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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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的大妈去世了，盐城老家来了不少人，两位堂姐说我跟我父亲长得特别像，言行举止都像我父亲，让我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骄傲，从小我就一直以父亲为骄傲。
父亲是行船的好把式，盐南战役中驾着小船、冒着炮火支前，在火线中光荣入党。在我幼小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硬汉，我在他的身边便有满满的安全感。父亲也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在他身上能验证出人们对行船人的评价：行船的三块板，不是吵就是喊。他对家人十分严厉，稍有不顺就会发脾气，我对他是既爱又惧怕。
我的童年是被笼头扣大的，大人忙时总是把我用笼头扣在船上。父亲经常要到县城开会，参加各种活动，偶尔我也都能享受到父亲对我的特殊待遇，能牵着他的手，骑在他脖子上去县城看样板戏，十大样板戏一个不拉。他带会带我上澡堂子，从澡堂里面出来就会带我下馆子，点上一碗我喜爱吃的酱油面。父亲闲时喜爱唱红歌，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哼上几句样板戏。从小我习惯看父亲的脸色，他在忙事的时候我不敢随便在他眼前出现，说不准我会成为他的出气筒，看他脸部的肌肉放松开来，我的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
他心情好时会冲着我叫一声：“六子，点支烟把我。”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奖赏，我立马会找到烟，熟练地衔在嘴里，划着一根火柴，点着，快步溜到他的身边把烟递到他手上。有时他手上还没停歇下来，他会把嘴伸过来，我就将烟塞进他嘴里，然后在一边看着他。他嘴里衔烟，歪着头、歪着嘴，尽量不让烟熏到自己的眼睛。直到烟快抽到尽头，他才会腾出两只指头捏着剩下的一头，再吸上一口，扔掉烟头，伸着舌头，把沾在嘴里的烟丝吐掉。
我八岁时母亲把我送到爷爷身边，寄宿在马房上学。父亲常到公司开会，只要他来开会，我中午就跟他到食堂吃饭，会议结束会有一个会餐，那就是我的节日，我一准会按时站到他身后，一桌子的大人都会夹菜给我，直吃到我肚大腰圆、打着饱膈方才罢休。
脱离父亲的视线我就成了一个安分的孩子，野性就会暴露无疑。有一次放学，我在麦田边上回马房，一边走一边翻着跟头，做出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浑身上下沾了一身泥土。突然，我左耳被人拧住了，咧着嘴回头一看，父亲好似从天而降，好不尴尬。就这样，少不了一顿严厉的训斥。
船民的孩子在学校不受待见，被人歧视，县城的学生总爱叫我“水鸭子”，有一次老师统计有哪些学生的家长政治身份，我一下子把小手举得高高的，说我父亲是党员，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地位也在同学们面前有所提高，渐渐地也有人主动找我一起玩，再难得听人喊我“水鸭子”。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到公司，那一天他的眼睛始终是红的，像喝了酒后的那种颜色。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身上揣着500元现金，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对他行的贿，让他把船上的生产物资买一部分给他，丢下一大把钱。父亲把这些钱反反复复数了一夜，其中有许多小票子，加起来正好是500元，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这些钱如数到公司上交，汇报情况，他是熬了一夜把眼熬红了的。
那段时间船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行江南、行江北，不抵仇高升从街南行到街北。”货主对装百货的船要求相对会高一点，但一定是给值得信赖的船民装。我家的船那段时间正常在县城南北往返，装糖烟酒、食品、粮食、百货，还有计划供应的紧俏物资。船围着县城转，我每天也方便回船上吃饭睡觉。
这期间不时会有干部上船突击查舱，民间有“十船九偷，不偷不成宝舟”的传言。父亲主动带干部们检查各个细小的环节，并跟他介绍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装鸡蛋你要查船帮，看有没有绳子吊在水中，吊上几篮子鸡蛋在水中通常是不易被人发现的；装面粉你要把整包装过镑，称一称分量有没有过大的误差，想偷面粉的人不会直接拆开包装，而是轻拍袋面，然后将浮在上面的面粉刮下来；装酒常会有打碎的瓶子，但一般都是瓶口和瓶身破损，如果是瓶底碎大多就是人为的......干部们没遇到过父亲这样配合的人，觉得他为人坦荡，人品可信，从此再也没上船检查过。
父亲身上不放钱，每回出门都跟母亲拿钱，不管拿出去多少，难得会有剩余的钱带回家。他是个老好人，遇到那些混得不好的船民兄弟就会带人家下馆子，看到别人有难处，他就把身上剩下的钱如数掏出来。难怪我小时候看到父亲在船民中的地位很高，受人尊敬，他当船队长说一不二，个个都服他管。
我上初中时二哥去参军了，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们不少已参加工作，听他们讲上班的一些趣事，让我也产生了工作的渴望。二哥连续写了好几次信给父亲，无论如何要让我继续学业。经大嫂联系，我来到乡下继续读初三。
在农村上学的第二学期，我有过一次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后怕的经历：上午第二节课间到食堂去蒸饭，上课铃响，我快速往教室跑，不曾想到会从厕所里突然窜出一个小学生，一头撞到我怀里，被弹出去，头重重摔在地上。等我发现不妙停止脚步查看，是一名10岁上下的小学生，已倒地不醒。
正在敲铃的数学老师刘克成见证了这一幕，他看我怔在一旁，便叫了一声：“赶紧送医务室。”我这才把这名小学生抱起来，冲向小河对面的大队医务室。医生查看了一下，放下听诊器，让赶紧转院。
看着这个小学生被拖拉机送走，我的魂也跟着走了。老师让两名学生到宿舍陪我，怕我想不开。就在这时，父亲来了，我不明白父亲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上学至今父亲还从没到学校看过我。后来他说那天他突然有种预感，说什么也要到学校看一下，就跟人家借了辆自行车。他先是跟学校沟通，了解情况，然后来到我宿舍。我情愿被父亲揍一顿，也不敢看到他大发雷霆的表情。但我想错了，父亲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只要你不是跟学生打架的就好，不论结果如此，我们不逃避责任，听从学校处理，该上课还去上课，有什么情况学校会通知我。”
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是“保护神”，父亲遇事表现出来的沉着与冷静，还有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胸怀，让我瞬间不再感到失魂落魄，他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回教室，还跟小时候他牵我手时一样，我能感受到他传递过来的温暖和勇气。
高中毕业后，我作为上升劳力参加公司分配。那一年单位几千名职工子女中只有两个高中毕业生，算是单位的宝贝，我思虑很久，最终决定到学校做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一份高尚的职业，会让父亲有面子。我做了老师，父亲的性情也有所变化，比以前和善许多，也很少训斥下属和同事了。我第一个月拿工资买了一条华新香烟给父亲，他微微流露出来的自豪和满足让我觉得心里甜滋滋地，他将烟发给别人抽，还会顺便说上一句：“这是我家小六子买给我的。”
在哥哥姐姐中我排行靠后，父亲碰到事情只和大哥二哥商量，在父亲眼中我永远就是个孩子。
1986年5月，家人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大姐偷偷在抹眼泪，原来是父亲病了，要去南通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二哥、大姐、妈妈和我一同陪父亲去南通平潮医院。临走前我到教室跟学生们做了一番交代，看着一班学生脸色跟我一样的严肃，伤感顿起，眼泪不自觉就流了出来，这情绪像受到传染，全班同学都在擦眼泪，几个女学生已哭出声来。
父亲在南通平潮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肺癌，大姐听到父亲的确诊消息后当场昏厥。
父亲回大丰住院期间，我却因个人生活问题被迫离校，原本让父亲为之骄傲的儿子在这关键之时扫了父亲的面子，这样的变故无疑是给了病重的父亲当头一棒。家人不敢把我的事告诉父亲，可还是有人在他面前谈起我的事，父亲听后没有一声责怪，只是叮嘱我：“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多听领导和师傅的话，凡事要分清是非，多做事，多吃苦。”
这是父亲对我最低要求的嘱咐，也是他给我的遗言，我一辈子都在照着做。
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有机会常近距离的跟他在一起，将自己的打算细说给他听，尽管他的文化有限，但我知道他心里亮着呢。
那一年夏末我的三爷去世，我陪同父亲回盐城老家秦南乡，老家的人都很尊重他，他虽已病重，只要他在场，族里人都尊重他的意见，好像他身体内有一种特有的强力磁场效应，所到之处都有数十名族人陪伴，大家知道这是我父亲人生的最后一站，都在暗自垂泪。
我搀扶着父亲，尽量让他少动、多休息，他知道从此不可能再回老家，总想四处再走走、再看看。临别，他坚持来到爷爷坟前，独自一个人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们能猜出个大概，却不敢多想。
父亲死于病痛，最后一天下午他不住地喊头疼，我还去请来医生，医生感到无能为力，这是恶性细胞转移到头部所致。这天晚上九点多，父亲抛下我们走了，最后一句话是问大叔在不在身边。我突然感到，父亲再英雄也需要情感的依赖、亲情的陪伴。
父亲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得到一面党旗，他感到自己的一生无愧于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经了解得知，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不忍告诉他真相，特地去买了一面崭新的党旗，那一刻，他伸出一双已被病魔折磨得干瘦的手，抚摸着党旗，眼中闪着光。
父亲去世期间我没有哭，事后常会在无人时唱一首题为《父亲》的歌，每次唱到这首歌我都会泪流满面：
“你曾经轻轻牵着我的手，走过草地，跨过山坡，你说那青山永远挺立，流水它永远无尽头。人生是一场血泪的战斗，不要向失败低头，哦，爸爸，你不要走得匆匆，来不及告诉我来不及告诉我你就走，生存的条件就是要忍受，经得起现实折磨，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牵不到你的手？”
四年后我换了新的岗位，领导就是父亲的徒弟，人走茶凉，我不仅没能得到任何的眷顾，就连最起码的公平都没有得到，在那个嘴上喊着“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年代，我被分在在一线做了八年钳工。工作之余我常默默哼着《父亲》这首歌，没有悲伤，只有不断地努力，期望有一天事业有成之时能告慰父亲，让他泉下有知：儿子是一个让他骄傲的人。
父亲走了，我在这棵轰然倒下的大树护佑下成长，父亲的血脉在我们身上延续，一棵棵年轻的树成长起来了，他的子孙都很努力，大树虽倒，根须还在，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无论在我失意时，还是在我有所成就时，总是想到父亲，渴望能再牵一回他的手，因为，我在他眼里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