了。
我抬起头一看,只见窗外的铁护栏上,高高低低站满了一排鸟儿。有的已经羽翼丰满像个青年,有的还带着稚嫩的毛色。它们挤挤挨挨,互相用嘴梳着羽毛,小脑袋灵活地转来转去,啁啁啾啾的声音此起彼伏,像在急着讲分别后遇到的各种事情。我喉咙一哽,一时说不出话,只朝厨房方向用力招手。
老伴提着扫帚跑来,只看一眼就捂住了嘴。她急切地数着那些小小的身影,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忽然转过头来,眼里竟闪起了泪光,那泪光里盛满了不敢相信的欢喜:“一、二、三……七只!是七只!”她声音压得低低的,却抖得厉害,“是小鸟们……回来看它们的爹娘了!”
我望向窗外。那两只熟悉的大鸟,此刻正站在孩子们中间,没有叫,只是微微蓬松着羽毛静静站着,小脑袋不时偏一偏,好像在认真听着每一句吵闹却珍贵的诉说。秋阳给它们一家子淡淡地勾了层金边。
“嗯,”我握住老伴的手,她的手心有些潮热。我们对望一眼,知道彼此想着同样的话。“那咱们……别打扰它们。”
我们退后几步,如同完成一个简单的仪式。我轻轻合上窗,老伴缓缓拉拢窗帘。那面窗帘,曾为我们窥见过无数温暖的时光。
客厅暗了下来,一片柔和而私密的安静。而在那层薄薄的窗帘外面,阳光正明亮地照着。我们知道,那里正上演着一场久别重逢的、最圆满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