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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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故乡该装在陶罐里。不是那种窑里烧出的亮瓷罐，是陕西山阳大山里随处可见的粗陶——罐口爬着几道指甲盖深的裂纹，那是当年父亲用扁担挑着它走山路，磕在鹰嘴崖的石头上崩出的印子。罐身糊着层经年的灰，却洗不褪灶火熏的褐、雨水浸的潮，连罐底都沾着半粒干硬的红薯渣——许是那年晒红薯干时，母亲顺手把罐放在竹席旁，渣子就跟着风落进去了。可只要在某个起雾的清晨掀开罐盖，就总有八九十年代的光漫出来：是晨露凝在草叶上的碎光，是灶火跳在土墙上的暖光，是三佛安庙檐漏下来的金粉似的光。那光里开着花，一朵是母亲纳鞋底时灯芯爆的火星，一朵是李爷烤红薯冒的白气，一朵是戏台旦角水红衫子旋出的影，三十多年了，还在记忆里鲜鲜活活地开，连花瓣上的绒毛都看得清，风一吹，仿佛能听见簌簌的响。
我总在天刚亮透时想起它。不是现在写字楼里空调吹得发僵的清晨，是张家庄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时，山尖还浸在墨蓝里，像谁把砚台扣在了远处的山脊上——那山叫“马鞍山”，小叔说从南头看像马鞍，从北头看像卧牛，我小时候总趴在老槐树杈上望，望得脖子酸，也没看出卧牛的模样。三佛安的庙檐却先漫出点淡金——那是太阳还没爬上山，先把光从山坳里挤了过来，顺着灰瓦的缝隙淌，像谁蘸着朝霞，在瓦当的兽头上轻轻扫了一笔。兽头是青石雕的，年头久了，鼻子都磨圆了，可光一照，眼角的纹路忽然就清晰了，像在偷偷笑。
那时候我总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小叔。他去后山割牛草，我想跟着去看草叶上的光。老槐树得两个壮汉手拉手才抱得过来，树干上有个树洞，是村里孩子藏弹弓、装野枣的“秘密仓库”——我曾在里面藏过一只受伤的麻雀，铺了层软草，第二天去看，麻雀却不见了，只留几根绒毛，小叔说“是飞回窝里了”，我却疑心是被树洞吞了。枝桠斜斜地插向天空，枝缝里漏下的不是光，是碎银，一片一片落在青石板路上。石板被踩了几辈子，凹下去的地方积着夜露，碎银落在露水里，就漾开一圈圈亮纹，像撒了把会动的星子。我光着脚踩上去，鞋底子早被露水浸软——母亲总说“穿鞋！”，可我就爱光脚，凉丝丝的舒服，磨得石板“咯吱咯吱”响，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棱掠过庙墙。
麻雀翅膀扫过庙檐的铃铛，那铃铛是铜的，锈得发绿，却被光一照，忽然就亮了，把那点淡金抖成了金粉，撒在供桌前的香炉上。香炉是青石凿的，边缘被香火熏得发黑，却总沾着亮晶晶的霜。早年间庙里还住过个老和尚，村里人都叫他“云师父”，听说他来的时候背着个布褡裢，褡裢里装着本磨破了皮的经卷，经卷里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只记得他第一次走进村子时，裤脚沾着泥，手里攥着串佛珠，见了谁都合掌笑。后来云师父走了，走的那天也是个清晨，光落在他的布褡裢上，像落了层雪，他没跟谁道别，只在三佛安的神像前磕了三个头，起身时袍角扫过香炉，带起几粒香灰，顺着光飘远了。庙就空了，只留个泥胎神像，笑眯眯地坐在阴影里。
神像的脸是早年画匠描的，红袍褪色成了淡粉，可清晨的光偏要逗它，顺着庙门的缝隙溜进去，先照在神像的袍角上——袍角绣着缠枝莲，线都磨秃了，光落在上面，青灰色的布纹里忽然就浮起细闪，像绣了满地星子；再往上爬，照到神像的脸，皱纹里积着的尘埃都成了琥珀，连嘴角的笑都暖烘烘的，像是刚被谁用体温焐过。我总疑心那光是活的，趁人不注意，就从神像的耳垂上滑下来，顺着供桌腿爬到地上，蜷成一团，等哪个孩子跑进来，就粘在他的裤脚上，跟着跑遍整个村子。
有次我跟二柱在庙里藏猫猫，他钻到供桌底下，出来时裤脚沾了片光——那光薄得像蝉翼，淡金色，我伸手去抓，指尖刚碰到，它就飘起来，落在供桌的香插上。香插是陶的，插着几根没燃完的香，光落在香灰上，灰就成了银灰色，轻轻一吹，竟像蒲公英似的飘。两人在院子里疯跑，光就从他裤脚飘到我袖口，又从袖口飞到庙前的野菊上——野菊刚开，黄灿灿的，光一沾，花瓣就颤一下，仿佛下一秒就要裂开，把香喷出来。二柱娘站在村口喊我们回家吃饭，声音穿过光，都变得软乎乎的，像浸了蜜——她总爱用槐花蜜拌凉菜，喊人的时候，嗓子里都带着点甜。
那时候村子里的光，总跟着人走。春末夏初时，光最软，软得像母亲织的粗布——母亲织的布是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的线，白里透着点黄，摸上去糙，却暖。田埂上的麦子刚抽穗，青绿色的穗子举着细小的芒，芒尖沾着晨露，光落在上面，就成了绿里透黄的雾。雾里藏着瓢虫，红底黑点，趴在麦穗上不动，光一照，甲壳亮得像涂了油，我用手指碰它，它就缩成个球，滚进麦秆缝里，光跟着钻进去，把麦秆的节都照得透亮。
母亲挎着竹篮去薅草，篮子沿儿挂着我的小布褂——那褂子是前年做的，今年短了截，袖口磨出了毛边，母亲用青布补了块补丁，补丁上还绣了朵歪歪扭扭的小花。她总说“绣得不好看”，可我觉得比供销社卖的花布还好看。光就顺着布褂的布纹爬，把补丁都照得发亮，连线头都看得清——线头是母亲用牙咬断的，带着点口水的湿，光落在上面，竟有点黏。她弯腰薅草时，后颈的头发被汗浸得贴在皮肤上，发梢沾着片碎麦芒，光落在那片汗湿的地方，像撒了把碎盐，她直起身揉腰，盐粒就跟着晃，晃到田埂边的野蔷薇上。
蔷薇刚打了花苞，青红色的，尖上泛着点白，光一沾，花苞就颤，颤得叶尖的露水都掉了，滴在我手背上，凉丝丝的。我常蹲在田埂边看蚂蚁。蚂蚁搬着比身子大的麦粒，在光里走，影子被拉得老长，像拖着根细线。有只蚂蚁搬不动，停在原地晃触角，不一会儿来了两只蚂蚁帮忙，三只蚂蚁并排走，影子就成了三根线，缠在一起。有时候光忽然变稠，是云飘过来了，云影落在田里，麦子就跟着晃，母亲说那是麦子在“打盹”——她总爱给庄稼拟人，说玉米是“愣小子”，说豆角是“小姑娘”，说麦子打盹时，蚯蚓就在土里唱歌。
等云飘走，光“唰”地亮起来，田埂上的蒲公英忽然就醒了，绒球在光里轻轻转，像谁撒了一把小伞。风一吹，伞就飘起来，有的飘进三佛安的庙门，落在神像的脚边——神像脚边有个小泥坑，是我和二柱用树枝挖的，想看看底下有没有虫子，蒲公英落在坑里，绒毛沾了泥，就不飘了；有的粘在我汗津津的额头上，凉丝丝的，像朵会动的小雪花。我仰着头追，蒲公英却越飘越高，飘过老槐树的顶，飘过庙檐的铃铛，最后混在天上的云里，分不清哪是云，哪是蒲公英了。
这时候村里的女人们爱坐在老槐树下做针线。张婶子纳鞋底，李嫂子绣枕套，母亲也把针线笸箩端出来，笸箩里放着顶没织完的蓝布帽——是给父亲织的，他总说戴草帽磨头皮，晒得头晕。光落在笸箩上，把线头都照得发亮：红的、绿的、白的，缠在竹制的线轴上，像串了串小珠子。张婶子的针在头发里抿一下，又扎进鞋底，“嗤”地一声，线就穿过了布，她说：“你母亲织的帽檐得再宽点，不然晒得眼疼——去年我家那口子就是，晒得眼眶子红，疼了好几天。”母亲笑着应：“宽了沉，他上山扛木头，戴着晃得慌。”
光落在她们的手上，母亲的手有几道裂口，是冬天冻的，贴了片胶布——胶布是从供销社买的，黄颜色，有点黏，她总说“不如以前的好使”，以前的胶布是黑色的，更黏。可指尖捏着针时，灵活得像蝴蝶，线在布上走，歪歪扭扭却匀净。李嫂子绣的是“鸳鸯戏水”，针脚密得很，她说要给下个月出嫁的侄女做嫁妆，光落在绣品上，鸳鸯的羽毛都透着亮，像真的要游起来。我蹲在旁边看，母亲就从笸箩里摸出块碎布，教我缝扣子，我缝得歪歪扭扭，针还扎了手，母亲用嘴吸了吸我的指尖，说“不疼不疼”，光落在她的睫毛上，像落了层金粉。
夏天的光最野，敢追着人跑。日头刚过晌午，山坳里的光就成了滚热的金子，砸在石板路上能烫得人跳脚——我试过，光着脚踩上去，“嗷”地一声跳起来，脚底板红了一片，母亲用井水给我敷，井水是从村东头的老井挑来的，凉得像冰，她一边敷一边骂我“憨娃，石板晒了一上午，能不烫？”，眼里却笑着，用围裙擦了擦我额头的汗。这时候村里人都躲在屋里，土坯墙厚，一尺多宽，墙缝里塞着麦秸，麦秸是去年收的，带着点麦香，屋里总比外头凉快些。
我家的老屋坐西朝东，三间房，中间是堂屋，南北是厢房。堂屋的八仙桌是祖上传下来的，桌面裂了道缝，父亲用腻子补过，腻子是用漆树油和石膏调的，干了硬邦邦，光落在桌上，把裂缝照得清清楚楚，像条细河。桌角放着个老座钟，钟摆“滴答滴答”晃，钟面上的玻璃蒙子裂了道缝，是我小时候爬桌子够糖罐时碰的，父亲没舍得换，光落在钟面上，把罗马数字都照得发亮，母亲说：“钟走一圈，日头就西斜了——等钟敲三下，就去喊你父亲回来吃饭。”
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煤油灯放在脚边——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连大队部也只有一盏汽灯，要等开大会时才舍得点亮，平时谁家都紧着用煤油灯，连灯芯都得挑得细细的省油。白天屋里暗，也得点灯，灯芯是棉花搓的，粗粗的一根，火苗怯生生地跳，把母亲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也跟着动，针在布上扎一下，影子的手就顿一下，像在跟墙上的亮斑打招呼。鞋底是千层底，母亲纳得密，针脚匀，她说：“针脚稀了不结实，你父亲上山走石子路，得经磨——去年他穿的那双，底磨透了，脚都磨出了泡。”
“别老盯着灯看，伤眼。”母亲头也不抬，针在头发里抿一下——头发上有头油，能让针滑些，又扎进鞋底。我趴在炕桌上画画，用的是灶膛里的炭条，炭条是选的硬木炭，不容易断，纸上画三佛安的庙，画檐角的铃铛，画光从铃铛上滑下来的样子。炭条在纸上划，沙沙响，跟窗外的蝉鸣混在一起。蝉总躲在老槐树的叶子里叫，声嘶力竭的，好像要把夏天的热都喊出来——有次我跟二柱爬到树上去掏蝉蛹，刚摸到个硬壳，就被蝉尿淋了一脸，黏糊糊的，回家母亲笑了半天，用皂角给我洗了三遍。
光落在叶子上，把叶脉照得清清楚楚，像谁用绿线绣的网，蝉就在网里跳，叫声撞在光上，碎成一串小珠子，滚进窗缝，落在母亲的鞋面上。母亲的鞋面是蓝布的，上面绣着朵小梅花，是她自己绣的，针脚浅，快磨平了，光落在上面，梅花像刚淋过雨，润润的。
偶尔有卖冰棍的挑着担子翻山过来，铃铛“叮铃叮铃”响，那是夏天最甜的光。卖冰棍的是个河南老汉，皮肤黝黑，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褂子上有个补丁，是用红布补的，格外显眼。担子两头各挂个木箱，箱上写着“冰糕”两个红漆字，早掉得模糊了，箱里裹着棉被——棉被是花布的，补丁摞补丁，老汉说“这样才保凉”。掀开棉被时，白气“呼”地冒出来，裹着点甜香，像刚蒸好的糖包，我总疑心那白气是甜的，凑过去闻，果然有股橘子味。
光落在白气上，就成了淡蓝的雾，雾里浮着粉的、黄的冰棍——粉的是橘子味，黄的是香蕉味，用玻璃纸包着，玻璃纸薄得像蝉翼，光一照，能看见里面的冰碴子，像浮着几朵糖做的花。我攥着母亲给的两毛钱跑出去，鞋底子沾了泥也不管，泥在光里泛着黑，蹭在裤腿上，母亲见了又要骂“脏娃”，可骂完还是会用温水给我洗。
老汉掀开木箱时，我总盯着那白气看——光在白气里穿来穿去，把白气染成了彩虹色，红的、橙的、紫的，一闪一闪的，像庙里挂的幡旗。等冰棍拿到手里，冰碴子沾在嘴唇上，凉得人缩脖子，再看那光，竟也跟着凉了，落在胳膊上，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水。有次我把冰棍举到母亲嘴边，她舔了一下，说“凉”，却又笑了，眼角的纹里落了点光，像藏了颗小太阳——那天她刚给父亲织完帽檐，手指有点酸，我帮她揉手，她的手糙，却暖，揉着揉着，冰棍就化了，糖水滴在她手背上，光一照，亮晶晶的像露珠。
傍晚天凉了，村里人都搬出来乘凉。父亲把竹床搬到院子里，竹床是他自己编的，竹条削得光溜，不扎人，母亲铺张粗布单——粗布单是用染过的蓝布做的，洗得发白，上面有我小时候画的墨点，洗不掉。我就躺在上面看星星，竹床的缝里卡着片干竹叶，是春天落在上面的，光落在上面，黄澄澄的。远处的老槐树下，男人们凑着抽烟袋，烟袋锅的火点在暮色里亮一下，灭一下，像萤火虫——王伯的烟袋杆是铜的，光一照，亮闪闪的，他总说“这杆烟袋比你父亲岁数都大”。
女人们说家常，说谁家的猪下了崽，下了八个，个个壮实；说谁家的姑娘订了亲，男方是山外的教师，体面。声音软软的，混着蛙鸣飘过来——村西头的池塘里，青蛙叫得欢，父亲说“青蛙叫，雨就到”，可那年夏天少雨，青蛙叫了好多天，也没下几滴。母亲用蒲扇给我扇风，扇面上画着朵牡丹，是她年轻时绣的，线都磨松了，光落在扇面上，牡丹像活了，花瓣轻轻动。她说：“你看那星星，亮得跟三佛安的香火似的——你奶奶说，人去世了，就变成星星，照着家里。”我抬头看，星星真多，密得挤在一起，光落在我脸上，暖烘烘的，没多久就睡着了，梦里还攥着半根没吃完的冰棍，甜得流口水。
最热闹的光在庙会。三佛安的庙会是农历三月初三，说是“三佛诞”，前几天村里就开始忙。男人扛着梯子去修庙檐，梯子是槐木做的，沉得很，两个人抬着走，光落在梯子上，把木纹照得清清楚楚，像刻了些细字——我总疑心木头里藏着故事，不然怎么每道纹都不一样。有次二柱他爹爬梯子修瓦，脚下一滑，差点摔下来，亏得旁边有人扶着，他下来时脸都白了，母亲说“还是得慢着点，光急没用”。
女人坐在碾盘上缝幡旗，红的、绿的布在光里飘，像一片会动的花田——碾盘是老的，磨了几十年粮食，中间凹下去个坑，缝幡旗时就把布铺在上面，针脚顺着碾盘的纹路走，倒也齐整。张婶子缝的是红幡，上面要绣“风调雨顺”，她眼神不好，得凑很近才看得清，光落在她的老花镜上，镜片反光，照得布上一片亮。李嫂子缝绿幡，绣的是缠枝纹，她说“绿幡得配红花才好看”，就找了块碎红布，绣在幡角上，光一照，果然鲜亮。
到了正日子，山外的人都踩着山路往村里赶。有背着竹篓来的，篓里装着自家种的青菜、腌的咸菜，要跟村里人换些杂粮；有牵着孩子来的，孩子手里攥着用麻线串的野山楂，红通通的，光落在上面，像串了串小灯笼；还有耍猴的、卖糖人的，挑着担子在人群里挤，担子上的铜铃“叮铃”响，混着人声，把整个村子都填得满满当当。耍猴人的担子上绑着只小猴子，猴子穿着红褂子，戴顶小帽子，光落在它脸上，它眨着眼睛看人群，爪子还时不时挠挠耳朵，惹得孩子们围着笑。
石板路上挤满了人，光也挤，从人缝里钻过去，落在谁的蓝布衫上，又跳到谁的红头绳上，把整个村子都染得暖洋洋的。有个老太太裹着小脚，拄着拐杖，走得慢，后面的人就跟着慢，没人催——那年头赶庙会，图的就是热闹，急什么？老太太的拐杖头是铜的，光一照，亮闪闪的，她每走一步，拐杖就“笃”地响一声，像在打拍子，光也跟着那节奏，在她的衣角上晃。
庙门口搭了戏台，戏台是临时搭的，用木头架着，铺块粗布当台布——粗布是借了王伯家的，他家办喜事时用的，红底带花，光落在上面，花像活了。唱秦腔的戏班子是翻过山来的，男演员在后台吊嗓子，“咿——呀——”，声音撞在庙墙上，又弹回来，光跟着颤，颤得戏台前的空地上，卖油糕的油锅“滋滋”响。油糕是黄米做的，捏成小团，裹点红糖，放进热油里炸，油星子溅起来，在光里亮一下，又灭了，像撒了把碎火星。
我总蹲在油锅旁看，掌柜的是个胖老头，肚子圆圆的，用长筷子翻油糕，筷子上沾着油，光一照，亮闪闪的。他见我看，就笑着递来块刚炸好的，烫得我直换手，咬一口，甜得烫舌头，糖汁流在手上，光一照，黏糊糊的像蜜。我舍不得擦，想带回家给母亲看，结果走到戏台前，糖汁就干了，手上留下道黏印，光一照，亮晶晶的。
戏台前的人越挤越多，我钻到最前面，趴在台沿上看。旦角在后台描眉，用细笔蘸着红粉，在眼角画个弯，光落在她脸上，粉白的脸忽然就有了气色。她穿件水红的衫子，领口绣着白梅，梅花的针脚细得很，光一照，能看见丝线的反光。梳头时用桂花油抹了，油是瓶装的，玻璃瓶盖亮闪闪的，光落在她头发上，黑得像缎子，梳成圆髻，插根银簪，银簪上镶着颗小珠子，晃一下就亮一下。
忽然锣鼓声变急，“咚咚锵，咚咚锵”，她快步走上台，水袖一甩，像两只红蝴蝶飞起来。唱到动情处，她抬手抹泪，其实没泪，可光落在她眼角，竟像有泪光，台下的老太太们就跟着抹眼睛，说“这姑娘唱得真惨——跟那年我家闺女出嫁似的，舍不得”。有次唱《三娘教子》，旦角指着“儿子”骂，声音又尖又亮，光都跟着抖，我旁边的二柱吓了一跳，攥着我的手说“她好凶”，我却觉得她骂得真好听，光落在她的水袖上，红得像团火。
戏散了的时候，天已擦黑，庙里的香火却更旺了。村民们举着香往神像前挤，香是自家做的，用艾草和柏叶混着，点燃了有股清苦的香——母亲说“这香提神，闻着心里静”。香头的火点在暮色里晃，连成一片橘红的海，光落在每个人的脸上，皱纹里都透着虔诚。有老人摸着我的头说：“给神像磕个头，保你长壮实——磕三个，心要诚。”我趴在蒲团上磕头，额头沾了点香灰，抬起头时，看见神像的眼睛亮了一下——原是香头的火晃过，可我总觉得，是它笑了，把光藏在眼角，像藏了颗星星。
回家时，母亲手里攥着串红绸子做的小老虎，是庙门口买的，老虎的尾巴是穗子，晃来晃去，她说“给你辟邪”。红绸子在光里亮，小老虎的眼睛是黑纽扣缝的，光落在上面，像真的在眨。路过老槐树，看见云师父当年住过的小屋亮着灯——是村里的五保户李爷在里面，他捡了些香灰，说能治烫伤，正用布包着，准备给谁家的娃送去。灯影落在墙上，李爷的影子弯着腰，像在跟谁说话，光从窗缝漏出来，落在地上，像铺了层银霜，霜上还印着他的鞋印，歪歪扭扭的。
秋天的光最沉，像浸了蜜。玉米熟了的时候，坡上的玉米地成了金浪，光落在玉米棒上，把玉米粒照得透亮，像串在秸秆上的珍珠。玉米须是红的，干了也不枯，光一照，像染了胭脂——我总爱拔玉米须玩，攒一把，编成小辫，母亲说“别拔，玉米会疼”，我就不敢拔了，只敢轻轻摸。父亲和母亲在地里掰玉米，父亲掰得快，左手攥着秸秆，右手一拧，“咔嚓”一声，玉米棒就下来了，扔进背后的竹筐里，竹筐晃一下，光也跟着跳——竹筐是父亲编的，缝隙大，能看见里面的玉米棒，黄澄澄的。
母亲掰得慢些，总怕掰断了秸秆——秸秆能当柴烧，她舍不得。有次她看见根秸秆断了，蹲下来捡，说“这能烧两顿饭”，光落在她的手上，手上沾着玉米浆，黏糊糊的，她用衣角擦了擦，衣角就黄了一块。我跟在后面捡掉在地上的，玉米叶划得胳膊疼，划出红印子，可光落在背上，暖烘烘的，疼也忘了。有次捡着个小玉米棒，只有巴掌大，颗粒却饱满，像个小娃娃，我攥着跑去找母亲，母亲笑着说“留着给你当玩意儿”，后来真把它串在绳上，挂在我的床头，光落在上面，黄澄澄的，像个小灯笼，夜里醒来，看见它还亮着，就不害怕了。
傍晚把玉米拉回家，用牛车——牛车是老黄牛拉的，牛背上搭着块蓝布，是母亲缝的，怕牛磨破皮。光落在牛毛上，黄得发亮，牛走得慢，“哞哞”叫两声，像在说“累了”。玉米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光斜斜地照过来，把玉米山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里有父亲的笑声——他正跟邻居王伯比谁掰的玉米大，两个玉米棒撞在一起，“咚”的一声，光也跟着跳，落在母亲的发簪上。发簪是铜的，磨得发亮，把光反射到玉米堆上，玉米粒就更亮了，像撒了一地碎金子。王伯家的狗蹲在旁边看，尾巴摇来摇去，光落在狗毛上，白花花的像团棉花，它时不时伸出舌头舔嘴，大概是闻着玉米的香了。
收完玉米就得晒红薯干。母亲前一天把红薯洗干净，放在大铁锅里煮——铁锅是祖上传的，锅底厚，煮东西慢，母亲说“慢煮才甜”。煮到用筷子能戳透，捞出来晾半凉，再切成片——切的时候得薄厚匀，不然有的晒不干，有的晒焦了。母亲切得慢，刀在红薯上“沙沙”响，光落在红薯上，刚煮好的红薯冒着热气，光一照，像裹了层雾。
竹席铺在屋顶，母亲踩着梯子上去铺，梯子是木的，有几级松动了，父亲用钉子钉过，光落在钉子上，亮闪闪的。我在下头递红薯片，光落在她的裤脚上，沾着点红薯泥，也亮闪闪的。光一天到晚照着红薯片，从早到晚。早上的光软，红薯片还硬邦邦的，光落在上面，像敷了层薄霜；中午的光烈，红薯片慢慢变软，边缘卷起来，颜色从浅黄变成深褐，甜香顺着风飘，能飘到三佛安的庙门口——有次李爷路过我家门口，仰着头闻，说“你家红薯干肯定甜，香得很”，母亲就笑着应“晒好了给你送些”。
我总爬上屋顶看，光晒得头皮发烫，可手指戳一下红薯干，软乎乎的，沾着点黏糖，放在嘴里嚼，甜得眯眼睛。有次睡着了，滚到红薯干堆里，母亲上来找，看见我嘴角沾着糖，又气又笑，拧着我耳朵说“憨娃，不怕被鸟叼走——前几天王伯家晒的，就被麻雀啄了好几个洞”。我揉着耳朵笑，母亲也笑，光落在她的笑纹里，像盛了蜜。
远处的山尖被夕阳染成了橘红，三佛安的庙檐像镶了道金边，庙里的香炉飘着细烟，烟在光里慢慢散，像谁在天上写字，写着写着，字就淡了，天就黑了。父亲在院子里编竹筐，竹条在光里泛着青，他的手指粗，却灵活，竹条绕来绕去，就成了筐的形状。他时不时抬头看母亲，母亲正站在梯子上收红薯干，动作慢，怕掉下去。我趴在屋顶喊：“父亲，红薯干快好了！”父亲抬头看，光落在他脸上，汗珠亮晶晶的，他笑：“好了给王伯送点，他家的红薯今年涝了，结的小。”
冬天的光最薄，却最暖。雪下过之后，整个村子都白了，光落在雪上，亮得人睁不开眼——得眯着看，不然晃得头疼。我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滚雪球，棉袄上沾了雪，光一照，像落了层霜花。二柱的棉鞋湿了，他娘追着骂，他光着脚跑，雪沾在脚底板，光一照，红通通的像胡萝卜。我们堆雪人，用煤球做眼睛，用红辣椒做鼻子，光落在雪人脸上，煤球黑亮，辣椒通红，竟有点吓人，二柱说“像庙里的神像”，我们就不敢再堆了。
滚到三佛安的庙墙根，看见老槐树下蹲着个老人，是村里的五保户李爷。他缩着脖子，棉袄上打了好几个补丁，有蓝的、灰的，袖口磨出了棉絮，露出里面的旧棉胎，黑糊糊的。手里攥着个烤红薯，红薯皮焦黑，却冒着白气，香气飘得老远。我们跑过去，他就把红薯掰成几块，分给我们，烫得手直抖，可咬一口，甜得心里发暖——红薯心是蜜色的，沾在嘴角，光一照，亮晶晶的。李爷的手冻得裂了口，沾着点红薯泥，他用袖子擦了擦，说：“这光好啊，晒得人心里亮堂——那年我冻得发烧，就是靠这光晒好的。”光落在他的皱纹里，把皱纹填得满满的，像撒了把糖霜，他笑的时候，皱纹里的光就晃，晃得人心里也暖。
那时候屋里的光总带着烟火气。天擦黑就点煤油灯，灯芯挑得细细的，光昏昏黄黄的，却能照得整个屋子都暖。灯盏是瓷的，白瓷底，画着朵蓝花，蓝花的叶子都磨掉了，只剩个花骨朵。灯油是菜籽油，烧起来有股香味，母亲说“比香油还香”——有次我偷偷蘸了点灯油尝，苦得吐舌头，母亲笑我“憨不憨”。母亲坐在灯旁做针线，缝我的棉袄，棉花是新弹的，白花花的，光落在上面，像落了层雪。她缝得仔细，针脚要对齐，说“不然穿起来膈应”，我趴在旁边看，看她的手指在布上动，像蝴蝶飞。
父亲在灯下编竹筐，竹条在光里泛着青，他时不时抬头看母亲，母亲也不看他，只把线穿过布，说：“你编的筐底再收收，不然装不住红薯——去年那个筐，底松了，掉了好几个大红薯。”父亲“嗯”一声，手里的竹条就慢了些，更仔细了。有次灯芯结了灯花，光忽然暗了，母亲用针挑了挑，光又亮起来，她说“灯花结，有客来”，结果第二天王伯真来借东西，我们都笑她“说得准”。
有时候雪下得大，夜里就只能点蜡烛——原本就没通上电，遇上雪封山，连煤油都得省着用。蜡烛是村里供销社买的，白蜡，粗粗的一根，立在炕桌上，光比煤油灯亮些，却颤得厉害。母亲会讲三佛安的故事，说以前庙里有口井，井里住着龙，龙一翻身，井里就冒金光——“有年大旱，井里的水都快干了，忽然就冒金光，接着就下了三天三夜的雨，地里的苗都活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听，眼睛盯着烛光，烛光里好像真有龙在游，尾巴一摆，光就晃，晃得墙上的影子也跟着动，像有谁在跳舞。
听着听着就困了，母亲把我抱到炕上，盖好被子——被子是母亲用旧衣服拆的棉絮缝的，里子是花布，上面印着小鸭子，光落在上面，小鸭子像活了，要游进水里。烛光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小扇子似的影，我眯着眼看，觉得那影也是光做的，软乎乎的，像朵棉花花。她轻轻拍着我，哼着不成调的歌谣，歌谣混着窗外的雪声，慢慢就把我哄睡了，梦里那口井真的冒了金光，龙从井里飞出来，光落在我手上，暖烘烘的，一点都不冷。
快过年时更热闹。母亲要蒸馒头，发面时用老面引子，放在温水里泡，光落在面盆里，面慢慢发起来，鼓出小泡泡，像撒了把珠子。发好的面要揉，母亲揉得胳膊酸，父亲就替她揉，两人换着来，光落在他们的手上，面粉白花花的，像落了雪。蒸出来的馒头暄软，光落在上面，黄澄澄的，母亲会在馒头顶上点个红点，用筷子蘸着红颜料，一点一个，像开了朵小红花。
父亲要杀年猪，邻里都来帮忙。猪被捆在架子上，“嗷嗷”叫，叫声震得光都颤，可杀完了，各家分块肉，光落在肉上，红亮亮的，带着油光。母亲把肉炖在锅里，用柴火烧，火苗“噼啪”响，肉香混着花椒、八角的味飘得老远，连三佛安的庙门口都闻得到。我跟着母亲去磨豆腐，磨盘转得“咯吱咯吱”响，豆浆顺着磨盘流下来，光落在上面，白花花的像牛奶，母亲说“豆腐脑给李爷端碗去，他牙不好，吃这个软和”。李爷喝着豆腐脑，眼泪落在碗里，光一照，像落了颗星，他说“你母亲心善，以后准有好报”。
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也是个冬天。天阴沉沉的，光淡得像蒙了层纱，连雪都下得没精神，飘在半空就化了，地上湿乎乎的，踩一脚就沾泥。母亲在炕桌上打包行李，把煮好的鸡蛋塞进布包 —— 鸡蛋是用红布包的，说 “喜庆”，包了八个，说 “一路发”。又往包里塞红薯干，是秋天晒的，用玻璃瓶装着，拧紧了盖，怕潮。塞着塞着就红了眼，用袖子擦了擦，说 “到了部队别舍不得吃，不够就写信，母亲再给你寄”，声音有点抖。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又磕，不说话。鞋底沾着泥，光落在上面，灰扑扑的。他烟抽得凶，一袋接一袋，烟雾在光里散，像庙里的香灰。我站在院子里，看三佛安的庙檐，庙檐上积着雪，光落在雪上，一点也不亮，反倒透着冷。庙里的香炉没冒烟，大概没人去上香，冷冷清清的。
村里的人来送我，都是踩着泥路来的，裤脚沾着雪水。王伯拍着我的肩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别想家——男人就得出去闯。” 他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双布鞋，是他媳妇连夜纳的，针脚密得很，鞋底还纳了 “平安” 两个字，光落在上面，线脚亮闪闪的。李爷塞给我个布包，里面是烤红薯，还热乎着，他的手冻得通红，指关节都肿了，说：“这红薯甜，想家了就吃一块，就当爷在你跟前。” 他还塞给我个小玩意儿，是用麦秆编的草蚱蜢，编得活灵活现，光落在上面，麦秆黄澄澄的，我攥着蚱蜢，热乎气透过布包传到手上，眼泪差点掉下来。
走的时候，父亲送我到山口。没有车，只能靠脚走，雪地里留下两行脚印，一行深，一行浅——他的脚大，我的脚小。快到山口时，风大了，吹得人睁不开眼，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给我——是个小陶罐，粗陶的，罐口用布塞着。“你母亲腌的咸菜，” 他声音哑，像被风吹沙了，“想家了就尝尝，就着馒头吃。” 我攥着陶罐，罐身凉，心里却烫，烫得眼眶发酸。
抬头往村里望，三佛安的庙檐在远处缩成个小点，光落在那小点上，像颗快要灭的火星。我转过身，不敢再看，怕一看就走不动。只听见父亲在身后喊：“常写信！” 声音被风吹得散，混着雪粒，打在脸上，疼。走了老远，回头看，父亲还站在山口，像个黑影子，光落在他身上，灰扑扑的，却又暖得让人想掉泪。
后来在部队，在地方，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光。见过宁夏戈壁的月光，白得像霜，冷得刺骨，风一吹，光都跟着抖，抖得人心里发慌；见过城市的霓虹，亮得像昼，红的、绿的、紫的，闹得心慌，可照在脸上，一点也不暖，硬邦邦的，像冰。可总觉得不如张家庄的光——张家庄的光有味道，是麦香混着泥土的腥，是红薯干的甜混着灶火的烟，是三佛安的香混着野菊的清；张家庄的光有温度，是母亲指尖捏着针时的暖，是李爷烤红薯烫手的热，是戏台上演旦角时，红衫子飘起来的软。
有次在部队生病，发烧，迷迷糊糊中总觉得手里攥着个陶罐，掀开布塞，就有光漫出来。光里母亲在纳鞋底，灯芯爆着火星，她的头发上落了点棉絮；父亲在编竹筐，竹条绕来绕去，光落在上面泛着青，他时不时用袖子擦汗；李爷在槐树下递红薯，红薯皮焦黑，白气冒着甜，他的皱纹里落了点光；三佛安的庙檐漏着金粉似的光，落在供桌的香炉上，霜花亮晶晶的。还有我，光着脚踩在石板路上，追着蒲公英跑，光粘在裤脚上，暖烘烘的。醒来时手里攥着的是枕头，眼泪却湿了枕巾——原来那光早刻在了心里，不用陶罐装，也散不了。
前年回张家庄，车子在山路上颠得人骨头缝都发响——这村子打十多年前就留不住人了，路难走，日子苦，村民们背着铺盖卷往山外的镇上挪，挪着挪着，就把这儿挪成了个空壳子。
如今站在村口，满眼都是断垣残壁：土坯墙塌的塌、裂的裂，裂缝里能塞进半只手掌；荒草从墙根钻出来，疯长着没过半腰，风一吹就簌簌响，像是老太太坐在门槛上絮叨旧时光。从前走惯的小路早被野草吞了，脚踩上去能陷进半尺深的草窠，得凭着记忆里老槐树的影子辨方向，哪还有半分当年的模样？倒是我家的老屋还立着，青灰瓦顶没怎么变，这得亏父亲，每年总要背着工具包回来两三趟，补补漏雨的瓦，糊糊开裂的墙。
顺着草径往里走，没见着半间新砌的砖房，更别提光溜溜的水泥路了。记忆里的暖意却冒了出来：土坯房里的灶火映着母亲的脸，石板路被脚踩得“咯吱”响，鞋底沾着的泥土香混着石板缝里青苔的潮气，还有夏天趴在墙根听蝉鸣的日子……可眼下，这些都被满目的荒芜裹着，沉在时光里，像被埋在草地下的旧瓷碗，摸不着，只余一点模糊的轮廓。
三佛安的庙倒还在，孤零零立在村子一角，没了往日的热闹。庙身还是老样子，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黄土，反倒比翻修过更显沧桑。门前那只青石香炉还在，蒙着层厚灰，边角处的裂痕和我小时候见的一模一样，只是再没有袅袅香火，也没有围着香炉说笑的村民。供桌上摆着几束塑料花，花瓣褪色卷边，蒙着薄薄的尘土，代替了从前村民自采的野菊、山茶。风从庙门钻进去，吹得塑料花轻轻晃，假得让人心里发空——连这点“生气”，都是刻意留下的。
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树还守着原地，枝桠却稀稀拉拉的。几根枯得发黑的枝杈早被锯掉了，断口处的年轮一圈圈清晰可见，像老人手上的皱纹。阳光落在地上，不是记忆里碎银似的、跟着风晃悠的光斑，只剩平平一片，不跳，也不晃，被野草割得七零八落。树洞里那个藏过弹珠、野果、偷偷写的纸条的“秘密仓库”没了，被人用水泥严严实实地填了，许是怕偶尔回来的孩子爬树时摔着吧。可我伸手摸着填平的树洞，指尖触到冰凉的水泥，心里像被掏走了一块——那些攥着野果躲在树洞里啃、听着蝉鸣数光斑的午后，好像也跟着被埋进了水泥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问起王伯，同村一个回来祭祖的老人叹了口气，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了磕：“走了有两年了，走的时候还念叨你呢，说‘那娃在部队肯定出息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看一眼老槐树’。”又问李爷，老人顿了顿，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也不在了。有年冬天在庙里烤火，柴火烧得弱了，不知怎的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个没吃完的红薯干——后来才知道，那红薯干是你当年走时，他特意在房梁上晒干藏起来的，说等着给你烤着吃，舍不得吃，竟留了这么多年，连皮都皱得发硬了。”
母亲站在自家院子里，头发白了些，背却还挺得直。这院子是村里少数没被野草吞了的地方，父亲总说“根在这，得守着”，每年都要回来除好几次草，把门框上褪色的春联揭下来，再贴上新的。见我盯着墙角的竹筐看，母亲笑着走过来，拍了拍竹筐上的浮灰：“你父亲闲不住，去年又编了好几个竹筐，说你要是回来，装红薯、盛野菜都方便，一直给你留着呢，怕放坏了，还特意收在屋檐下，垫了层油纸。”
院子里没了当年堆得冒尖的玉米堆，连晒玉米的竹席都收在了柴房里，墙角堆着几袋灰蒙蒙的化肥，阳光落上去，连带着空气都少了几分甜意。再也没有当年晒玉米时，满院金灿灿的光、风一吹就飘满院的玉米香；屋顶的瓦片还是当年的旧瓦，只是多了几处漏雨的地方，父亲用塑料布盖着，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铺着竹席晒红薯干，让风裹着甜香飘满院子，连路过的麻雀，都少了落脚啄食的地方。
那天傍晚，我抱着那个旧陶罐坐在院子里。陶罐还在，是当年我去部队时父亲塞给我的那个，说里面装着咸菜，让我在部队想家时尝尝。罐口的蓝布磨破了边，起了毛絮，布角还沾着点当年的咸菜汁，洗了好几遍都没洗掉。我掀开布，里面早没了咸菜，只落着层细灰，轻轻一吹，便在光里飘着，像极了从前灶膛里飘出的炊烟。可凑近了闻，竟还能闻出些熟悉的味——是秋天晒透的红薯干的甜，是夜里煤油灯的淡烟味，是三佛安庙里的清香味，还有母亲洗手时用的皂角味，混着泥土的腥气、玉米的焦香，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八九十年代的那些清晨与黄昏。
忽然就看见光了，从罐口轻轻飘出来，淡淡的，像八九十年代那些起雾的清晨里，慢慢散开的晨雾。光里有母亲纳鞋底的影子，昏黄的煤油灯映着她的脸，针在布上轻轻扎，线拉得细细的，灯芯偶尔爆个火星，她的手指上还贴着那块黄胶布——是当年缝我棉袄时，被针扎破了贴的，胶布边缘都卷了边，却还牢牢粘在指头上。
有父亲编竹筐的手，竹条在他手里绕来绕去，灵活得像条小蛇。光落在竹条上泛着青，他的指甲缝里还沾着竹屑，是刚削完竹条没来得及擦，指尖的茧子磨得竹条沙沙响，偶尔被竹刺扎了，也只是含在嘴里吮一下，接着编。
有李爷递红薯时发红的指尖，红薯皮烤得焦黑，冒着甜甜的白气。他的袖口还磨着棉絮，是穿了多年的旧棉袄，风一吹，棉絮就跟着飘，他却笑着说“不冷，烤红薯暖着呢”，把烫乎乎的红薯往我手里塞。
有三佛安庙檐上漏下来的金粉似的光，落在供桌的青石香炉上，香炉边的霜花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钻。神像的袍角还绣着那朵磨秃了的缠枝莲，线虽淡了，却还看得清纹路——是当年村里的老奶奶们凑在一起绣的，针脚里都裹着暖意。
还有小时候的我，光着脚踩在青石板路上，脚底板沾着泥土和青苔，追着蒲公英跑。光粘在我的裤脚上，暖烘烘的，手里还攥着李爷刚编好的草蚱蜢，麦秆的纹路在光里清清楚楚，翅膀一碰，还能晃悠两下，引得我追着跑半天。
那光里的花一朵一朵开：开在老槐树的枝桠上，开得满树雪白，风一吹就落在石板路上；开在戏台旦角的水红衫子上，随着水袖轻轻飘，连唱腔都裹着花香；开在晒透的红薯干的糖霜里，咬一口甜得粘牙，连嘴角都沾着糖粒；开在母亲笑起来时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满满的温柔，像极了院子里那棵老月季的花瓣。不管过多少年，这些花都鲜鲜活活的，永远不谢。
原来那陶罐不是盛咸菜的，是盛光的。盛着张家庄的光，盛着八九十年代的旧影，盛着我走了三十多年，也从来没忘过的故乡。光里的花不会谢，就像故乡不会老——它总在某个起雾的清晨等我，等我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小叔牵着老黄牛从后山走过来，牛铃叮当作响，惊起满树的麻雀；等光从三佛安的庙檐漏下来，落在青石板路上，碎成一地银闪闪的星子；而我踩着那些星子，跑向那片永远亮着的光影里，做回那个攥着热乎烤红薯、在雪地里追着光跑的孩子，耳边还能听见李爷喊我“慢点跑，别摔着，红薯要凉了”。
罐盖轻轻响了一声，许是光里的花，又开了一朵。不远处传来父亲的声音，他扛着刚砍的柴从后门进来，柴枝上还沾着松针和泥土，喊着“天黑了，进屋吃饭喽，你妈炖了鸡汤”，声音还是像从前那样洪亮，带着山里人的爽朗，在暮色里裹着暖，飘到我耳边来。风掠过院子里的竹筐，发出沙沙的响，像极了小时候，父亲坐在屋檐下编竹筐时，竹条碰撞的声音，熟悉又安心，把这满村的荒芜，都裹上了一层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