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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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重新游逛山阴路，希望搜寻山阴路的点点滴滴，缓慢地随着怀旧的情绪日渐浓郁，但却慢得像是在梦幻之中。我的记忆恍如隔世，情愫出于别样，追忆童年的往事，简直是欲说还休。这条说不尽的山阴路历尽了很多岁月的沧桑，给我留下了很多的记忆。我这样漫游山阴路，身临其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气息。经历这样一个记忆，才能真正找到了纯粹的感觉。
1973年11月下旬，我们举家搬迁山阴路的尾处，那一尾处的街名叫祥德路，据说那里路后边曾经是大片的菜地，后来改建了一座新房。那座只有五层的新房所其中的四层就是我们的住房，在山阴路与祥德路的边界里从此开始迎来了新的生活。山阴路边界其实连接支路，那些地方遍布着不少弄堂，看来比较出色，两侧的弄堂由一块块成片开发的住宅构成，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的住宅建筑。那些弄堂建筑与绿化环境搭得不错，特别是因为山阴路上曾经居住过的文学奠基人鲁迅、不少名人的故居。可以说，山阴路是一处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馆”。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我到那几条弄堂里走了几圈，几乎走遍了山阴路的每一条里弄，那是每一条静谧整洁的小路，没有一辆接一辆的公交车，甚至没有呼啸而过的大型货车。山阴路两旁的树林开得很盛，枝繁叶茂，走在路上的行人赏心悦目。太阳常常照耀，那里总是寂静异常。我正值学生时代,天天上学，天天放学，来来往往，路过山阴路，对这条路两旁洋楼产生了初次好奇心，时间很长了，变得不再也多看了。那儿两旁弄堂呈现出红瓦绿檐的楼房鳞次栉比，层次丰富。别墅前的花园绿草如茵，令人韵味。我天天路过那里，偶尔抬头一看，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远望寂静的屋脊，显得格外的深沉。在颜色更替的树枝之间一切都显得若隐若现，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当时，那里南有四川北路，可触及商业的便利和都市的繁华；北接大连西路郊野，可享受清新空气和乡野之趣。周围是一片寂静，远处是嘈杂声。我天天朝周围环视一下，立即被吸引的是那些屋顶上装有双坡老虎窗、屋檐装有三角形双坡山墙、二或三层落地钢窗外面挑出栏杆的阳台，看上去十分精致。整个花园里种满花花草草，除了我熟悉的花儿，但更有许多令人无法弄清名字的花草。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逢秋天，我曾经多次走在秋意渐浓的山阴路上，一排排高大的梧桐下面铺着一层金色落叶，这些缤纷掉落的金色树叶实在好看，让落叶逐渐堆积起来，自然形成好像厚厚的一层地毯。在山阴路两旁洋楼建筑掩映下，犹如一幅天然色油画。山阴路依旧窄窄的，很有些年头的梧桐斜斜地撑着天空，枝叶恣意地纠葛在一起，弥漫着一片浓秋。马路两旁看不见什么气势逼人的大商厦，只是零星散落些小铺子，出售那些杂货。那儿路边已有老人闲闲地坐着、散步、抽烟、聊天……
1985年12月底，我们举家又搬迁曲阳路的新地方了，我怀有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十二年久留的山阴路。关于山阴路的前世今生，可惜我知之甚少。究其缘由，因为是那个年代出现了没有网络的报纸杂志，无法提供完整的资料。
这次，我这样重游山阴路，怀旧情愫更加丰盈，像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写出一篇堪称绝唱而情恳意恻的《思旧赋》赋一样做了怀旧式的散步。我从喧闹浮躁的四川路拐进寂寞无声的山阴路，感到环境倒错的冲突风景，仿佛从繁华的城市走进了寂寞的古镇，令人晕头转向。我远眺一下，从四川北路的底街拐进山阴路的头衔，那里有了西洋公寓式的山阴大楼、四达里、恒丰里等高墙深院的石库门，屋内十分阴暗，一切都死一般的静，好像无从知道。大陆新村、文华别墅等也有了小花园的新式花园里弄以及独立花园洋房，还有那些属于新式里弄的留青小筑、松云别墅、东照里，更是令人罕见的面对面背靠背的联体建筑，显露简洁与繁复、简朴与奢华的区别。一条山阴路曾显露过那种清纯的美、宁静安详却也风姿绰约，集中了如此丰富的建筑样式和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却是其他道路难以与其媲美的，使得许多专家学者都赞叹不已。
最近几年，弄堂里的住户纷纷破墙开店，腾出了杂货店、饮食店、水果店、服装店、理发店、南货店、房产店、打字店等，随着小型超市、食品店、花鸟店、宠物店等先后出现了，简直是五花八门、鳞次栉比，那里叫卖声、吵嚷声，此起彼伏，传出了一句调皮话：“老底子额么事，小辰光的味道。”这句调皮话，值得回味。打游击的各式地摊，把这条山阴路的交通要道塞得满满当当、举步维艰。我看了这儿情景，不禁十分吃惊。
短短数百米的山阴路上，居住在那儿的居民的日常生活确实便利了许多，但是看不见的是原先的整洁与宁静，一阵嘈杂声过去，接着是另一阵嘈杂声。商店不仅开在马路两边，甚至还开进了狭窄的弄堂里，就连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也开出了两家照相和设计的小店…… 黑色的花园铸铁门上涂满了花里胡哨的颜色，与鲁迅故居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打破了山阴路保持了几十年的静谧，犹如一件件精美绝妙的瓷器被打破了后，无论怎样修补也终难达到完美无暇的境界。我回过头去，远望了商人有节奏的叫卖声、狗叫声…… 各种嘈杂声在四面响起，嘈杂声升起，盖住了整洁与宁静。我看见这种情景，再三叹息，山阴路不再也复归平静了。
许多房屋也都多次换了主人，而其他很多则几乎被湮没和遗忘，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网络时代发达了，那么无所不包的资料网络里传出了山阴路的来源，这条路上最值得回味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在网上终于热传一下，一下子激活了我的回忆。我在百度网页上查出来，才追寻了山阴路的真人真事。
我站在山阴路，凝神一望，那儿路边两旁显出那些形态各异的洋楼，里面历史的传奇俯拾即是，散发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氛。四川北路的路口是当年的内山书店，可惜如今已成为工商银行，只在墙壁上挂了块牌子，标明这里曾是鲁迅经常光顾的地方，内山完造这个名字也因了鲁迅而家喻户晓。
山阴路132弄9号，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曾经居住于此，反映了当时鲁迅全家的生活状况。鲁迅在此写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并编辑了《译文》杂志，翻译了《死魂灵》、《表》等作品，还编辑整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鲁迅致电祝贺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初还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事情。我站在鲁迅纪念馆里，凝视着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朝南窗下放着书桌和陈旧的藤椅。鲁迅当年身伏书桌，写出了许多叫敌人胆颤心惊的文章。他在藤椅上沉思，许多杂文就在这里诞生。1936年，鲁迅重病缠身，仍然坚持写作。后来，鲁迅在这张铁床上不幸逝世。梳妆台上挂着一个旧时的日历牌，日历撕到1936年10月19日那一天。台上的闹钟，指针对着5点25分，这些珍贵的物件成为人们永久的纪念。
瞿秋白故居坐落在鲁迅故居对面的一条弄堂“东照里”里，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破坏，曾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经常转移住处。东照里的住处是鲁迅亲自寄托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为秋白夫妇租下的。在瞿秋白居住的三个月里，鲁迅几乎天天去看望他们，而瞿秋白则在这里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写作，这里成了瞿秋白和鲁迅深厚友谊的历史见证地。
1933年鲁迅和内山完造举办第二次“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会场就设在山阴路千爱里。现代木刻画展览会与木刻讲习会会址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它的意义却很大。鲁迅开始收集世界各国的版画作品，推动国内木刻艺术的发展。在内山完造建议下，两人合作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德国、苏联、捷克、阿拉伯、荷兰、匈牙利等国木刻作品64幅，其中苏联作品33幅，德国作品25幅。较为著名的作品有苏联《铁流》插图、《1917年10月》和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的《自画像》等。
山阴路145弄，原名花园里，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那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尾崎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且与鲁迅有过晤面，这是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经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他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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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那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四•一二”政变后，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如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这样叛变，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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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庄斜对面292号是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堪居山阴路之首。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也是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和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一个为上海人民建立功勋的人物曾经居住在山阴路，他就是刘昌义。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凇沪警备区总司令汤恩伯兵败逃往台湾后，刘昌义遂率部起义，减少了解放上海的周折，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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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6号，原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曾联松同志，曾经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上海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委员。1949年全国政协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曾联松从报上获知后设计了“五星布成椭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人们或许会这样想吧：如此高水平的巧妙设计，一定出自一位闻名遐迩、才华横溢的美术大师之手吧？其实不然，曾联松为设计国旗图案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似痴如迷。因为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于是，曾联松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众星拱北斗。曾联松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最后设计了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包括四个阶级即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象征广大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象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曾联松这样成功设计了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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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1958年的大跃进曾经使得原本幽静的山阴路也开始热火朝天起来。那时，全民动员消灭麻雀，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有停留歇息的机会。然后，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则拿着脸盆锅盖，一边敲击一边叫嚷，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而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尽管只是“破四旧”，但是山阴路上的许多住户已开始人心惶惶，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嗅出了危险的气味。于是，许多人不等革命小将打上门来，就开始自我革命了。有些人把家里珍藏多年的胶木唱片砸了，把圣经佛经可兰经撕了；有些人通宵达旦清理自家的书柜，将一些疑是“四旧”甚至“反动”的书籍撕碎了扔进弄堂口的垃圾桶。当年的垃圾桶都很小，而且是几条弄堂合用，扔的人多了，垃圾桶一会就填满了，将周围地上也堆得满满当当。这立即引起了革命小将和居委会干部的警惕，于是居委会派专人把守垃圾桶，意在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山阴路沿街的墙壁上都被大字报盖满了，大字报白底黑字，人名都被红墨水打上“X”。不久，大字报还不断向“纵深”发展，一直贴到弄堂里面的墙上，以及“牛鬼蛇神”的家门口，有些还配有极尽丑化的漫画。接着便是大规模的抄家，开进那些看上去比较高档的花园洋房和花园里弄，几乎是挨门挨户地上门抄家。规格最高的抄家是造反派开着卡车来，车上放着锣鼓家什，狂热的红卫兵穿着当年最时髦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间则是一条赫色的宽皮带，最醒目的当然还是手臂上那条印着三个黄色毛体“红卫兵”的袖章了。一路上，锣鼓震天，高音喇叭里由领头的红卫兵喊着口号：“打倒XXX！”、“把XXX楸出来！”、“XXX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等…… 最常见的抄家就是一队臂戴红袖章的人，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进入谁家屋里说抄就抄。而遭遇抄家的家庭，早已如惊弓之鸟，谁也不敢多问一句。
文革终于结束了，山阴路复归这样的平静。
……
弄堂里居民们见面都客客气气的，说话声音也都轻声轻气的。有时候，在拆除违章建筑中，曾几次发生过面红耳赤而剑拔弩张的场面。
这些具有历史风貌的建筑、名人旧居大部分仍然由普通市民居住，在恢复历史原貌、改建的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做细做深工作的同时，兼顾群众利益，恢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风貌，使原来的历史面貌得以“显山露水”。
所以，我对山阴路依然是剪不断的情藕断丝连。
2004年3月
