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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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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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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的上海小校场年画

稀少的上海小校场年画

近几年,我几次注视了有些媒体发表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声明。我以前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实用美术班上课时曾画过好几个年画,并且啃完了一本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书,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来源,这本书中介绍了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中国四大年画,但是没有出现过上海小校场年画。因此,我很少了解上海小校场年画。后来,我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搜查一下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历史背景。渐渐间,我终于弄清了上海小校场年画的诞生。不为人知的小校场年画虽然与中国四大年画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年画齐名,但是长期以来被岁月湮没,一下子成为憾事。清末期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这儿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上海小校场年画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并自然产生了诸多和其他各地传统年画不同的地方。上海小校场收藏仅千幅左右的年画存世量十分稀少,在所有年画中时间算是最晚,其存世量却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最少的,所以小校场年画留存时间并不长。清代末年以后,上海原有的小校场木版年画已逐渐被新崛起的“月份牌”画所取代,嬗变出上海年画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从民国开始衰落的上海年画以后,如今想找到一位传承人可谓天方夜谭了。

道光年间,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桃花坞画商在小校场设摊下来,名叫项燿,曾开过一家飞云阁的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落户上海,在城南小校场经营年画,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从此开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小校场风格”。这些年画多取材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迎合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充满了大都市平民的生活气息,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上海小校场保持年画的传统内俗特点,注重反映文化科技及时事新闻等内容,人物造型和构图特点都突破了传统年画程式化的弊病,绘图设色更是一反传统的大红大绿,采用浅红、淡绿诸色,体现了近代大都市平民的审美意趣。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直到光绪年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众多画店笺铺林立其间,形成了小校场“年画街”,小校场年画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光绪末年,有人撰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呈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堪称清末上海年画销售实景的写照。

在中国各地传统年画中,上海小校场年画因其迥异于各地出品的鲜明特色而深受关注,题材广博,制作精细,手法斑斓,地域风格多彩,人文蕴含深刻,极具文献、文物价值。小校场年画的繁盛期距今虽仅100余年之历史,其消亡速度却十分惊人,至20世纪中期已难觅踪迹。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在晚清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仅约30年的时间就迅速走向衰落,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原因很多,众说纷纭。我惊讶地发现,中国传统年画在上海得到了很大发展,最终也在上海消亡。尤其难得的是,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小校场年画的雕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上海的一些民间收藏家,收藏年画数量也不少,但基本都是民国期间的石印和胶印年画,很少看到有真正早期的小校场木版年画。上海迄今没有关于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专著问世,散篇的研究论文为数也不多,且少有对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研究也缺乏深度,缺少新意。此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缺少调查,种种疑团至今难解。上海小校场年画在中国各年画产地中很可能是仅有的,这不能不让我感慨万分。

现在,我欣慰地得知了上海小校场年画展暨《中国木板年画集成 —— 上海小校场卷》首发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题材涵盖时事风情、年节吉庆、闺房仕女和戏曲故事,这个作为传统年画最后一个繁荣阶段的代表 —— 上海小校场年画在中国木板年画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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