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学校

我在马房上了五年小学，爷爷回盐城老家，城里没了依靠，小学毕业后我便转到水上学校读初中。

此时的水上学校正处于发展阶段，我去的那一年刚刚开设了初中一年级一个班。这是一所由航运公司为解决水上船民子弟入学而创办的，企业办学的性质，老师也都是从本单位挑选的，也只有初、高中的文化程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苏南一些下放知青陆续被分了十多个过来，一下子就将这所企业办的学校教育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船民子弟上学读书原本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自有了水上学校，船民子弟可以寄宿在校进行就读。学校起初采用的是复式班教学，一年级的学生课上好后布置写字，然后再教二年级，大一点的学生带着小一点的学生写字，这种局面维持了几年。到70年代初期，知青老师的加入，将苏南一些先进的教学方式带入到学校，一度使这座最不走眼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有了较大提升。这些来自苏南大城市的知青通过转岗，好歹脱离了原来在乡下务农的困境，他们的知识面和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对学生要求也很严厉，很快便成了水上学校的教学骨干。

寄宿生吃饭是定量的，如果早上定二两粥、中午定半斤饭、晚上定二两粥，就统称为“二五二”，按月定，本月底定下月的量，一个月定一次，中途一般不得更改。早读课后等早饭铃响，各自拿上自己的饭盒到食堂排队打粥。食堂有4个打饭的窗口，按班级排队，里面贴有各班学生定量的明细表，对打一两、三两的另列一张明细表，其他人都是二两粥，也有定四两的，那是兄弟俩或姐妹俩定在一个人的名额上。食堂是不供应早餐和晚餐的菜，自己可以另买些饭菜票，甚至还可以买油条、烧饼、馒头。不过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平时的零花钱都是从嘴上省下来的。

中饭是在下了第四节课后，由事先选好的桌长统一去领来饭盒，菜是一大盆子，由桌长平均分配，每天都有小摩擦，不是这个嫌少就是那个嫌少，尤其到了吃肉的时候更难平均分配。饭盒有四两、半斤、六两的，米是一样多，有时候因为食堂员工在往锅里装的时候斜了一点，水满了一点就会觉得是饭少了，这种情况可以到食堂换。吃好后饭盒统一由桌长送回食堂，自己的碗由各人自己去洗。

1978年到1979年这两年时间中我们又摊上了国家的大形势，过了两年艰苦的日子，这两年中米饭吃得相对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午饭吃的是馒头和面疙瘩，很多学生吃不惯，这段时间里馋虫子越发让人幻想着能天天吃上米饭，能天天有个饱肚子。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到学校来做零食小生意定会引来一群小馋嘴，只要是能填饱肚子的都受欢迎。有个50来岁的小老头常来卖饼，外表似油饼，实质是干面做的，我们称之为“杠子饼”，更为独特的是，这个小老头为人随和，深得学生的喜爱，他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据说还会说俄语、德语、法语、日语，而且他会经常用不同的语言来炫耀一下，初中的学生跟他请教英语他也是知无不言，跟很多学生交上朋友。从交谈中得知，他是因出生不好，落得个“臭老九”的标签，没有单位敢用他，也就做了个闲散的乐天派。

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吃的用的水都要跑到二卯酉河边，食堂有专人挑水，是个傻子，人称“呆小四子”，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往食堂的水缸里挑水，有他在，就不会断水，他从不跟任何人说话，一年四季每天雷打不动往返于食堂、河边，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有时调皮的学生会戏弄他，把他惹毛了也会做出些让人恐惧的事来，但他那一脸的恶势样子却从没伤过一个学生，后来学生都叫他“四哥”，这四哥也成了当时水上学校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开学到学校报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宿舍，根据年级分男女宿舍，最多时有30多号宿舍，一个宿舍为5张上下木床，能睡10个人。住校的都是船民子弟，这些学生除了自家的船就再也没有可居住的地方了。也有附近村庄的子女和化工厂职工子女，他们同样也是航运公司职工子女，只是他们离开了船，在航运公司购买的水上一村和水上二村（在草庙），以及化工厂，虽说成了工人和农民，但都是船民出生，他们不需要在校寄宿。500个学生中有300多名学生成了寄宿生，一个宿舍就是一个小集体，一住就是一学年。

夏天的中午从12点到二点为午休时间，冬天没有午休，晚上九点下晚自习，九点半熄灯铃响过后睡觉，然后男女值班老师到各自分管的宿舍去查人数，查睡觉纪律，一旦发现缺人就要查问室长。室长要出示请假人的请假条说明学生的去向。熄灯铃声响过，所有宿舍都必须熄灯睡觉，学生好动，不可能说睡就能睡着，于是叽叽喳喳的声响便会从各个宿舍里传出来，一旦发现有明晃晃的手电光闪过，便会有人通风报信“查宿舍了！”接着便是噤若寒蝉，等查宿舍的老师一走又是一阵阵叽叽喳喳，通常要持续半小时以上。早上六点起床铃声响过，半小时时间洗漱，然后到各自的教室上早读课。

以前学校还有专人洗衣服，后来学生太多也就不再安排专人为学生洗衣服了，都是由各人自己洗，或是等自家的船到家，带回家让家长洗。最难的是洗澡，附近没有浴室，最近的浴室也要跑上三四里路，要么就得跑上七里半进城，后来化工厂有了浴室就方便多了。夏天还好，带条毛巾上河边去洗洗擦擦了事，冬天洗澡就没那么方便了，只能是自己带茶瓶、买水票到食堂打热水，小学生自理能力差，从小就离开父母到学校寄宿，尽管比起那些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要好些，但毕竟是孩子，没的家长的督促总是少了些自觉性。年龄小的学生夜里还会在床上“画地图”，夜深人静时你能听到滴哒的水声，那是学生尿床的声音，尿了床的学生不好意思抱被子去晒，多数会一声不响用自己的体温把尿湿了的被子焐干。也有的要面子的学生会趁着课间上课前几分钟打个时间差，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宿舍，抱着被子往凉衣绳上一扔，就往教室里跑，等到饭前再以最快的速度抱回宿舍。这些伎俩逃不过老师和学生的眼睛，却从没人戳穿，他们用沉默来维持这些学生的自尊。30个左右的男女宿舍中几乎每个宿舍都有尿床的学生，不管走到哪个宿舍都会有骚味，只是浓淡不一。

说起当时的娱乐生活真是少得可怜，冬天，学生会被从暖和和的热被窝中被叫起，围着学校后面的德西村大圩跑一圈，大约1500米，下午第三节课为活动课，除各班预先定好的活动内容外，学生可以跟老师借篮球、排球、足球等，拉上一伙人拚杀一会。课余时间，男学生在地上画个图案抢占位置，称之为“打工程”，女学生有的跳橡皮筋，有的在打沙包，上课铃一响，各自奔回自己教室。

有一阵子学校流行打拳，很多学生学会了少年拳套路，有打得好的，课余时间在大家的要求下到学校操场上表演一番，然后就是相互追逐戏闹。周日的去处最开心的就是跑上七里半进城，沿二卯酉河两岸，可选择河南、河北两条路线，河南是大路，好走一点，河北是大圩子，碰到阴雨天气地上沆沆哇哇不好走，泥泞重的时候鞋子都穿不住。只有几个学生能借到旧自行车，算是非常奢侈的了。我在初一下学期学会骑自行车，碰到辆旧自行车就会手脚痒痒想骑。有些零钱时还会跑到最近的小卖部去买些小零食，有馓子、金刚麒、饼干、麻切。立夏前会结伴乘船到西边小岛上跟蒋奶奶买些鸡蛋、鸭蛋、鹅蛋，请人编只小网袋，把蛋放里面，与同学“斗蛋”。端午节前钻到芦苇荡中去打柴叶、捉迷藏，将柴叶折叠成小船的模样，放进河中，任凭风儿将它们吹向远处，然后默默地站在岸边，在心里许着对未来的愿望。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温度低，二卯酉河都能被冻结实，紧挨学校的鱼塘里结了厚厚一层冰，冰面上丢了很多的大小砖头块，都是学生在试冰的厚度，确信冰厚得能跑人时，就会有学生偷偷去冒险，但每天都有老师在塘边巡视，严禁学生在冰上行走，各班老师也是再三交代，毕竟寄宿在校的学生安全是头等大事，马虎不得。冬天最热闹的时候要数下雪天，但逢下到雪到处都是一派热闹的景象，一个个参与到打雪仗的行列，直闹到从里面向外冒热气。

冬天最要命的是冻疮，天冷，害冻疮的学生很多，没破皮时最难受，遇到热气就发痒，痒得往肉里抓，用热水烫一下暂时会好一点，但烫多了就会破皮，破了皮更糟糕，肉要烂很长时间，直到开了春回了暖才会慢慢结疤。

那年年代过来的水上学校的学生手上都有冻疮的疤痕，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学校的鱼塘不许跑冰，附近的村庄还有几条小沟，都在竹林旁边，晒不到太阳，这里的冰冻得严实，学生在上面玩得欢，老师也只是口头说说，知道这些小沟宽度和深度都不足以出大问题，也就不作为重点监督，给孩子们留一处自由的空间。

计划经济年代衣服的色调单一，衣服少，孩子们活动多，衣服磨破是常事，起初有专人帮学习缝补，后来各人也有办法解决了，请家里的亲戚或邻里帮忙，或等各自的船回来带回家缝补。鞋子只有两种，一是布鞋，二是球鞋，布鞋是常穿的，容易沾上泥土，所以要勤洗，洗多了容易破损，尤其是后跟、鞋底，有个专门修鞋的师傅隔三差五地就来学校，听得他“修鞋子喽——”的叫声就会有不少学习拥过去，有的拿鞋子去修，有的是取回修好的鞋子。师傅为人厚道，讲信用，收费也很低，碰到没钱的他也不会穷追不舍，他在水上学校做修鞋的小本生意十多年，大多数学生他都能叫得出名来。冬天比夏天来得勤快，按他的话说：“冬天的棉鞋破了一定要尽快让孩子穿上，多冻一天就可能会生冻疮，那样就受罪了。” 修鞋师傅的话中透着温暖。

我在校上学不缺少鞋子，姐姐和妈妈都会纳鞋底，闲下来都会抓紧时间纳上很多鞋底，冬天视各人脚的尺寸加上鞋邦子，只一个晚上的功夫就能做出一双新鞋。只是这布鞋也有它的缺陷，穿的时间长了脚后跟就不跟脚了，大都会变成拖鞋 ，跑不快，阴天下雨不能穿，所以布鞋的磨损很快，而球鞋一般也舍不得穿，总是在体育课或有体育训练的时候才穿上，那时候只要看谁的脚上穿上了球鞋，就能猜出他今天的活动。

水上学校迎来送往，绝大多数船民子弟都在这里就读过。我在这里当过学生，也在这里做过老师，对这所学校留有特别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