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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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是地理和文化的，故乡是心灵和精神的。家乡存在于土地，故乡隐藏在心灵......”现如今当我再次读到刘亮程老师的这段话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肃南裕固族女作家董潇红。董老师是张掖加入省作协较早的作家之一，之前了解不多，大致一个月前，当我拿到她托人带给来的《骑神马的巴特尔》一书，大为吃惊，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职工，退休后仍能笔耕不辍，创作出这样一部“大部头”作品，这样的写作坚守并非热爱、喜欢之类的套话可以敷衍，实为我辈之楷模。
《礼记》记载孔子经常以六艺来教育青少年，作为裕固族作家、公安系统出身的董老师既能歌善舞，我想骑马射箭也不在话下，但是还能创作出这样一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叙事长诗，传统文化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她一个人几乎都占全了，同为文学爱好者的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甚至是嫉妒。最近工作之余，把该书囫囵吞枣般阅览了一遍，萌生几点肤浅的思考。
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下，一部能够深度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作品，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大门，《骑神马的巴特尔》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以裕固族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盖赛尔”为原型，收集大量裕固族民歌资料，潜心再创作的一部叙事长诗，为裕固族民歌传承和保护开辟了新的途径。它以裕固族英雄巴特尔的传说为蓝本，在作家董潇红的精心雕琢下，成为了展现裕固族历史文化、精神信仰与文学魅力的史诗长卷。当我们沉浸其中，不仅能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脉动，更能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辩证思考中，收获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
文化基因的溯源：在历史与传说中探寻裕固族的精神根脉。
裕固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融合与文化积淀的史诗。从文献中我们可知，裕固族族源主要是河西回鹘与元代进入河西的蒙古豳王家族及其部属融合而成，其形成地在敦煌和瓜州。这种多元的族源背景，造就了裕固族文化的丰富性。《骑神马的巴特尔》将故事置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让我们看到英雄巴特尔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裕固族先民的生活与信仰。
信仰真是太奇妙了，信仰和无信仰是人类本性中两个极端对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的主题，依部分文化学者所见，就是这个原则的斗争。“凡是信仰占统治地位、信仰是主导因素的时代，都充满了重大且丰富多彩的事件，值得永远记住......”英国文学史家托马斯.卡莱尔在《卡莱尔文学讲演集》中对这个观点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信仰方面，裕固族先民曾信仰萨满教、摩尼教、佛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的并存与演变在故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在故事的神秘元素中得到体现，那些关于神赐、超自然力量的描写，正是裕固族先民对世界认知的艺术化表达。而祭“俄博”的习俗，作为自然崇拜的遗迹，也在故事的精神内核中有所映射，它体现的是裕固族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敬畏与祈愿，这种信仰力量支撑着巴特尔的英雄行为，也构成了故事的精神底色。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裕固族曾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回鹘文，它记录了大量的文学、世俗作品以及宗教经典。虽然如今裕固族文字失传，但《骑神马的巴特尔》在叙事中所展现的语言韵律，如押头韵的诗歌式表述，与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诗歌特征一脉相承。这让我们看到，即便文字失传，文化的基因仍通过口头文学的形式在传说中延续，巴特尔的故事正是这种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它是裕固族“活”的文化遗产，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
文学魅力的解构：在传说与创作中品鉴史诗的艺术张力。
《骑神马的巴特尔》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民间口头文学的忠实传承与艺术升华。裕固族民间故事以口头创作、口传心授的方式存在，巴特尔的传说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与演绎，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作家董潇红在整理创作时，力求保持故事的“原汁原味”，同时又以其较为深厚的诗词功底和文学素养，将其转化为书面文学的精品。
从叙事结构来看，故事采用了史诗般的宏大架构。巴特尔从诞生、成长到历经磨难、成就英雄伟业，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这种结构既符合民间史诗的传统范式，又融入了作者的创新，比如对巴特尔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让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在叙事语言上，作品大量采用了裕固族民间文学的韵文形式，押头韵的表述方式铿锵有力，富有音乐性，读来朗朗上口，仿佛能听到裕固族艺人在草原上说唱的韵律，这种语言风格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极具特色。巴特尔作为英雄主角，既有超凡的神力与勇气，又有普通人的情感与挣扎，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让人物避免了扁平化，更具真实感与亲和力。而故事中的其他角色，如他的爱人、敌人、神灵等，也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人物群像。此外，作品中还融入了大量裕固族的民俗元素，如服饰、饮食、节庆等，这些细节描写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更让读者得以一窥裕固族的生活图景，增强了故事的文化真实性。
传承价值的深思：在保护与创新中展望民族文化的未来。
《骑神马的巴特尔》的出版与传播，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它让我们看到了民间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像巴特尔这样的传说，是裕固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智慧。然而当下许多民间文化正面临失传的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作家董潇红的创作，如同为这些文化遗产打上了“防腐剂”，让它们得以在新的时代继续发光发热。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遗产，必须采取积极的抢救性保护措施，通过记录、整理、出版、展演等多种方式，使其“活”在当下。
另一方面，作品也展现了文化创新的势在必行。作家董潇红并非简单地复制民间传说，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她完善故事情节，丰富叙事手法，提升了故事的文学性与可读性，使它能够被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接受。这说明，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在创新中发展。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的文学手法、传播媒介，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将巴特尔的故事改编成影视作品、动漫、舞台剧等，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裕固族文化，从而扩大其影响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骑神马的巴特尔》的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交流，能够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激发他们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中华民族一家亲，对于读者来说，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能够深入了解裕固族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学会尊重、包容不同的文化，推动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骑神马的巴特尔》这样的作品，正是促进文化交流、构建文化认同的桥梁。
《骑神马的巴特尔》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裕固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沧桑与精神追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为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为其优美的语言韵律所感染，更被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所震撼。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座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去珍惜。同时，它也为我们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唯有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才能让民族文化在时代的浪潮中永葆生机，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作家董潇红以其执着的精神与精湛的技艺，为我们奉献了这份文化厚礼。而我们每一位读者，都应持续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份感动与思考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价值和大背景下，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