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意义向度与创作限度：“中国式少年”以何成长？

苦难的意义向度与创作限度：“中国式少年”以何成长？

——兼评阮德胜《额尔齐斯河少年》

陈光浩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持平而论，人生苦难的烈度向来是公允的——既不因承受者之年龄大小、阅历深浅、心绪沉浮等而不相埒同，亦不受生发境况之外部条件、内在因素、历史节点等而迁转改易。而一旦这种客观的公允践履于现实中时，残酷、冰冷以及幻灭又成了它的替代性标签。单以受众而言，儿童与成人在苦难面前必不会秉持同一种人生态度，也难以促生同一种人生姿态。同一苦难降临于世，成人或可付之于屈从命运、感喟世事，而儿童决然不可如成人般对苦难予以自主性吞咽、消化。当然，不同阶段的儿童于苦难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其中，作为“儿童-成人”过渡性阶段的少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语境下仿佛先天性地与苦难彼此融织，意脉相连。这绝非借少年叙事为人世苦难代言、立传乃至唱赞，而是“少年”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准成人”“在路上”“正在成长”等深刻意涵，故苦难在此间就宛如“助推器”“催化剂”一般，以少年成长道路上荆棘坎壈的形式必不可少地与少年的成长历程相伴生。职是之故，跨越苦难也宣告着少年迈向成人世界，敞显自我天地。在这种创作观念和既成模式的框定下，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少年小说，尤其是少年成长小说，势所必然地具有相似的人物形象轮廓和成长轨迹：在苦难的磨砺下，由青葱稚嫩走向成熟稳重，由彷徨困惑走向自洽坦然，由忧伤悲观走向适情昂扬……由此，“中国式少年”便在这一过程中通约而成：艰涩酸辛是其成长底色，苦难磨砺是其成长依凭，走向成人是其成长归趋。而对此，有学者具有敏锐的感知：“从某种意义上讲，儿童文学是一种遮蔽的艺术，它无法像成人文学那样把苦难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过于暴露的刺激的色彩会带给那些稚嫩的心灵伤害。儿童文学在书写苦难的时候要更含蓄，更蕴藉，不只要在欢乐中看到苦难和伤痛，更要在苦难和伤痛中看到阳光和快乐。”（李东华：《儿童文学：如何面对和书写者难》）依照此论，不妨试问：就少年成长小说而言，如何达成“在苦难和伤痛中看到阳光和快乐”？事实上，这一问题牵连着更为深中窾会的话题，即苦难的向度和限度为何，又该在创作中如何把握？这一话题的延展与探讨，既觑定着“中国式少年”历经苦难磨砺的成长路径，也隐伏着“中国式少年”究竟以何成长的真实答案。

《额尔齐斯河少年》是2023年“文化润疆·名家写新疆”的一部主题之作，也是阮德胜先生近来所创作的一部少年成长小说。主人公维吾尔族十四岁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以极短时间迅速成长，顷刻间完成了自我的“成人化”，而这皆是在父亲意外去世而引发的一系列人世苦难之“助推”下得以完成。所以，小说深契上述讨论之话题，同时也给出了极富探究意义的精到答案。

一、“我看到了他的伤心！”——成人仪式下苦难的意义向度

曹文轩曾明确直陈，苦难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论是对于儿童文学而言，还是对于儿童成长而言，苦难“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认，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经的阵痛”（王云峰：《曹文轩：儿童文学不能刻意回避苦难》）。相比于孩提时代，少年似乎更无法与苦难两相绝缘。即使排除飞来横祸般的人生变故，步入少年后必然引起的生理羞赧、情绪波动、代际冲突、家庭隔阂都会纷至沓来，甚至烈度与狭义的人世苦难不分伯仲，时刻锤炼、磨砺着少年尚未成熟、颇显稚嫩的身体和心灵。《额尔齐斯河少年》中的沙迪克江·沙吾提在其原本平静如水的成长旅途中，少年阶段应有的青春烦恼和心理困境也自不必少，但真正让他感受到悲恸不可抑遏、苦涩难以言说的仍然是其父亲沙吾提·谢木谢尔意外离世的噩耗。小说开篇，若镜头语言切换般，在额尔齐斯河突然失声、可可托海陷入死寂的自然景色浓烈渲染和氛围构设中，主人公沙迪克江·沙吾提迎来了一种切肤之痛、啮齿之伤般的“成人仪式”——亲人的死亡。其实，与其他类属的苦难相比，面对死亡是意涵深邃、形式殊异的一种成长路径。这首先在于“死亡的本质、死亡的意义、死亡的表现、死亡的过程、死后的状态……所有这些都是人类与生俱来又始终不得其解的终极困惑和恐惧”（陈恩黎：《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少年而言，直面并跨越亲人死亡这一苦难的功能性隐喻以及仪式感涵纳又远非一般烈度的苦难相比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彻底宣布了“少年已死”，昭显了“成年新生”，冥冥之间使少年于“被动承受-主动面对”的身体、思想、精神、心灵等多重转换之间，完成了对过往的记忆封存，对家庭的自我抽离，对责任的显性担当。在小说中，沙迪克江·沙吾提在父亲逝后所面临并须攻克的成人之旅第一关隘是将父亲尸体“寄土”于爷爷的地窝子。诚然，他并非独自面对、孤军奋战，有父亲挚友的通力协助，有同村长辈的殷切叮嘱，但在净身、赎罪、念经、送葬等诸多环节中年少的沙迪克江·沙吾提所表现出的平静与安定却仍是超乎同龄人的。不过，这种冲破年龄囿限的平静与安定却又是极其残忍的，其深切反衬着少年被迫“成人化”的剧烈震荡，也强力压抑着亲人离世应有的滔天痛楚。正如其玩伴阿依古丽·铁木尔解答亲友问询“面对父亲的死亡，沙迪克江怎么一滴眼泪都没有呢”时，简短而沉痛地回答：“我看到了他的伤心！”

苦难于少年成长，其表现的形式可以是骤然性的、突发性的，但其意义的呈现却必定是过程性的、阶段性的。《额尔齐斯河少年》内容总时限虽只设定为两年，相较于现实中的少年成长显然是局促短暂的；但对于一个被迫“端赖”于亲人离世而迅速成长的少年来说，这两年又是极其漫长而艰辛的。因为在这两年中，苦难的意义结构开始作用于个人的现实行止，少年的真正成长逐渐映现于具体的生活体验，而这一切又实非顺遂通途，必会饱尝心灵捶碎、青春销蚀之感。抽绎至理论层面，绝大部分创作者都会认同：苦难在少年成长小说中终究是“因”而非“果”，是触机而非本质，是切入口而非中心点。所以，在铺陈苦难降临之后，作家的笔触又必会再次回归少年，再次聚焦少年的成长路途。那么，这就势必引向最为核心的议题：如何呈现苦难对少年成长的意义？

质实而言，这一议题考验的便是作者如何把握并重构苦难的意义向度。苦难书写并不鲜见，但在少年成长的过程中，苦难的意义生发及其向度诠解是作者需要在文本中真诚阐释并充分显扬的。客观来讲，阮德胜先生搦管过程中，未必全然考量到这一议题，但以小说所呈现的面目来看，苦难的意义向度则指向以下三端：

其一，指向自我情绪的收束。为了护持少年成长小说仍是儿童文学这一性质归属，情绪和情感必须是要判然有别的。就论者而言，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很难以情感的流变或异动作为少年成长小说分析及评述的中心靶向，除非这种情感“服务”于宏阔的主题观念及既定的意识形态。易言之，情感在少年成长的语境中，意味着稳定态、持续性、趋理性化，能够有效生成自然弥足珍贵，但它在少年阶段绝非寻常，也并非固有，须有多重条件及环境才能触发。倘若作家希冀苦难磨砺后少年的成长立刻能在情感世界中开花结果乃至硕果累累，使少年似乎获益于苦难受挫而“一夜成人”，形成沉稳的情感状态，那这显然是自我主观意识的强行介入，其代价定是销蚀了少年应有的感情波动和心绪起伏。苏童就曾谈道：“所谓成长小说，大多是变相的自恋的产物，抒发个人情怀来寻求呼应，它的局限在于个人的成长经验是否一定会引起回音。”（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因而为了避免成为这种“所谓成长小说”，最大程度地还原少年阶段应有的特征，就是理应去依循的。复从苦难的“效能”而言，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苦难施加于一个少年身上，都是一种程度不同的拦腰斩断式身心摧折，但它绝不是对少年原本心性、生理特征、精神状态等的全然泯灭。所以，苦难降临后，多半是集中且首先表现在少年的情绪变化上，而并非情感塑造上。毕竟，情绪先天具有的转瞬即逝、应景而生、剧烈跌宕等特性才真正契合少年成长的“原态”。

那么，对于一个突遭亲人死亡的少年来说，前后情绪的变化又是怎样的呢？小说在这一端的处理上，可以大致归结为：由外放转向克制。或者说，沙迪克江·沙吾提自我情绪的渐趋收束是这场苦难硬性施加且最为直观显现的冲击。这大抵是符合少年成长的本真状态和现实逻辑的。对于一个维吾尔族少年而言，喜怒形于色本来就毫无稀奇。例如，当沙迪克江·沙吾提向自己的姐夫哈萨克族汉子布里汗索要小马驹遭到父亲训斥时，他前后所表现出的情绪波动很自然地折射出一个少年对自我情绪表达的酣畅无饰。如若不然，连自我情绪变化都能掩盖遮蔽的少年还能是真正的“少年”吗？即使存在这一情况，多少都会有些吊诡，甚至存有些许悲凉。自父亲意外离世后，沙迪克江·沙吾提近乎本能地选择了一种克制自我、强制压抑的情绪管理方式，而这种自我收束型情绪控制的真实目的及心理驱导，在一个少年这里，可以理解为“故作坚强”，更直白来讲，便是在众人面前表明：自己已经成长为可可托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终究是一个少年，即使在他人面前内心再稳如磐石，表现出坦然面对的模样，也总有卸下“男子汉面具”，任由瞬间性、直觉性的悲怆情绪占据心扉、肆意蔓延的时候。所以，这也能理解当沙迪克江·沙吾提再次偷偷来到爷爷地窝子来看已经暂时入葬的父亲时，为何“他的泪水‘呼’地涌了出来，随即止不住大哭起来”，就连同行的伙伴也颇感诧异，“阿依古丽·铁木尔没有想到沙迪克江·沙吾提这个时候会哭，并且哭得十分伤心。”在这一刻，苦难对于一个少年的磨砺性意义便得到了具象化的表达。

其二，指向自我意识的超拔。不独沙迪克江·沙吾提，为何“中国式少年”在苦难面前通常都要被形塑成“人前坚强”的面貌？这其实便牵涉到那个颇有些老生常谈意味的话题——自我意识。兴许在儿童文学创作者看来，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少年形象和一个自我意识薄弱的少年形象相比，在使其跃然于纸上的过程中，往往是前者更容易刻画，也更容易驾驭。这首先基于少年成长的天性，因为“对青少年来说，外部世界只是主观体验的一种可能范围，他的中心是他自己，他沉溺于自己，以自身的体验为乐，他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和感受理解为是外部事件造成的，而理解为是自身的‘自我的’一种状态，甚至客观上无所指的信息，都能激起他们自省”（唐兵：《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另一方面，当自我意识不断膨胀、催化后，少年必然要与外部世界、集体观念、现实社会等形成多维、双向、复杂的关联、矛盾甚至冲突，而这就恰恰能够为创作者结撰故事情节构筑坚实的叙事基础。沙迪克江·沙吾提当然是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少年，性格中充满了坚毅果敢、独立争强的个性因子。这也可认为作者仍然是沿用了“中国式少年”主角设定的旧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额尔齐斯河上的雄鹰”既喻示着主人公成长之路的形象期待，也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外化表达——挣脱羁绊，直上九霄，冲破心障，自由翱翔。正是缘于此，沙迪克江·沙吾提需要无时无刻向外界昭彰自己已经成长为“额尔齐斯河上的雄鹰”，需要以周围大人们的认同与赞许来满足自我意识的扩张需求，因此他沉着处理父亲下葬问题，认真学习宰羊技艺，独自去可可苏里报丧等都是在其自我意识逐渐强化的心理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小说中除阿依古丽·铁木尔这一异性玩伴外，吐尔迪·托合提则是沙迪克江·沙吾提的又一玩伴。而与拥有“主角光环”的沙迪克江·沙吾提相比，吐尔迪·托合提便略显呆萌、行事毛糙，不论是从自我认知上，还是从自我约束上，同样作为少年的他在自我意识方面与小说主角大有殊异，仍然保有着儿童阶段的思想意识特征。就此，便有必要解答又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苦难加持下，少年自我意识强化实属正常，但这种强化的度在哪里？是否能无限制性地高涨？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正是因为沙迪克江·沙吾提在自我意识方面几乎完全超拔于同龄人，所以依此而论，作者对主角这个方面的描摹似乎带有了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当然，作为主角的沙迪克江·沙吾提，在个人形象上更突出甚至更“超凡”一些实属正常，但其情绪管理、情感体认、态度秉持、思想生发等超脱了少年自我意识应有的域阀上限仍是值得商榷的。只不过，在文本中，这种由苦难刺激而引发的自我意识之超拔并无龃龉扞格之处，以读者视角观之，像是理所应当，并非异常。而这就要“归功”于小说的背景构设和主题旨向。《额尔齐斯河少年》毕竟是“文化润疆·名家写新疆”这一主题下的“定制之作”，与我们所熟知的、市场占有率颇高的都市类少年成长小说（诸如《左耳》《假小子戴安》《夏至未至》等）还是相迥异的。具体而言，小说是以一个边疆维吾尔族少年的成长视角宏构出战争年代家国兴亡、民族融合以及人类命运的时代幕布，而这一设定事实上也将主角自我意识的超拔导向了合理有度的发展轨辙——沙迪克江·沙吾提对“自我”的标榜并没有陷入“个人中心主义”倾向，而是作用于国家资源的守护中、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以及历史责任的承荷中。总之，在这种将个人自我意识之强化融贯于集体意识、社会意识、家国意识发展中，使得它们形成异质而同构、并存且共生的创作路径之下，小说主角往往也都被打上了“中国式少年”的深刻烙印。平心而论，这本无可厚非，也符合中国少年文化的发展现实，“中国儿童文学个体意识的增强也仍然是以种族的命运、群体的和谐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的。既然群体的发展离不开个体发展的前提，那么每个儿童个体的发展便都负有了某种伦理的使命，亦即个体发展的意义和终极目的不在于个体自身，而在于种族命运的保证和群体和谐的达成。”（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

其三，指向自我行为的“类成人化”。毋庸置疑，战胜苦难的过程中，少年会逐渐走向“成人化”。沙迪克江·沙吾提最终是否完全成了“额尔齐斯河上的雄鹰”可能见解不一，但其心智的稳健和思想的成熟却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我们并不能完全断定《额尔齐斯河少年》在作者的受众期待中是否仅仅圈定了少年读者，但单就少年读者来说，此书必然要将这种“成人化”的过程如镜像一般展览于他们的眼前，特别是要给遭逢及身处苦难中的少年提供文字的疗救和精神的抚慰。王泉根就曾对少年文学“成人化”特征有着明确的申言：“作品的审美倾向有意识地要把儿童读者向成人生活、成人情趣、成人审美意识，一言以蔽之即成人社会方面靠拢，使小读者逐渐‘转变成’成人的‘性质或状态’”（王泉根：《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诚然，这种少年儿童“成人化”的现象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已然日渐炽盛，且其是非功过并不能一概而论、草率判决；而与之相较，更为切中肯綮的问题似乎漫漶于价值定位的喧嚣中：少年的“成人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若认为是方方面面皆有，那则要进一步深究审视：每一方面在表现程度上是否均等或是否存在不同？其实，我们并不否认少年于苦难中成长所迸发的“成人化”心理驱动和意念力量，而是要辨明“成人化”的表现边界：少年思想、观念、意志、感情等方面的“成人化”基本是世所公认的，但行为上能不能也完全表现出“成人化”却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相较于主观心理要素，行为活动与现实世界直接相通，这也意味着行为活动会受现实世界的影响、规约甚至异化。以沙迪克江·沙吾提抽莫合烟这一看似琐碎日常的细节为范例，“我也会抽莫合烟”便是少年渴望长大成人的自豪宣告，这固然可以视之为一种“成人化”趋势；然而回归现实后，“他与吐尔迪·托合提几个小伙伴偷着抽过，除掉呛人拉嗓子，什么味儿也没有”却又是一种被现实所制约后的行为结果，因为少年就算心理上运化出强烈的“成人化”冲动，一旦付诸行为活动后，其结果却又并非达到“成人化”的理想效果。所以，我们更要强调的是，少年成长中的“成人化”若框定在行为层面则更应被称为“类成人化”——既包含“成人化”的内在驱动，也囊括少年不同于成年的特殊性以及现实世界的不可控性。细而言之，即使沙迪克江·沙吾提在苦难催发下的种种行为已表现出类似成人的迹象，但也有必要于其中掺杂一些属于少年独有的单纯、朴拙与烂漫，而不能完全等同于行为的“成人化”。所以，以此观之，遭遇群狼围堵、接受老马死亡等事件中，作者对沙迪克江·沙吾提的行为状写还是存有了一些茫然失措、以身犯险、后知后觉等少年特质；但在叙写沙迪克江·沙吾提与莫洛斯耶维奇挖掘、运走、藏匿“额尔齐斯石”的过程中，作者固然将主角刻画的机敏警觉、睿智多谋，但反而言之，这或多或少地侵袭了沙迪克江·沙吾提行为上理应表现出的“少年感”，迫使其以一种近乎彻底的“成人化”面相在此事件中仓促登场。

归而言之，至亲死亡是作者为小说主角精心布置的一种烈度甚重的苦难形式，也是一种尤为特殊的成人仪式。在苦难的诠解过程中，《额尔齐斯河少年》大致给出了自我情绪的收束、自我意识的超拔以及自我行为的“类成人化”三种意义向度。并且，在这三种向度的展开过程中，我们又能够抽绎出亿万个如沙迪克江·沙吾提一样的“中国式少年”成长的共同路径，即在遭逢苦难的境况下，艰难求索且锤炼自身，从而完成了对苦难的超克。

二、苦难的创作限度：策略或本体

既然苦难只是成长的触机，那么“中国式少年”弃离了苦难就不能独立成长了吗？或许在“中国式少年”的成长语境下，苦难的意涵与价值早已不拘于理念的网罟，其地位的抬升更像是在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中国式少年”若要成长便难以与苦难相分割。何以至此？一方面是创作意图的导引。从作品接受度的角度考虑，如何捕捉既定受众情感的热流和共情的质素，已然成了创作者首要考虑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寻绎，则不难发觉：同情、怜惜及悲悯这类感情因子的渗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宝。况且，希冀读者皆以理性思维介入阅读过程显然不可取，而当感性思维或审美意识占据上风时，创作者精心营造的“中国式少年”境遇越悲惨、经历越苦涩、形象越悲怆，则越能收获读者们的情感怜悯与心理青睐。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中国式少年”的受苦程度便与作品的接受度实现了正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路径的依赖。人的成长原本就是一个概念丰饶且难有定论的话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书写苦难就常成为作者们对成长话题进行以简驭繁之处理的重要方式。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逡巡、意识萌动、思想挣扎、情感匮缺乃至现实捆缚、宿命叩寻等皆可付诸苦难，不必再额外于文本中开辟新的意义场而耗费笔墨精力，何乐而不为呢？久而久之，苦难的语意旨向便被近乎无限性的扩容，仿佛展示苦难就象征着作者们现实关怀的真诚表露，表述着“中国式少年”身心成长的整体过程。概言之，这本质上是一种以苦难为写作策略并带有强烈技术主义倾向和实用主义色彩的文本生产方式，因而苦难于其间更像是一种被操持的工具。

那么，《额尔齐斯河少年》是否以苦难为策略？不可否认，亲人离世的苦难俨然以一种祸从天降的形式打破了沙迪克江·沙吾提的常态生活，也基本可以视作他迅速成长的源头所自，似乎没有这场苦难也就不存在小说之后的情节桥段。藉此，能否断言苦难在小说中就是作为一种写作策略而存在呢？若要回答这一问题，仍须对以苦难为策略的路径加以审视，尤其要对其所表现出的创作限度进行剖析：

首先，苦难意义的单一化。既然苦难只是一种策略或工具，那它本身的意义就是稀薄且单一的，若它没有在成长过程里得到价值的赋能和作用的显现，基本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在以苦难为策略的少年成长小说中，苦难不具备“独立性”，即它需要“附庸”于少年的成长，它的意义只限于以摧抑兼磨砺的方式开启少年的成长旅途，并最终要以被超越、被消磨、被忘却的形式成为少年成长的胜利标志。

其次，叙述模式的同质化。在苦难为策略的观念主导下，一条清晰而简易的写作理路便在作者群体中达成共识：遭逢苦难——历经苦难——战胜苦难。并且，正是在这种以苦难为成长线索的结构规约下，一种类似于叙述惯性的“苦难依赖”笼罩在“中国式少年”的形象生成里：就成长开端而言，必借苦难之力，方能揿动“中国式少年”的人生开始键；就成长过程而言，“中国式少年”的所谓成长的每一刻度、每一点滴基本要在对苦难的思想态度上、话语传递上、行为方式上等得到映现；就成长启悟而言，超越苦难已成为一种“成长定式”和终极指向，纵使“中国式少年”在成长道路上寻获了丰稔的精神食粮和生活体验，但若回避了对苦难近乎胜利者式的对待和处理，恐怕成人世界的准入资格也不会向他们开放。

最后，真实生活的疏离化。依凭部分生活细节的还原以及人世苦难的刻写，创作者似乎认为这种以苦难为策略的路数更贴近成长现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迂执“中国式少年”在苦难中成长的创作格套，往往会牺牲了对真实生活的深切体察以及对成长样态的确当描摹：一是人物理想化色彩的加剧。我们固然理解作者们的创作意图并非单纯地展示苦难，而是经由苦难谛听成长的困惑，或者视苦难为一种理想载体，发掘少年身上的人性光辉；然而，少年终究不是成人，强制性地播植这些成人文学中才能承负的思想观念和主题意识，只会让笔触下的少年愈加失真，成了创作者理想设定中的人物虚构和形象复现。二是少年主体性的丧失。诚然，青春期的少年自身主体意识会经常陷入迷茫的泥淖，甚至被世间万象所黏滞而惶惑不安，但这并不意味着少年的主体性就要完全让渡给创作者，任由创作者肆意侵占，并使得独属于少年阶段的迷失、惘然、困顿被堂而皇之地以战胜苦难或顿悟成长的借口而剥夺。

正是在此三重创作限度的拘囿下，以苦难为策略而营筑出的“中国式少年”通常是名不副实的。究其本质则在于，这些少年在作者笔下更像是因苦难而催熟的小大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并且在偏离了真实生活的轨辙之后，能给读者呈现出的只是被迫经由苦难而过早具有了成人心智和能力的“假少年/真大人”。于此，关于这些少年以何成长，我们就可以推导成一种单向逻辑：苦难刺激→顿悟生活→长大成人。这其实抹杀了少年成长的特殊性，也使“中国式少年”的成长因素被简单化、程式化、狭隘化。原因何在？方卫平曾针对“现实”的童年与“真实”的童年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简单地说，‘现实’的童年是指我们眼中见到的童年生活的模样；‘真实’的童年则是指我们看到一种童年生活现在的模样，同时更从中发现它最‘应该’是的模样，进而从它的‘现在’中写出‘应该’，从它的现实中写出‘真实’。这‘真实’揭示的是对儿童和儿童文学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童年精神。”（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现实”的思考》）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并非直接比附或照搬挪借至少年成长的论域中，而是基于事实予以索解：

第一，以苦难为策略而营筑出的“中国式少年”连“现实”都已经渐行渐远，遑论对“真实”的揭橥；第二，“中国式少年”最需要表达的，也是最能肯认其主体性的，正是一种根植于少年时代的少年精神；第三，“中国式少年”需要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现实”，但更要浸润于“真实”。

值得庆幸的是，《额尔齐斯河少年》在回应“中国式少年”以何成长这一议题中，“现实”与“真实”两相兼顾，体现出了作者的精思与造诣。而这些所能实现的基础恰是建立在小说对苦难的独到理解和精准把握上，即以苦难为成长之本体，而非写作策略。这首先是表现在以少年精神消解苦难的伤痛。作为成长本体的苦难与作为写作策略的苦难，二者是具有此疆彼域之分野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保留、显扬那份天真而又珍贵的少年精神。因为如果以苦难为写作策略，少年的成长往往是线性且单向的，能否战胜苦难便成了少年成长的衡估标准，甚至是唯一指标，于此之外，其他的叙写便显得无足轻重，似乎都是成长主题的角落之处，不必昭彰。而视苦难为成长本体，则意味着不回避且肯认苦难对少年成长的催发性意义，只不过将其作为成长本质的一面，重在揭析以“中国式少年”成长原本就要有面向苦难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将苦难视为成长的“外来之物”“域外之径”。所以，以苦难为成长本体，便不会被苦难所牵制，既会对少年成长中的苦难进行叙写，更要真实裕如地表现少年成长本质的其他方面。于此，少年精神的凸显便不可或缺。可以说，“中国式少年”的“真实”就是建基于“中国式少年”的少年精神，只停滞在“中国式少年”的苦难历程或成长经历而匮缺了少年精神的表达，就无法与此种“真实”实现对接。

《额尔齐斯河少年》在这一方面或许对此类创作具有一定借鉴和启发价值。小说中第7、第10以及第18章，都铺陈了沙迪克江·沙吾提重回铁买克村地窝子的故事情节，将一个少年再次亲临父亲“寄土”所在之地的无助与伤感进行了生动展示。这就是“现实”的一面。且不论心理承受力如何，哪怕成人面对自己亲人的下葬处都难掩自己的滔天苦楚，更不能指望一个少年能够有违人之常情，在此种地方表现出所谓的大人应有的坚毅或顽强。但是，仅有这份“现实”还远远不够。小说在这三处都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将笔墨于主人公之外集中到两只松鼠的身上。例如，第一次重返地窝子，初遇两只松鼠的惊喜与好奇，“沙迪克江·沙吾提打开爷爷的地窝子，‘吱吱呀呀’作了一串响。啊？两只松鼠，各抱着一只松果子在‘叽叽喳喳’地找吃。它们对突然打开的门，和突然出现在门前的少年，吓得惊慌地看着门口，在想‘外边不是大雪封了吗？哪来的人？’他侧过身子，阳光和雪光冲进后，两只松鼠仿佛意识到它们才是闯入者，‘吱’的一声，溜着墙面窜进了雪地。‘它们会去哪里呢？很多松树也被冰雪冻住了。这是爷爷的地窝子，父亲暂住，理所当然，你们去找你们爷爷或父亲的地窝子吧’”；第二次回到地窝子，复见两只松鼠的轻快与愉悦，“两只松鼠不知为什么在地窝子上打了起来，打得檐上的雪和冰纷纷掉落。沙迪克江·沙吾提说：‘它们原打算在爷爷的地窝子里过冬呢？爸爸进来后，它们被我赶走了。’‘它们跟着我们来，想干什么？住进去，是不可能的了。’阿依古丽·铁木尔肯定地说，‘哎！小松鼠别打了，想和我们做朋友，给你瓜子吃。’她朝地窝子顶上洒了一把葵花子，又抓了两把塞进沙迪克江·沙吾提的口袋里。两只松鼠还真听话，停止了战争，可爱地朝阿依古丽·铁木尔抱拳致谢。之后，它们各自磕起自己面前的瓜子来，磕得有模有样，他们看着直笑”；第三次再到地窝子，虽未留意，但两只松鼠显然已成了沙迪克江·沙吾提与阿依古丽·铁木尔的密友，似能够倾听并理解少年们的心事，“大家在他虔诚而嘶咧的乞讨声中，泪珠滚滚而下，包括沙迪克江·沙吾提和阿依古丽·铁木尔，爷爷和父亲应该也听到了。两只小松鼠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将头搭在两只前腿上，黑晶晶的眼睛盯着他们，一动不动。”面对亲人离世的现实，沙迪克江·沙吾提没有逃遁或规避苦难的权力与能力，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数次回到父亲薄葬之地，作为一个少年应有的那份好奇、童真、真挚、洒脱、活泼却并没有片刻的暌违，皆付诸对两只松鼠的赏爱和交流中。少年的天真烂漫可能在苦难面前不堪一击，但却并不会瞬间消失、荡然无存，因为这就是独属于少年阶段的少年精神，它可以被外界诸多因素所摧折、抑制、遮蔽，但始终不会完全消泯在少年的成长阶段。这便是一个少年成长世界中的“真实”，而对这种“真实”予以酣畅表达，细致描绘，就是对“在苦难和伤痛中看到阳光和快乐”的诚挚践履。

另一方面，扩大苦难作为成长本体的阐释外延。平心而论，当视苦难为成长之本体这种理念投射于创作中时，若处理不当又往往会自为牢笼，亦存在一定的创作限度：其一是苦难的特殊性流于粗粝化叙写。较之于以苦难为写作策略，将苦难统摄于成长的本质范畴之下显然是更具深邃性的理解，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苦难之于一个少年成长的特殊价值和具体意义也往往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可避免地销蚀并进而变成了寥寥几笔下的简单勾勒。如果说，以苦难为写作策略会使苦难意义单一化，那以苦难为成长本体则又可能会使苦难意义空疏化。前者易陷入固化苦难意涵，形成“苦难依赖”的流弊，而后者又易引发模糊苦难意义，导入“苦难摒弃”的轨道。其二是成长内涵的复杂性难以全面显露。以苦难为写作策略通常是存有“借镜”之意，即对成长的诠解尽数映照于苦难一端，因而此法势必多有偏颇；而在以苦难为成长本体的情况下，虽为苦难“正名”，使其摆脱“附庸性”地位，但也使得成长的内涵大为扩容，如何充分揭析成长的多维内涵又是一大难点。以此审视《额尔齐斯河少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将苦难作为成长本体的观念表达并非仅拘于少年这一固定对象，而是延展至国家和民族的义界中。小说中魏家国这一形象显然是承负了作者这一意图。或许在作者的构思中，魏家国之名本身就有明确的“为家国”之意，所以在文中，这一人物似乎就充当了全知全能的具有上帝视角的重要角色，其作用就是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中华民族之间在小说所架设的历史时空下达成同频共振，休戚与共。所以，不论是带领学生吟诵《少年中国说》，“魏家国说——‘全世界取得了反法西斯的全面胜利，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硝烟正在散去，但是中华民族，我们民族刚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斗的大坑里爬出来，又要被国民党反动派推进另一个大坑，这是民族的苦难，也是民族的希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我们新疆不能缺席，我们可可托海不能缺席，你们要清醒，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梁启超先生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下面我领着大家来诵读《少年中国说》，你们可以暂时放下《论语》、放下《增广贤文》，但人人都得背会《少年中国说》，否则不可能成为额尔齐斯河上空的雄鹰……’”；还是献上独唱《义勇军进行曲》，“魏家国站到场地中间，鞠躬致意后，先用俄语又用汉语在说，‘下面我向大家演唱一首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声腔阔大，激情澎湃，仿佛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来自阿尔泰山的最高峰、来自额尔齐河最深渊，如果要有伊琳娜伴奏就好了，不，他不需要伴奏……当他唱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时，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都挺起了胸膛，最后一起跟着唱‘前进！前进！进！’”；再或者是力主阿依古丽·铁木尔前往延安求学，“阿依古丽·铁木尔是要出去读书的，用魏家国的话说，读他教不了的书，那是个叫‘延安’的地方，也是个能读到大学问的地方，他有些火急火燎的样子。她读书的所有事，都是魏家国安排，他为了送她出去，差点没有踩断她家的门槛，很多时候还请艾拜依陪着一起来”，魏家国的出场始终在传递并阐释着另外一层更加恢宏的主题观念：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也是国家迎获新生以及民族奋起成长的应有之义。

这既是小说对苦难作为成长本体阐释外延的扩大，也是作者创作观念的投射。概览阮德胜先生近些年的创作成果，从谱写三代军人寻根之旅的《父子连》到绘就民族工业兴衰史卷的《大富水》，从浸洇皖南灵韵的《傩神》再到畅述强军豪情的《东风擘》，若略显武断地择取一个核心词汇对其创作进行主题和风格之综括的话，“中国精神”应是合乎实际的。在他的观念版图中，文化底色和时代背景务必要精思严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作品能否在地域特质彰显、民族文化发扬、时代浪潮环衬等诸端的共同交映下，指向行文深处的思想质地——生生不息、坚韧不移的中国精神。《额尔齐斯河少年》自然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作品。小说虽铺叙的是历史，但其关怀的是当下——个人、民族、国家的前路命途经由一个边疆少年的成长历程而娓娓道来，其真正询唤的是一种不负时代、勇挑重担的少年精神。这种少年精神不受制于时空的限囿和语境的变迁，始终闪烁着恒久的人性光辉，也依然能够滋养着当代少年的心灵田圃。可以言之，这种少年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类序，不但显现了作者一贯秉持的创作观念，也浮现了作者对“中国式少年”究竟以何成长这一话题的坚实答案。

三、苦中回甘：少数民族少年的成长美感

“在苦难和伤痛中看到阳光和快乐”对于少年成长小说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创作准则，更应该升格为一种美学追求。从实践层面而言，再现少年成长的“真实”或显扬少年精神更应该被归为对“苦难和伤痛”的本体性纾解，而并非真正意义上找寻到了“阳光和快乐”。苦意仅靠淡化或中和尚只是某种程度的“妥协”，根本之策还是更需要甘洌与清甜对其进行驱散。何以觅得甘洌与清甜？

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曾对中国儿童文学作了三种类别的区分：“纯文学”、通俗儿童文学以及商业童书。较之后两者所追求的“好看”，“纯文学”追求的则是“好”，即其核心是倡扬“真生命”（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以此标准衡量，《额尔齐斯河少年》应属于一种“纯文学”。当然，这并非否认其对“好看”这一方面的追求。事实上，小说文字的清丽流畅以及情节的跌宕曲折已然符合了“好看”的标准，而与之相照，更值得肯认的是，《额尔齐斯河少年》是由“好看”始，而至“好”终：对于“真生命”的寻绎和陶写已然成了小说的美学特质，从而生发出一种独有的美感，以此稀释并消解少年成长中的原生苦涩。若进一步追问这种美学特质因何而生，则要将视线聚焦至小说的独特题材——少数民族少年的成长之旅。

近年来，儿童文学的艺苑中并不乏以少数民族少年成长为题材的佳作。例如，2017年由国内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张锦贻主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就包含了李梦薇的《阳光无界》和苦金的《白鹤少年》两部少年成长小说，分别再现了拉祜族少年扎而和土家族少年田石波娃的生命体验和成长之路。再如广西作家王勇英在“弄泥木瓦”之外所创作的《巫师的传人》，将少年巫师鸟麻的成长故事展演于广西当地侗、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画卷中，故“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情烙上了可以辨识的标志与印记，具有独特性与独创性”（汤素兰：《王勇英：构建自己的文学之城——王勇英新作〈巫师的传人〉评析》）。穿梭于这类作品所勾勒的成长天地，往往能够感知到一种似乎带有共相性的且发散着空灵而莹彻、斑斓且独异的美学特质。这种特质的根源基本都是来自作品题材所拢阔的地域文化与民族风情。在作者的笔下，这一类少数民族少年的成长历程更像是在透视一部微缩式的地域文化镜像，谱写一首片段式的民族风俗乐章。更加之这类作品的作者也大都是少数民族或出生并成长于民族地区，故儿时的记忆、故乡的思恋以及对自我民族身份的确认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传衍便如数家珍般地缓缓道来，几欲遍布在作品的每一处文字角落。这一过程中，作家因过于看重这些弥足珍贵的童年资源和写作素材，笔触所及，通常是“现实大于真实”，记忆里的一人一事、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仿佛都要力求艺术性地再现于每一故事情节，似乎作品里的少数民族少年更像是自己童年的自画像，传递并追忆着自己儿时的成长讯息。客观来讲，这种带有复刻倾向的现实性摹写因其历史尘封的厚重和记忆重启的感伤，一旦用力过度，也会阻滞了作品应有那份轻盈与空灵，特别是那种植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美感也在无意之间受到了侵损。所谓“绝对正确的模仿并非艺术的目的”（[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便是此意。此外，出于一种天生使命般的文化护持和传承，这类作家有时又会极力地表现出对本民族或本地区文化相贴近的姿态，例如在叙述少数民族少年的经历时，会有相当篇幅的内容旁涉本民族的文化史实、风俗史迹、情感印记等。这一强烈的倾向固然值得理解，因为它内蕴着重建民族记忆的文化憧憬，但也易导向适得其反的创作怪圈中。早先曾有论者就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而谈及过这一现象：“他在做出靠近鄂温克民族的姿态的同时，也拉开了自己同鄂温克民族的距离，这种距离的产生源自于一个曾经远离母体文化现在突然回归的鄂温克儿子张扬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渴望，也源自于一个接受了汉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对本民族文化反观与审视之后产生的再造民族精神的文化想象。”（李芳：《从一个鄂温克少年的成长到一个民族自我“重构”的文化想象——解读〈七岔犄角的公鹿〉的新视点》）当然，对此我们必不可有所指摘或施以苛责，这充其量算是作者的“当局者迷”，并由此显现出的情感冲动与创作趋同。

与上述一类作者相比，阮德胜先生显然是一个“旁观者”或“局外人”。诚然，单就民族文化的厚重感以及现实感而言，《额尔齐斯河少年》的确难以完全切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文化原貌和民俗风情，但至少能显现出阮德胜先生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况且，对于一部少数民族少年成长小说来讲，我们难道最渴求的是它能发挥文学之外的认知功用，最强调的是它的文化背景、民族风韵、地域色彩吗？答案显而易见，也更应重申：审美优先于认知。我们大可不必奢求一部以少数民族少年成长为题材的小说能够面面俱到，圆融无碍地化解一个又一个创作难题，当其略失之于文化意蕴营造等认知性要求，却又得之于美感特质生发等审美性标准时，我们仍应对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独特魅力予以充分肯定。不同于本是少数民族或成长于民族地区的作家，阮德胜先生以自己的采风感受和文化体验，通过一种“外来者”的视角结撰一个战乱年代边疆维吾尔族少年的成长故事，因为本就不存在少数民族的“情感羁绊”，故他的创作姿态相对平和。在他笔下，《额尔齐斯河少年》虽以苦意揭幕，但故事的展开却又充盈着清洌和回甘，并进而凝结并氤氲出一种维吾尔族少年奔放、热烈、健朗、昂扬的成长美感。当然，剖析这一美感的纹路和内理，必然绕不开作者以最大限度的才情进行浇灌的这片自然之地——额尔齐斯河流经的可可托海。

我们应怎样述说可可托海？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且为国家工业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之功的地域，或许它的自我传记中，“史”的标榜要远大于“文”的修饰。面对可可托海，阮德胜先生虽仍是采用了成人的立场，借莫洛斯耶维奇、沙吾提·谢木谢尔、魏家国等人的话语赞颂着这片滋育了各民族同胞的伟大之地，但更多情况下，他仍是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去打量、观察、理解它。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可可托海的崇山、碧水、薄云、湖泊、白桦、冷杉、奇石、断崖总是以最为本真的一面示众，它们毫不吝惜对世代居于此之人的自然馈赠，也毫无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河流封冻、白桦凋敝、冰凌成汛、大雪漫野、草原枯萎可能就是一个昼夜甚至一个瞬间就能幻化出的自然之象。沙迪克江·沙吾提、阿依古丽·铁木尔、吐尔迪·托合提以及无数成长于此的少数民族少年无疑是幸福的，因为可可托海无时无刻不在接纳着他们的烂漫与洒脱、奔放与明朗。可能在外人看来，例如在俄罗斯勘测队的眼中，可可托海的价值是它作为蓝绿色流动宝石带的矿产资源，但在每一个可可托海人眼中，这片土地的意义已经远超“家园”“故乡”的意涵，而是融入了可可托海人的血脉基因中。小说到最后，沙迪克江·沙吾提为了远大理想前往布尔津码头，沿途的一路光景便是可可托海对一个经受住了苦难磨砺并迈入成人世界的少年的最奢华的激赏：“大雾散去，上游清澈的雪水用力驱赶着洪水，有一只雄鹰盯着青黄分明的水线在盘旋……他渴了，捧一口额尔齐斯河河水；他饿了，撕一块母亲烙的馕饼；他累了，找一块地方休息片刻……他翻过山峦，走过草原，瞠过河汊，越过壕沟……他顶着太阳，映着月光，接着风雨，裹着清凉……。”在沙迪克江·沙吾提他们的眼中，可可托海亦师亦亲亦知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情绪的宣泄、感觉的驰骋、思致的翻飞皆可付诸与可可托海的无距离对话中。也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可可托海的本真特质与少年们的纯真天性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榫，互相印照着彼此的坦诚与真挚。所以，小说中的可可托海，既是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一方美感的生发场，更是一处审美的建构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少年面对人世苦难而迸发出的人性光辉和精神能量在岁岁枯荣、季季更替的可可托海间，在冻而复开、开而复冻的额尔齐斯河中得到了最为赤诚、震烁、澎湃地表达和宣扬。

早先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往往存有主体精神虚弱和叙述软化的病象，因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常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疴疾：“身体的留念、情殇、在痛彻的自我审视中放弃自我精神的追寻和建构，心神的失措和行动的试错不断得到表现却显然缺少灵魂的冒险和强有力的自我成长精神。成长的主角主要是一个个观察者、忆念者和妥协者，最终几乎都通向“无力青年”的形象塑造，这也许就是中国式的人生情境所必然规约出的中国式的成长模式。”（施战军：《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时至今日，这种“无力青年”已成罕觏个例，还是渐趋蔓延扩散，想必难有定论。但若仅以《额尔齐斯河少年》视之，我们能够截然立论，小说中的维吾尔族少年沙迪克江·沙吾提虽是作者笔下经典的“中国式少年”，其受挫成长的路径也依然因循着“中国式的成长模式”，但他绝不可能成为“无力青年”，“放弃自我精神的追寻和建构”亦与他决然无涉，甚至是“相背而驰”。因为，这个成长于可可托海这片宛如童话之地的少年，恰是依恃着“强有力的自我成长精神”在长大成人的生命道路上阔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