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漂泊在水上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水上船民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记录下来，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真实的一面，更少有人知道拉纤、撑篙、扯帆、摇橹是怎么回事，原因是船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有文化的人离开水上比较早，对他们的了解不够全面，那些辛酸的经历很多人也不愿意再回忆，尤如一块伤疤，再次揭开时刺的是别人的眼，痛的是自己的心。我作为一个船民子女，我有责任将这种最原始的生活作一个回顾，也算是在记录一段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

——题记

父亲去世后我时常会向母亲打听一些旧事，想对前辈们做一些了解，探访他们过去的足迹，越听越觉得他们身上的故事很多，想有机会来用文字记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真实再现里下河地区水上船民过去的生活，借此文向大家展示其中一些零碎的片段。

1.以船为家

小船就是我的故乡，一个漂泊在水上的故乡。

“都说天下三行最苦：行船、打铁、磨豆腐，这三行中要数行船最苦，那我们家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行呢？”我多次向母亲提出这个问题。

母亲告诉我：“过去战乱时哪一行也不好做，你爸爸的老家在盐城市秦南镇的仇家庄，他从小就跟随爷爷一起行船，后来成家之后我也跟着他一起上了船，从爷爷手上分得一条15.5吨的小木船，船再小也是一个完整的家，总比在农村没收成时外出讨饭要强一点。”

母亲的话道出的是一种生活的无奈和辛酸。我们一家生活都在这条船上，兄弟姐妹7个，也都出生在这条船上。

“那我们怎么会到大丰航运公司了呢？”

母亲说：“1958年大兴合作社之风，大丰也成立了航运联社，将长期零散漂泊在县境内的小船集中起来，让他们自由入社，从此我们就成了大集体职工，绝大多数船民都入了社，接受统一管理，但船民的生活现状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维持着原状。你爸是党员，航运公司党支部成立了几个党小组，他被选为管理几十号船民的小队长。”

“我是在哪儿出生的？”

大姐、二姐说我出生在洋河边，在我摇摇晃晃的童年时光中，我目睹了洋河边上最原始的风光，还朦胧地记得一些最初的生活片段：冬天船上就两张床，所谓的床，只是铺上的木板，父母在后舱，终日见不到阳光，那算是卧室，其他孩子就睡在临近后舱的一个统舱，充其量也不过只有现在的双人床一般大小，这是专门设计来睡觉的地方，冬天五、六个孩子挤在一起。

“你们几个睡觉一个个不让人省心，我和你爸爸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几次替你们盖被子。”

说到我们小时候的事，母亲总是记得那么清楚：“夏天到处能当铺，支一顶蚊帐便可歇息，下雨就重新挤回后舱摇扇子。”

船无定处，船到哪，家就在哪，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男孩子站在船边就能往河里撒尿，大便时就往船邦上一蹲。女人在船上都要溜进船舱，上马桶，到了集镇是不允许往河中倾倒粪便的，听到清管所的小船摇着铃铛叫喊：“收马桶喽”，家家户户的住家小船就会向她们招手，将“夜香”集中倾倒。在大丰境内各乡镇行船，离哪个集镇近就赶一赶，离得远也只好选一处不影响其他船通行的河边停泊，夜深人静除远处有点点星星的渔火外，听到的就是潺潺的流水声，陪伴我们进入梦乡。

小船不仅是我们居住的房，还是维系我们生活的工具。最早时多半用来装草，从大丰各乡镇装到大中集，后来也装其他的建筑材料，装牲口，装百货和粮食，一年到头就在水上漂泊，居无定所，逆风拉纤，顺风扬帆，进了小沟小河就用竹稿撑船，冬天冰冻的水顺着竹蒿一直滑进衣袖，冷得刺骨。大人们总以这样的话语来教育不听话的孩子：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上船摸水篙子。顺风时家人会把桅杆立起来，扯起风帆，这时只要一个人掌舵掌握着方向就行。

行船看风，顺风顺水一词可能就是为船民所起的吧。

“你们小时候我们是操了不少心呢，船行一段时间就要数一数人头数，生怕你们哪个掉下河，没办法，只好把你们小的套起笼头来，这样心里才踏实些。”

船上的孩子溺水算是家常便饭，生活所迫，稍不留神就会出现伤痛之事。我曾经有无数次掉进河里的记录，都是家人及时发现才没出意外。正常情况下小孩子是有笼头扣着的，笼头就是用帆布条做成的带子，将小孩固定在自己手够不到的地方，这样的安全系数就高些，大人们也能放心去做自己的事。我从小在船上就是被笼头扣大的，行船时家人总是把我扣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让我独自玩耍，扣在船舵上的机会较多。

我4岁那年初冬，船上装着棉花，妈妈把我用笼头拴在棉花包上。船忽然被一阵旁风刮翻，整船的棉花全部倒向一边，滑进河中。

“削帮了！”妈妈惊恐地叫着，“育明，快下河救小五子小六子！”

在岸上拉纤的大哥丢下纤板，一头扎进河中，在河上漂浮的棉花包缝隙里寻找弟弟妹妹，最先找到的是三姐，她被大哥救上了岸，接着又顺着棉花包来找我，还好，我被笼头绳拴在棉花包上，本能地将两只小手抓住棉花不使自己下沉，只留下鼻孔在水面上。大哥找到我，帮我解下笼头，托着我游到岸边。

2.靠船生存

船上的伙食较为简单，粮食是按计划供应的，这是对水上船民的一种优待，水上船民陆上没有土地，因而户口性质被定为城镇定量户口。粮食不够吃就去挑野菜，买的都是最便宜的疏菜，神仙汤（酱油汤）泡饭是常事，有时一天两餐。夏天下河能摸些螺蛳、河蚌还有有鱼虾，靠近海边就去捡拾些小蟹捣烂，用坛子装起来当咸吃。海边渔船多，那些好心的渔民们见到我们就会拾些鱼、虾、蟹之类的，免费让我们改善伙食，船民们自然也会感恩戴德，将自己能赠送的东西用作回礼。

那个年代的人相互接济着，人情大于利益。

坊间曾有“十船九偷，不偷不成宝舟”的说法，外地来的小船多半是这样的，他们流动性强，我们这些搞运输的住家船相对来说声誉要好一些。货主每次装货都要查舱，有一次船上装的是鸡蛋，父亲跟人家说：“你们查鸡蛋不要查船上有没有藏鸡蛋，要看船边有没有绳子拖在水中，说不定水中就会有一篮子鸡蛋吊着。”父亲最痛恨鉴守自盗的行为。

夏天木船怕晒，父亲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来用水浇船，太阳上来后再铺上布垫防晒。每年船要进厂保养一次，先把船底露出来，将表面一层厚厚的绿苔藓清除掉，再检查腐烂的部分木板，面积大的换上整块木板，面积小的就用麻丝加油石灰补上，最后刷桐油。父母对这条赖以生存的小木船特别爱护，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的船从没有过被撞坏或漏水的经历。

冬天河道冰封，冻不厚时我们就用木榔头破冰，船前还得绑上木板，保护船体不被冻撞坏。到了三九、四九天气，河道上的冰冻得很厚，船便无法动弹，被冰封的日子家人也没有一刻是闲着的，许多针线活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突击出来，母亲和姐姐们会在冰面上跑到河边的芦苇丛，去剪一些芦花回来，做成毛窝子（棉草鞋），采集一些结实的草打草鞋，这段时间中做的鞋子足够我们一年四季穿。父亲也不会闲着，他会召集被冻在一起的船主们来学习，轮流背诵毛主席语录。到了五九、六九气温有点回升、解冻，我们又重新启航。

水上子女到七八岁就要上岸去拉纤，身背一块纤板，把纤绳穿进去，一边扣在船上，船上一头的纤绳高度要根据船的大小来定，估计有大船交汇就得将纤绳扣得低一点，走在大船的里档，如果自家的船大一点，就得将纤绳扣得尽量高一点，这叫“扣纤”；两船相汇就得“挥纤”，由外档的船把纤绳抬高，这叫“抬纤”，里档的船把纤绳放低，这叫“丢纤”，高度够不到就得“挥纤”，把纤绳挥过里面的船顶；到桥时还得“甩纤”，把纤板从桥下甩过去，纤板从桥的另一侧上来，这叫“甩纤”，“甩纤”是个技术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姐二姐都已熟练掌握“甩纤”。大姐二姐到了十一、二岁就成了家里的大劳力，拉纤、装卸货物多数是自家完成，为的是能赚得些力资费用。大哥后来到陆上去上了三年学，三个姐姐都没上过学。

父亲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要去县城参加各种会议，在文革期间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但也逃不过政治运动的冲击，挨批斗，那段日子最为难熬，看不到光明，一年四季就沿着县境内的河道重复着光阴，维系一家人的生存。

拉纤还不是最苦的，上下货才是最重的。一船货物正常是母亲和大姐、二姐负担，父亲在船上的时候还好些，母亲一米五的个头，但练就了一身的力气，能挑近二百斤的担子，两个姐姐虽小，也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15吨的一船货要不到半天就见舱底。

大姐说起她少年时在船上的日子总提起一段令她难忘的回忆：

“有一年夏天发水，船到码头去装砖头，砖头都被水泡得饱饱的，一块砖头有两三块砖头的重量，我还是照着以前的砖头数量，码起来挑上船，从来没有感觉过有那么重的砖头，一船砖头装上船，我躺了几天没能起床，还吐了血，医生说我得了伤力（是一种累过头的病）”

船上的孩子命没那么金贵，子女多，为了生活也顾及不到身体的承受能力，穷人有穷命，生活的艰辛也历炼了一身强壮的筋骨。

3、苦中作乐

我家的船行得较勤快，当时在船民间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行江南行江北，不抵仇高升从街南到街北。意思是我家在县城内进行短途运输，所得的收入抵得上别人去一趟苏南的收入，这其中包含着大家对我父母辛苦程度的肯定，对他们人品的认可。在我幼时印象中父亲的脾气很坏，常发火，每当他声音一高，哥哥姐姐们都大气不敢出。都说“行船的三块板，不是吵就是喊。”那是行船人因生活艰辛所承受的心理压抑。

最令我兴奋的是船上装牲口，猪、羊、鸡、鹅、鸭，听着它们的合唱，我每天都看着这些牲口的一举一动，感受格外的新鲜。船民不同于农村人，他们整天跟牲口打交道，我们却是难得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些牲口，总想在它们身上进行一番研究，最要命的是它们排在船舱里的粪臭。现存的年老船民还都记得我母亲，说她一个人就能将一船猪子一头一头地扔下河（有专人拦截下河的猪，将它们赶上指定的码头上岸），身高不过一米五、体重不过百十斤的母亲，她竟能能将每头比自己身体还重的猪拧着耳朵和尾巴扔出去，按她这种体型算得上是个大力士了。

大丰属鱼米之乡，船行在河中时常会惊得水中的鱼儿跳上跳下，专门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也不少，他们有用网簖捕鱼的，有穿厚厚的下水衣裤下河用手摸鱼的，有专门在河道上扯起一张大网，借助绞动的土制机械拉鱼的，更有许多尖头小船，船上养着一二十只鸬鹚，渔民嘴上吆喝着，脚下拚命地踩动着活动的船板，发出令人惊恐的响声，把脖子上扎了一根细绳的鸬鹚驱赶下水去捉鱼，一旦发现哪只鸬鹚的脖子鼓起来，船家便用带勾的长竹把它挑上船，捏着它的脖子硬是把它到嘴的鱼吐出来，然后再喂食一二条小鱼。

那时我觉得这河中有取之不尽的鱼虾。我长到六七岁时就学着大人来钓鱼，制作最简单的钓鱼工具，用缝衣针在油灯上烤红，把针弯成勾状。这制作鱼勾的过程有点讲究，正如后来姐姐们常提到的：“你总是要在空腹时做鱼勾，说这个时候鱼也空着肚子，好上勾，一不小心跨了你的鱼杆你就大哭，说女的不作兴在鱼杆上跨，跨了就钓不到鱼了。”这些倒不是我所能想得出来的，也都是听大人说的。

用针制作的勾钓鱼容易脱勾，从橹前钓上来的鱼，常被从橹后甩下河，妈妈常说我是“东沟里钓鱼，西沟里放生”。

船上的孩子没朋友，到了码头偶尔遇到几个玩得来的小朋友，船一离开友谊便结束，船无定处，哪儿有货就行到哪儿，无固定性，所以也就没有朋友可言。一起玩耍时开心，遇到口角时也会争吵。船上人最怕人家骂“翻船倒锅腔”，船一翻等于是冲了家，哪能容别人这般辱骂？岸上的小朋友通常也不跟船上人玩，无论是穿着还是玩具、小食物都跟不上他们。但船上长大的孩子有一个特长他们是比不了的，就是擅长游泳，夏天裤子一脱就下河。还会用芦苇叶编织成各种小船的形状，放进河里任其漂浮，把最原始的希望寄托在上面，让它带向远方。

我最爱跟着姐姐们上岸，她们拉纤我就跟着跑前跑后，因为纤路上有惊喜，我像个小侦察兵一样，把发现地衣或磨茹的信息提供给她们，甚至有时还会发现野鸡窝，捡些野鸡蛋。

我喜爱船在水上行进时从河中散发出的阵阵鱼腥味，喜爱那沿河一眼看不到头的青青芦苇，喜爱听芦苇丛中叫唤的柴雀，喜爱夏天的夜晚拍闪拍闪的萤火虫，喜爱在夜深人静时去听轻轻拍打着船帮的潺潺流水声，喜爱看风起的日子里扬起的风帆，喜爱蹑手蹑脚进入河岸边的草丛中去听秋虫的歌唱，喜爱看着两岸被白雪覆盖后留下的那条蜿蜒向前的卯酉河，是它们在我漂泊的故乡中丰富着我童年的生活、快乐了我的童年世界。

4.走进校园

我于1971年被母亲领进学校，开始我的校园生活，同时也结束了在水上浮家泛宅的流浪，住在交通大院最南边的马房，据说建国前后解放军在这里养马，后来一直称之为“马房”，这块地皮是航运公司的，几间茅草房就成了退休老职工的养老院。爷爷退休后赶上了好日子，从此不再受小船颠簸之苦，可以在陆地上晒晒太阳，他时常一个人用小凳子坐在草屋外，抽着水烟，念叨着：“还是共产党好，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按月领取6块钱的退休金。

我跟二哥一起住在爷爷那上学，在学校常会受到小朋友们的数落和嘲弄，称我们水上子弟为“水鸭子”，我身上的衣服补丁是全校第一，头上的虱子也是全校第一。爷爷年纪大，只有父亲的船回来才带我们上浴室去洗一回澡，半个月不回来我就半个月没澡洗，不仅头上会长虱子，衣裤里到处都长满了虱子，在学校有时到外面站队，被太阳一晒，虱子就会从头发里爬出来，后面的女生会发出非常恐怖的惊叫声，我恨不能地上能裂一条缝一头钻进去。

上到三年级，爷爷被从盐城老家撑着小船来大丰的三叔接走，说是回老家养老，也没考虑到我一个不足10岁小孩的生活安排，放学回来后我面对家徒四壁的马房泪如泉涌，呆立了许久，从此我便开始一种近乎流浪的校园生活，两年之后我完成了小学学业，转校到航运公司创办的水上学校，这所学校里都是跟我一样的船民子弟，有500多人吃住在校。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原来的自航船都编入船队，每到星期天我们都就用自己的小脚板步行七八里地，到航运公司看工班，打听自家的船何时回来，同一船队的学生会互通消息，然后结伴回家，到了放假，大家都会回到自家船上度假，我们有一半过的仍是水上生活。

5.换船上队

编队航行后，拉纤扬帆的生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父母到马房来看我的时间比以前间隔更长，因为船队行得更远。放假的时候我自然要回到船上，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第一次到了江南水乡，第一次看到了在长江中戏水翻滚的江豚，第一次看到了在陆地上拖着长长尾巴的火车，第一次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洋人，第一次见识了比我们的船大上百倍的外国货轮。原来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精彩，但身居船上也只能做一个匆匆过客。

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在学校中也有了与别人谈论的资本，每每听到我讲述着外面的故事，同学们眼中那种羡慕的眼光，是我从未享受过的心理慰藉。

外面的世界终是千好万好，毕竟我只是一个看客，脚下生我养我的土地才是我赖以立足的根，尽管当时她贫穷、落后，只是黄海之滨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但她毕竟是我的故土。

1976年，我家15吨位半的小木船被淘汰，统一换上40吨水泥船，父母舍不得与之相伴了二十多年这个流动的家，但还是无条件服从集体的安排。

又过了两三年，40吨水泥船换成60吨水泥船，父亲仍然是船队长，管理着13条船、13个家庭。这一年船上就剩下二姐和父母，大姐去了水上二村务农，那是航运公司在草庙乡买下的一块土地，分流部分上升劳力，响应着上山下乡的号召，由他们自给自足，也作为是对年青职工的一种锻炼。我曾问过大姐：

“小妹怎么会到你那儿去了几年的？”

大姐感慨道：“我去二村几个月，有人把小妹领到我身边，当时我吓了一跳，小妹就是被托运到二村的，爸妈在船队上没精力照应，就让人把她带过来，我上田里去干活，把她一个人锁在宿舍，所有的生活所需都由我来负担，直到她到学校上了学，后来我到船厂，小妹她还是跟我住在一起。”

我曾写过一篇《姐大如母》的文章，写的就是大姐在二村带小妹的这段经历。

大哥15岁就被分配到航运公司的轮船上做起了船老大，二哥16岁也作为上升劳力，分配到船队上，只有我还能享受着教育的权利，我是家中上学时间最长的一个，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后来分配到学校做教师。

在马房上学期间每到放寒假、暑假，我就跟随父母上船队。出于好奇，经常乐于做父母的帮手，学着大人们的样子传着由头档喊出的土电话——“橹前来船队”、“向橹后打弯！”每次船队从港口启航都要开例行的航次会，由父亲作本航次的工作说明，并交待安全事项，在航道不复杂的河段，父亲还会召集大家集中一起学习，只要有我在，父亲总让我来读一段报纸，船上很少有人识字，刚上初中的我俨然成了个有文化的人。

一条轮船拖带着10多条驳船组成一个船队，其资产也相当于一个小集体的资产，运输的货物以黄砂、石子、煤炭、棉花为主，由航运公司统一安排货源。运河上船闸多，过闸时由船队业务员去交过闸费用。北上主要在淮阴、徐州一线，南下过长江，到苏、锡、常和上海较多，船到码头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上岸去游玩的时候。

留在幼时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模糊，但那一条条婉延曲折的纤路、扬帆的桅杆、撑船用的水篙和一家人居住过的小木船，都已深深地定格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怎么也难以忘怀，每每回想起来总是感到一种特定的时代气息，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迎面拍来的阵阵清贫童年的芳香，总能勾起我久远的回忆。过去的这些旧式运输工具早已失去了痕迹，扬帆的小船亦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替代，而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怀念却是永恒的。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在水上漂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