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里的传承

时间过得真快， 年味又一天天浓了起来。喝过腊八粥，转眼就快到年根了。家里，老伴早已把年货备齐了——花生、瓜子、苹果、糖，鸡鸭鱼肉样样不缺，每一样都透着暖。只有那卷红纸，还静静地搁在电视柜上，像在轻轻提醒我：该写对联了。

吃过早饭，收拾好桌子，饭桌便成了我的书案。铺上毛毡，用镇纸压住红纸一角，砚台里的墨汁又黑又亮。老伴站在一旁，小心地帮我铺纸、拉纸。忽然，她俯在我耳边轻声说：“老家昨天来电话，还特地嘱咐，让我叫你多写几副。”我蘸饱了墨，点点头：“要得，红纸有的是。”说完，心里默默想着：这么多年了，老家的门楣上，何曾少过我写的那一抹红呢？

笔还没落，回忆就先涌了上来。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踮着脚的孩子，站在堂屋那张旧木桌旁边，看父亲写对联。只见父亲挽起袖子，神色是平时少有的认真。他把红纸慢慢铺开，拿木尺比着，用指甲一划，就裁出一条条匀整的对联纸。那时候不光大门、房门、厨房要贴，连猪圈、牛圈、鸡窝也得贴上一小块红纸。父亲会专门写上“六畜兴旺”或“鸡鸭成群”，字不算多好看，可一笔一画都端端正正。母亲熬的糨糊，用旧刷子一层层刷在门框上，我们小孩抢着去贴，手冻得通红，心里却热乎乎的。

特别是贴那个“福”字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父亲用饱满的行书写好这个字以后，在贴之前，他总要再三叮嘱我们：“你们记倒起哈，‘福’字得倒着贴，福气才能‘到’家哟。”我们几兄妹起先只觉得好玩，后来才慢慢明白，那一点小心翼翼的颠倒，是寻常人家最实在的盼望——盼着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福气，能顺着这倒过来的笔画，悄悄流进自家门里。

父亲写的对联，句子多是从一本没封皮的黄历和旧报纸上看来的。他读得仔细，有时自己也改上几个字。内容无非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或是“爆竹声声辞旧岁，梅花点点报新春”。一字一句，写给自家，也写给陆续来求字的邻居。那时日子虽不宽裕，红纸和墨汁却从不吝啬。他低头写字的样子，成了我童年关于“年”最清楚的画面。

笔锋终于落下，墨在红纸上润开，还是那种熟悉的、浓浓的黑。我写的对联，有些仍是父亲用过的老话，有些是自己平时想的新词。时光好像在这一笔一画里轻轻转了个弯——当年仰头看父亲写字的孩子，如今自己也坐在了桌前；当年父亲笔下的祝愿，现在又从我的手腕间流了出来。

老伴在旁边看着，轻声说：“你写的毛笔字，越来越有爸爸当年的样子了。”

我手微微一颤，没应声，心里却像被温温的酒熨过一道。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可这门上的红、灶边的暖，却从来没断过。我们依旧自己琢磨、自己写，好像这不只是为了装点过年，更成了一条细细长长、看不见的线。线的这头，是我铺开的红纸和流淌的墨；线的那头，是父亲当年低头磨墨时温和的眉眼，是那一句“福到了”的轻轻叮嘱。

写完最后一笔，我把对联一幅幅摊在客厅地上晾干。满屋都是热热闹闹的红，映得屋里暖烘烘的。这红，是岁月的印子，是温情的延续，也是平常人家用最朴实的方式，写给时光、写给先人、也写给自己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