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问缘

《西厢记》问缘

读过《西厢记》，一种感觉就好像走进一座迷人的语言艺术宝库，觉得异彩纷呈，目不暇给，如珠似玉，叹为观止。这部剧作包涵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而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研究《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明朝初年著名戏曲评论家朱权称《西厢记》：“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作者王实甫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其作品全面地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并将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文采璀灿的元曲词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所谓“文采派”的最杰出的代表。《西厢记》语言的文采性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结果。《西厢记》文采璀灿的语言特色，绝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砌词藻，雕琢造作，使人晦涩费解。全剧语言华美秀丽而流畅自然，达到“清水出英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这是同时代以及其他著名戏曲作者所不能企及的。《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部杰作，它诞生于盛产戏曲的元代，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和精湛优美的艺术性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喜爱。作品里描写的崔张爱情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它那璀灿优美的语言艺术，更令历代各阶层人士，包括自视甚高的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扼腕赞叹不已。《西厢记》是中国著名的民间传奇故事，唐贞元间书生张珙，在普救寺邂逅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发生爱情。时河桥守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崔夫人当众许愿，有退得贼兵者以莺莺许之，张珙驰函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发兵解围。可是，崔夫人嫌张贫寒而赖婚，张珙相思成疾。莺莺在侍婢红娘撮合下，夜奔西厢探慰张珙。事为崔夫人发觉，拷问红娘，红娘据实以告。夫人不得已而将莺莺许配张珙，但又借口不招白衣女婿，迫张上京赶考，莺莺与张珙满怀离愁而别。莺莺空守西厢，思嬉戏君心切，和红娘一道耐心苦等。张生终于中了状元，衣锦荣归，和莺莺团圆。

在《西厢记》里面俯拾皆是，真是美不胜收。正是这些“词句警人，余香满口”的艺术化语言，使《西厢记》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成为一部百代称誉的诗剧。说到诗与词，若数词句华美、文采璀灿莫过唐诗宋词。显然，作者对唐诗宋词的喜爱，使他不仅乐于在剧作中采用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乐于化用这些诗词当中的经典名句，使之贴合剧中的人物，感情及环境，从而使这部剧作亦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璀灿文采。《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地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西厢记》语言艺术的文采性古典戏曲发展到元代，可以说是迈上了一个高峰，唐诗宋词元曲，世人皆言，说明元曲与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代表一个朝代的珍品，这与其语言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这些有丰富修辞技巧的曲词，使人感到《西厢记》这部剧作语言的精美，作品风格饱满醇厚。

《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写的传奇文，正是短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 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 ——‘尤物’。”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西厢》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王实甫《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体制，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体制，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彼此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显然有很多董解元版本的影子，可以说一脉相承。没有董解元《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实甫《西厢》了，这就使董解元《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王西厢”这位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人士，用的写意手法，而且写得很美，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是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代王骥德《曲律·杂论三十九》说：“古戏必以《西厢》称首。”  

《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巨大，它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生命力特别强。无论是古老剧种、新兴剧种、大剧种、小剧种皆有本戏或折戏被搬上舞台。《红楼梦》中借鉴了大量《西厢记》的描写手法，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故有“第二西厢”之说，为此《西厢记》和《红楼梦》则被誉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与伦比的“双璧之作”，其文学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无人出其左右。《西厢记》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渐得各国研究家的正确评价。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日本河竹登志夫的《戏剧概论》将《西厢记》和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并列为世界古典三大名剧，则从更广阔的世界戏剧史的高度，给《西厢记》以精当的评价。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  “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