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鼎罐

周末下午，带着女儿和侄儿两家人，一起去璧山的农家乐玩。刚下车，就闻到一股炭火味，混着草和树叶的气息。院子的石头火盆上，架着一只铁鼎罐，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因为是提前预约好的，孩子们早就跑进了屋里。围着一桌的烤肉串、鸡翅和玉米，他们眼睛发亮，筷子动个不停。我从窗户看进去，只觉得那样的快乐是属于他们的。倒是那只铁鼎罐吸引着我，不由得走到火盆边，在矮凳上坐下。望着跳动的火苗，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五十多年前。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的土灶前，也挂着一只铁鼎罐。母亲总是起得很早，把红薯、芋头或土豆切成块垫在罐底，上面铺一层玉米粒，有时候也放些大米，然后加水、生火。等鼎罐里的水烧开后，热气直冒，她就撤掉明火，用炭火慢慢煨着。接着扛起锄头，出门去生产队干活。临走前总嘱咐我们：“鼎罐里有吃的，自己盛，小心烫。”

那鼎罐就像等着我们放学的母亲，一揭开盖，热气扑到脸上。下面是煨得烂熟的红薯或芋头，上面是浸着薯香的饭。没什么油水，可吃下去浑身暖烘烘的。我们兄妹几个围在罐边，你一勺我一筷，吃得干干净净。罐底那层焦香的锅巴，总是大家抢着要的宝贝。

后来，我们一个个离开家，到外面读书、工作。可每次回去，母亲还守着那口鼎罐。过年过节，桌上菜再多，灶边的鼎罐也总在那儿。有时炖排骨萝卜，有时就烧一罐开水。母亲说，烧惯了，听着咕嘟声，闻着铁被火烤的味道，才觉得家里暖和、踏实。

再后来，母亲走了。老屋翻修了好几回，旧物件差不多都没了。我曾专门回去找过那只鼎罐，弟弟告诉我：“早不知去哪儿了，谁还留着那么笨重的东西。”

“噼啪”一声，炭火爆出一点火星，打断了我的发呆。农家乐老板笑呵呵地走过来，用火钳拨了拨罐底的炭，问：“老师，排骨炖软了，给您盛一碗不？”我轻轻摇了摇头，没有起身，只把手往火盆边凑了凑。

有些旧东西，笨重、沉默，被烟火熏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却是一个家的根。它装过饿肚子时的红薯，也装过好年景的油汤；烧过热水，暖过母亲劳累一天的脚。它把那些年的风声雨声、柴火噼啪、母亲的叹息和我们的笑声，都熬进了自己的铁骨里。

女儿举着一串烤得焦黄的鸡翅跑出来，递到我嘴边：“爸，尝尝，特别香！”

我咬了一口，点头说好吃，眼睛却还是看着那只安静的鼎罐。这时，它的咕嘟声，像一声沉沉的叹息，又像母亲在岁月那头，轻轻哼着一支没有词的歌。

天色渐渐暗下来，炭火的红光，柔柔地照亮了罐身上那一小块斑驳的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