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爱唱红歌

父亲对我们这几个孩子平时很严厉，难得看到他的笑脸。那个年代的自航船聚集到一起就是开会学习，传达上面最新指示精神，学习结束父亲就让母亲准备点饭菜，留下大家吃饭喝酒。父亲喝酒只是应酬，酒量不大，喝一点脸上就会红， 脸一红就兴奋，一兴奋准会唱歌，那五音不全的嗓子里唱出来的歌却带着喜庆、满是虔诚。他先是自己唱，再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唱。艰苦年代中老一辈人就是这样唱着红歌，唱着唱着，把那段艰苦的日子唱到终结。

船到码头定会遇到其他住家船，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将一船船的货物装卸完毕，就如农村里社员上工，谁家都不会偷懒。父亲和几个汉子在船舱里相互配合，干着干着就不由自主地哼起歌来，先是激昂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然后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几首一定是样板戏里面的歌曲。父亲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被这气氛所感染，双手托着下巴，两眼好奇地看着他们在唱，一边也在用心地听，这时候的氛围是温馨的，我一面听一边跟着哼。

父亲在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教我唱红歌，他唱一句我跟着喝一句，很快就能唱得有板有眼的了。

后来我到学校上学，老师在音乐课上也教大家唱红歌，这些红歌我都听过，也有些新歌要从头学起，譬如有一首歌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把这首歌唱给父亲听，这时候就轮到他跟在我后面学唱了，哼着哼着，他也能唱了。

到小学二年级时我又学了一首新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红歌，我一直唱到中学。

1975年，我们这些自航船都编入了船队，父亲是船队长，管着十几条船，一个船队相当于是一个小集体。每次船队出航要开“航次会”，中途还要开“安全会”，根据每次的航道情况视情开会，航道不复杂时也要开会，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每逢这时，父亲总是要拖着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父辈们都在扫盲中，我要为他们读报，还要教他们识字、写字。

会议结束，父亲要求我来教大家唱歌，我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歌，教他们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简单易唱、有激情，是工人阶级喜欢的歌曲，唱起来能让人斗志昂扬、信心倍增。父亲很喜爱这首歌，唱着唱着大家的情绪都升到了一个极点。

在后来的劳动过程中，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立即就会跟着一起唱，瞬间就能消除大家的疲劳。那个年代中的歌曲显然就是最好的兴奋剂，船工们唱着这些激昂的歌曲走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直到将孩子们唱大，将那一代船工们唱老。

歌曲数量在不断增加，各种场合大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唱着适合的歌曲，但红歌却是一种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主题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跟大家一起学唱一些流行的红歌，在这些歌曲的影响下，船工们的文化意识也在悄悄提升着，他们会看着自己所唱的歌词来识字，直到能将整首歌的歌词能完整地念出来。船队的扫盲班上老师也常常用歌词来一字一字地教大家识字，这个办法比刻板地教字方式学得更快，更能激发大家识字的兴趣。

碰到大人在唱歌，我们一帮小孩子也站在边上断字断句地跟着唱。老人们也会被吸引过来，拄着拐杖站在不远处悄悄地望向这边。为了能让大家唱着更整齐，大人们还学着按歌曲的节奏来打拍子，每当他们的大手在空中奋力一扬，众人的声音一下子就会提高很多分贝，齐刷刷地一起唱出他们心中喜爱的红歌。

我在红歌声中成长着，上了初中、高中，时代在进步，有了收音机、录音机，有了磁带、唱片，接触歌曲的方式就更多、更灵活。我在学校体育方面很突出，那一年我连得三个田径赛冠军，获得的奖品是三只小收音机，我送给父亲一只小收音机，他整天将收音机当做心爱的宝贝拿在手上、揣在兜里，不时地变换着频道听扬州平话、听新闻联播、听歌曲、听《岳家将》。他自己准备了不少电池，有时为了节省电池，他会将收音机的音响开得小小的，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见。家人开始提意见，他只好将音量开到最大，还不忘记提醒大家一句：“你们要听就要帮我买两节电池。”

1986年我参加工作才四年不到，父亲生病了，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医生给出的时间只有半年。尽管没人跟他说明他的病情，但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力，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他没有过多的伤感，依旧是捧着那只小收音机，用它来陪伴自己最后的时光。我们都知道他这种病转移后会很痛苦，而他都是捧着收音机来分散病痛，我们看在眼中，心中都很清楚他的痛苦，也只能让他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减轻一点疼痛。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轻轻哼唱那些熟悉的红歌，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岁月。歌声响起，他的眼神中便会闪烁出一丝光芒，那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记忆与情感。

我们默默陪在他身边，听着那些旋律，感受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直到最后，他手中的收音机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一直陪伴他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那收音机成了他生命中最忠实的伙伴，也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怀念。

每年春天，我们都会采一束金黄的油菜花，放在父亲墓前，告诉他：家乡的春天又来了。然后将手机打开，选择几首他生前喜爱的红歌，希望在天堂的父亲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